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犯罪案件，針對《刑法》條文中的“累計計算”，到底該如何進行規范理解，在具體個案中仍會產生爭議。這種爭議，既可能源于立場的不同，也可能源于法益保護、犯罪形勢等諸多因素的考量。

文 | 朋禮松 律師

今年處理了一起毒品犯罪案件，目前已經結案。針對這個案件中出現的“累計計算”的理解問題，簡單作一番思考總結。

大概案情主要是行為人A與他人合伙出資，委托他人前往省外某市購買毒品（冰毒、依托咪酯），指控其至少參與四次，其中僅有一次的購毒數量超過10g。而且在案證據能證實，購毒目的均是為了自吸，購毒后也均是用于自吸（共同吸食人員較多）。此外，購毒的間隔期基本上達到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那案件的核心問題就在于——行為人A的行為定性以及對應的數量認定（確定量刑檔）。

先拋筆者的辯護觀點：關于定性， 行為人 A 作為托購者，因單次購毒（運輸）毒品數量未達到較大標準，不應認定其構成運輸毒品罪。 關于數量認定，總則中的 “ 累計計算 ”原則不應適用。

以下是我在一審辯護意見中的針對性闡述，簡要展示如下：

針對代購型毒品案件中托購者的行為定性分析，關乎著本案到底能不能認定A構成運輸毒品罪。對此，朋律師嘗試從兩個會議紀要（《武漢會議紀要》和《昆明會議紀要》）的角度展開分析。

咱們先看2015年《全國法院毒品犯罪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武漢會議紀要》）的規定：“ 行為人為吸毒者代購毒品，在運輸過程中被查獲，沒有證據證明托購者、代購者是為了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數量達到較大以上的，對托購者、代購者以運輸毒品罪的共犯論處。 ”

我們再看2023年《全國法院毒品案件審判工作會議紀要》（以下簡稱《昆明會議紀要》）的規定，“ 沒有證據證明代購者明知他人實施毒品犯罪而為其代購毒品，代購者亦未從中牟利，代購毒品數量達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的最低數量標準，代購者因購買、存儲毒品被查獲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處罰；因運輸毒品被查獲的，一般以運輸毒品罪定罪處罰。 ”

“ 吸毒者因購買、存儲毒品被查獲，沒有證據證明其有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的故意,毒品數量達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的最低數量標準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處罰。吸毒者因運輸毒品被查獲，沒有證據證明其有實施販賣毒品等其他犯罪的故意，毒品數量達到上述最低數量標準的，一般以運輸毒品罪定罪處罰。 ”

可見，《昆明會議紀要》在吸毒人員構成運輸毒品罪的條件上，使用的是“毒品數量達到上述最低數量標準的”定量要求，與《武漢會議紀要》的“毒品數量達到較大以上的”，屬于同等要求。所以，對于定量要求，兩個紀要在處理思路上是基本一致的。

其一，代購型毒品案件中，認定構成運輸毒品罪，需同時滿足“定性+定量”的入罪標準。根據前述條文表述，實則確定了“定性+定量”的入罪標準，即托購者、代購者構成運輸毒品罪，既需要滿足“行為人為吸毒者代購毒品，在運輸過程中被查獲”的定性條件，還要符合“ 毒品數量達到較大以上的 ”的定量條件。

而此處的“毒品數量達到較大以上的”，按照本案涉案毒品的種類（甲基苯丙胺），其對應的數量標準應為10g。而本案中，因其余多次犯罪事實中的涉案毒品數量均要扣除依托咪酯（當時未列管）的數量，僅有一次犯罪事實中甲基苯丙胺的數量超過了10g。

所以，即使本案符合了定性條件，也僅有單次代購毒品的數量達到了“毒品數量達到較大以上的”定量要求。所以，托購者在其余各次中不能構成運輸毒品罪。

其二，代購型下運輸毒品罪中定量要求的毒品數量，不應進行“多次累加”。對此，筆者并非單純為了自證辯護觀點的正確，而是給出了相應的論述分析。 我們都可以看到，紀要在代購型毒品案件中對非法持有毒品罪和運輸毒品罪中，均設置了定量要求。

為什么要這么設置？

其本質上就是考慮到托購者系吸毒人員的問題。因為代購者幫吸毒者購買并運輸代購毒品，本質上是從屬于吸毒者。所以，運輸代購毒品案件的處理思路，就跟吸毒者運輸毒品案件的處理思路保持了一致。即通過該相對明確的定量要求，將吸毒人員的“合理吸食量”確定了下來，避免在個案中因標準不一，而人為制造定罪量刑上的差異。

再按照《〈昆明會議紀要〉的理解與適用》的規定，在“以運輸毒品罪定罪處罰”前增加了“一般”二字，提醒裁判者對吸毒者運輸毒品的行為是否認定為運輸毒品罪，主要依據毒品數量是否超過較大標準（即合理吸食量）進行判斷，但為防止例外情況發生，也需要根據其實際目的、運輸距離、方式、起始地點、行程軌跡以及毒品被查獲時的具體情況等進行一定的實質判斷，增強了認定的靈活性和周延性?！?/p>

所以，本質上單次購買運輸毒品只有達到“毒品數量達到較大以上的”標準，才具備了適用運輸毒品罪的正當性。因為只有單次運輸的毒品數量超出了“合理吸食量”的范疇，運輸目的也就脫離了自我吸食的屬性，此時方能適用運輸毒品罪。如果單次運輸并沒有突破該“合理吸食量”，則表明仍處在自我吸食的合理范疇內，對吸毒人員的運輸行為就不應以運輸毒品罪論處，這也是《昆明會議紀要》直接突破《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一款之“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無論數量多少，都應當追究刑事責任，予以刑事處罰”規定，對吸毒人員超過“毒品數量達到較大以上的”標準的運輸行為才予以定罪處罰的根本所在。

而本案中，A的托購行為，是否超出了“合理吸食量”的范疇？從現有證據所能呈現的犯罪事實來看，其托購次數較少，個人每次托購的毒品數量也并不大，時間跨度上也完全符合自吸的特征。所以，從客觀實際來看，A的托購行為及其托購的毒品，并沒有超出個人“合理吸食量”的范疇。

其三，“累計計算”還會直接破壞該條款的入罪本義，突破“合理吸食量”在定罪上的門檻作用，亦有悖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

因為如果將單次的合理吸食數量，通過累計計算的方式認定超出了個人吸食目的，進而達成入罪目的，就是簡單粗暴的為了歸罪而歸罪，還無視了紀要在對吸毒者運輸行為進行出罪時，審慎考慮到的用于個人吸食的運輸目的，而且“累計計算”還會在個案中制造量刑懸殊，同樣也背離了《刑法》的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可惜的是，案件的裁判結果最終并未采納我的上述意見，但在量刑上基于立功情節給了當事人降檔處理。是的，這本就是一個爭議問題，我們基于各自的立場，作出不同的法律理解也是客觀允許的。

當然，從理論層面上來看，本案還可有其他不同的論證表述。而從唯結果論的角度來看，我的前述理解在此個案中未被采納，也可以說是不一定正確，故僅作辯護觀點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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