? The Good Men Project

利維坦按：

我覺得這篇文章說中了要害：如果說韓國、日本等亞洲國家生育率下降有其局部環境的原因，那么這就無法解釋全球富裕國家普遍生育率下降的現象，從歸因上來說，這背后似乎存在超越文化的原因。

以歐洲和美國嬰兒潮世代來說，他們的誕生建立在經濟迅速騰飛、娛樂消費升級、文化蒸蒸日上、教育普及、福利制度日漸完善的時代背景下，用樂觀積極，充滿信心來形容那一代人的父母，并不過分。

然而，時過境遷，放眼全球，當代年輕人正處在一個動蕩加劇的時代，焦慮和抑郁反而成為了常態——這種不確定性，成為了唯一的確定。這使得很多人在對生育孩子的問題上，持十分謹慎悲觀的態度。

所謂的生育危機已廣為人知：近20年來，美國的生育率一直呈下降趨勢，其他富裕國家也面臨同樣的情況。在那些提出扭轉這一趨勢的解決方案中，傳統觀點認為，只要政府向父母提供更多經濟支持，生育率就會再次上升。

但，如果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呢？

1960年，美國女性平均生育3.6個孩子，而到了2023年，總生育率（女性一生中預期生育的平均孩子數）降至1.62[1]，創歷史新低，遠低于2.1的人口替代率（人口替代率是為使一個國家或某個區域在人口上出生與死亡達到某種相對的平衡而產生的一個比率，即每個女性平均生小孩的個數，去扭轉失調或保持平衡狀態。編者注）。與此同時，無子女率正在上升：2018年，超過1/7的40至44歲女性沒有親生子女，而1976年這一比例僅為1/10。

? The New York Times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新報告顯示[2]，2018年至2023年間，50歲以下的美國成年人中表示他們不太可能生孩子的比例上升了10個百分點，達到了47%。在美國主流話語中，這些趨勢的解釋往往集中在經濟壓力上：人們因為高昂的育兒成本、缺乏育兒假期，以及母親面臨的工資處罰而決定不生孩子。一些政策制定者（以及關心此問題的公民）建議，昂貴的政府干預措施或許可以改變人們的想法。

然而，來自世界其他地區的數據——包括那些擁有慷慨家庭政策國家的數據，卻顯示情況并非如此。如今，除以色列外，所有經合組織（OECD）國家的生育率都低于替代水平，而且在過去10年中，生育率的下降速度超過了人口學家的預期。2022年，歐盟國家的平均生育率為1.46[3]；2023年，韓國的生育率為0.72，為世界最低[4]。

韓國出臺了一系列鼓勵生育的財政補貼政策，來提振該國長期以來的低出生率。? Raphael Rashid

韓國在過去16年里，花費了超過2000億美元用于提高生育率的政策，包括為父母提供月津貼、擴大育兒假和補貼產前護理——但在此期間，韓國的總生育率下降了25%。法國在家庭支出中所占GDP的比例高于任何其他經合組織成員國，但去年法國的出生人數達到了二戰以來的最低水平。

即使是擁有長期福利體系、托兒保障和延長育兒假政策的北歐國家，也在經歷急劇的生育率下降。

政策轉變讓父母的生活更輕松、花費更少，這本身值得鼓勵。但到目前為止，這種改善并沒有改變大多數國家的低生育率。這表明，人們不生孩子還有另一個未被深入討論的原因——我相信，這個原因與政策關系不大，而與人類深層次、但無法量化的需求息息相關。

這個需求就是意義感。

在試圖解開生育謎題時，思想家們曾提到人們對財務、氣候變化、政治不穩定甚至潛在戰爭的擔憂。但是，在仔細聆聽人們的故事時，我察覺到了一個更廣泛的不確定性——關于生命的價值和存在的理由。

現在這一代年輕人似乎對自己的人生，以及人類整體的走向都不完全確定，更不用說為什么要孩子了。可能對于很多人來說，在缺乏明確意義感的情況下，生孩子所帶給他們的挑戰或許超出了政府提供的任何補貼。

日本的總生育率已連續八年下降，這一數據對該國的未來有著深遠的影響。2023年，日本女性一生預計生育的子女數下降至1.20個。在東京，這一數字甚至更低，僅為0.99個。? www3.nhk.or.jp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爾（Gary Becker）在上世紀60年代的家庭經濟學研究中提出過一個理論，即家庭決策（包括生育選擇）可以用經濟學的視角來分析。更具體地說，孩子可以類比為房屋或汽車等商品；父母擁有的孩子數量與他們能夠負擔的時間和金錢有關。

按照這種邏輯，降低商品價格（通過補貼、重返職場保障和其他財務誘因來擴大家庭預算）應該足以促使父母生育更多孩子。

各國政府在推出鼓勵生育政策時普遍遵循了這一假設。但最近有兩本新書探討了人們生或不生孩子的原因，它們對這一問題的探討視角與此前截然不同，表明貝克爾的理論是有缺陷的。

? National Catholic Register

在《漢娜的孩子：默默抗拒生育不足的女性》（Hannah’s Children: The Women Quietly Defying the Birth Dearth）一書中，經濟學家、身為八個孩子的天主教信徒母親凱瑟琳·露絲·帕卡盧克（Catherine Ruth Pakaluk）采訪了來自美國各地的55名有五個或五個以上孩子的女性——她的研究是一項定性研究，研究對象是那些樂于擺脫低生育率標準的美國人。作者和她那些不尋常的受訪者（只有大約5%的美國母親有五個或五個以上的孩子）之間有著深刻的共識：孩子是無可挑剔的財富，養育孩子是一項充滿積極意義的活動。

然后是那些不那么確定的人。

在《孩子有什么用？關于矛盾與選擇》（What Are Children For? On Ambivalence and Choice）一書中，學者兼《觀點》（The Point）雜志編輯阿納斯塔西婭·伯格（Anastasia Berg）和同一雜志的編輯雷切爾·懷斯曼（Rachel Wiseman）通過文學、哲學和反出生主義文本，探討了孩子是否值得生的問題。這個決定被描述為“令人麻痹”和“引發焦慮”，需要小心應對（盡管作者們最終找到了個人的清晰答案）。

阿納斯塔西婭·伯格（右）和雷切爾·懷斯曼。? Seminary Co-op Bookstores

但他們的書在一個方面驚人地呼應了帕卡盧克的觀點：兩部作品都認為，當前鼓勵人們生孩子的政策缺少一個關鍵因素。

“盡管經濟學可能很有吸引力，可以緩解人們對生孩子的矛盾心理，但它充其量也只能解決部分問題，”伯格和懷斯曼寫道。帕卡盧克觀察到，“現金獎勵和減稅不會說服人們放棄他們現有的生活。人們會為了上帝、為了家庭、為了未來的孩子而這樣做。”換句話說，無論多少金錢或社會支持，都無法激勵人們生孩子——除非有某種更深層次的確信，讓他們覺得這樣做是有意義的。

從許多方面看，這種確信已經變得不可捉摸。

事實上，伯格和懷斯曼著重探討了其反面：對生育的焦慮——擔心生孩子是否是件好事，或者這是否是一種強加的選擇，這個決定可能會剝奪一個人的個人成就，甚至從長遠來看，會讓世界變得更糟——例如，導致氣候變化、人口過剩或性別規范倒退。她們寫道：“成為父母可能看起來不像是一種積極轉變，而更像是跳下了懸崖。”

作者談到了年輕人推遲或放棄生孩子的常見原因——經濟焦慮、難以找到合適的伴侶、擔心生孩子與事業不兼容——但他們將這些描述為“外在因素”，而不是核心問題。她們的一位受訪者指出，如果錢不是問題，她對生孩子這個話題“至少是中立的態度”，但和積極態度還有段距離。

相反，更深層次的擔憂浮現出來，指向近幾代人失去了穩定的自信，或者缺乏一個可能幫助引導人們走向“美好”生活的總體框架（宗教或其他）。“無論舊框架是什么，似乎都不再適用，”伯格和懷斯曼寫道，“而新框架幾乎沒有給我們提供任何答案。”

帕卡盧克書中母親們對生育的態度遠沒有那么模棱兩可。正如一位母親告訴她的那樣，“我只需要相信這一切都是有目的的。”她的受訪者信奉天意，而她們的宗教信仰往往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母親相信，即使沒有最好的生活條件，她們的孩子也能茁壯成長，家庭成員可以互相幫助，經濟和其他壓力可以自行解決。

盡管存在明顯的擔憂——受訪者表達了對保持身體健康、職業地位和身份的擔憂——但這些擔憂并不是決定性的。六個孩子的母親安（Ann）告訴帕卡盧克，她并不覺得“有義務”擁有一個大家庭，但她認為“比起旅行和事業，多生孩子更是一種祝福……或者說是一種更大的善。”

? Business Insider

這看似一個簡單的主張，卻強化了這樣一種觀念：即，如果人們要生孩子，他們需要的不僅僅是對人類生命價值的直覺。伯格和懷斯曼提出：“不僅是善的可能性，更是善的現實性，推動了我們最深切的愿望，確保人類的未來。”然而，我們生活在一個即使那些對生育充滿信心的人，有時也會受到質疑的時代。在某些圈子里，宣稱為人父母可能是一種積極的經歷甚至會顯得有些不合時宜。“要斷言自己生活的美好，就有冒著被認為是特權階層或無可救藥的天真的風險。”作者寫道。

與此相對的是漢娜的態度，這位有七個孩子的母親告訴帕卡盧克，每個新生孩子“都為家庭和世界帶來了好處”。她和其他母親展示了當意義被深深內化時會發生什么：通常會有更多的孩子——而且據這些女性所說，孩子們也帶來了快樂。

當然，快樂是任何政策都難以承諾的事情。政府機構依靠統計數據——收入、年齡、“生產力”——來為干預措施提供依據，并傾向于忽視無法量化的因素。諸如目標感、歸屬感和愛的無形激勵，似乎并不總是理性可以囊括的。

正如羅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在1968年被暗殺前不到三個月在堪薩斯大學的一次演講中所說：

“國民生產總值無法衡量我們孩子的健康、教育質量或玩耍的樂趣……它既不能衡量我們的智慧和勇氣，也無法衡量我們的學識與同情心，以及對國家的忠誠；簡而言之，它衡量一切，除了那些讓生活有價值的東西。”

肯尼迪本質上是在敦促美國人追求意義，并表示只有這樣做，他們才有勇氣與絕望作斗爭。但“意義”并不是政府能夠輕易提供的東西；它往往源于在面對不良危機（戰爭、流行病）時團結一致，或源于許多人不再認同的廣泛執行的規范（宗教、文化）。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以色列能夠逆低出生率趨勢而行：宗教教義“生養眾多”[be fruitful and multiply]是該國文化中公認的一部分，生育被視為對集體目標的貢獻。）

從政治上看，指向那些沒有簡單解決方案的抽象概念幾乎沒有什么好處，往往還會帶來顯著的負面影響。如果出生率下降是由于意義的喪失所致，那么問題就變成了是否存在任何基于政府的解決方案來應對生育率下降。

那些在考慮是否要生孩子的人們，似乎在尋求一種確定性，即，生命是美好的，因此生命越多越好，而如果需要幫助時，幫助就會到來。政府決策可以幫助解決最后一部分。而前兩種保障——很可能只能從其他層面來獲得。

參考文獻：

[1]www.cdc.gov/nchs/data/vsrr/vsrr035.pdf

[2]www.pewresearch.org/social-trends/2024/07/25/the-experiences-of-u-s-adults-who-dont-have-children/

[3]ec.europa.eu/eurostat/statistics-explained/index.php?title=Fertility_statistics

[4]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south-koreas-fertility-rate-dropped-fresh-record-low-2023-2024-02-28/

文/Christine Emba

譯/Agent May

校對/tim

原文/www.theatlantic.com/family/archive/2024/08/fertility-crisis/679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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