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強｜文

唐山燒烤街打人事件已過2年有余，此案影響之深之廣之惡可謂罄竹難書。未想，一石再起千層浪——此案當事民警陳志偉反水了。

陳志偉是當年的出警民警，可以說是唐山燒烤街打人案的第一見證者，事發后，他被以濫用職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年零1個月，其于去年7月刑滿恢復自由。

8月5日，陳志偉通過網絡視頻實名舉報，唐山市曹妃甸區辦案人員在處理唐山燒烤街打人事件時，采用違規審訊手段，獲取非法筆錄，且不如實記錄，對其強行定罪等問題。

根據陳志偉接受媒體采訪所述，他認為自己的出警時間與官方調查結論26分鐘有出入，他從接到出警指令到抵達現場用時大約10來分鐘，不存在主觀故意拖延的情況。

“這個警是我出的，他們是2:41分打電話報警，我是臨近3點才被通知到有這個警情，臨時安排讓我出警。當時我們值班的微信工作群在2點53分有人說‘順道喊下志偉’，那時還沒有人告訴我有這個警情，沒人命令我出警。”陳志偉說。

另一點讓陳志偉覺得與事實有出入的是關于最早接受央視采訪時所聲稱的“5分鐘出警時間”，他說6月11下午，他被通知說需要接受媒體采訪，采訪現場在路北區公安分局4樓的大會議室。“我到了現場之后，有新聞稿放在桌子上，就有人讓我熟悉下稿子內容。我看到這篇只有100多字的稿子里有一句話說我們在5分鐘到達現場。當時我就說，這個稿子我念不了，警是我出的，我用了10來分鐘，這稿子上5分鐘到現場，時間不對。”

按照陳志偉的說法，他當場提出的異議被一位市領導當場怒批，并被要求立即照著稿子念。

針對陳志偉的公開舉報，唐山方面在不到24小時內便組成了一個由市紀委、市公安局、市檢察院、市法院等部門組成的工作組，并于8月6日發布情況通報，全盤否認了陳志偉的指控。

唐山方面這則通報發布的速度之快超乎想象，事實上，通報中并未透露更多信息，只是簡要的敘述了判決的基本情況。而恰恰陳志偉質疑的就是當年判決所認定的部分事實。

其實，綜合媒體報道的內容和我當年所了解的一些情況，陳志偉所述的出警情況應當是可信的。這里面其實蘊含了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實際出警的延誤是不可更改的事實，但延誤的真實原因是什么？另一方面，出警后的處理確實存在處理不當，當然其中還存在違法的情況。

根據不可具名的消息源透露，燒烤街打人案發生后，轄區機場路派出所處于空崗狀態，空崗的原因是領導帶著人出去喝酒，而僅有的輔警不足以處理這起嚴重的事件，陳志偉當時并非處于值班狀態，他是作為唯一的正式民警被臨時從宿舍叫起參與到這起事件的處理當中。

按照警方的接警記錄中顯示，當晚2點41分至2點43分，至少有3人次報警，派警時間記錄為2點43分04秒，而隨后的催辦記錄中顯示，到3點00分42秒，仍未到達。

這個記錄其實與陳志偉提供的微信聊天記錄是基本符合的。遺憾的是，在庭審中，這些情況未獲得法院認可。

除了出警延誤的問題，另一個核心問題其實是出警后的處理，這是造成此案出現重大問題的關鍵。根據判決書記錄的一些情況，我們可以發現，出警后有陳繼志（主犯）和沈小俊最初是處在警方可控范圍內的，但最終警方未采取強制措施，導致陳繼志脫離控制，沈小俊與其他幾名犯罪嫌疑人駕車逃至江蘇連云港，我認為，警方在這一階段是存在嚴重瀆職行為的。

而出現這種情況，有兩個方面的因素，第一，警方對此案的初期判斷存在重大失誤，根據最初的接警記錄顯示，此案最初的定位是：警情類別，一般打架；警情級別，一般警情。從陳志偉接受媒體采訪的敘述中，也可以看到，在最初的調查中，警方認為這就是一般的酒后打架，并且確認了雙方可能認識，或有其他糾紛。這種判斷可能在客觀上使得警方對此案的重視程度并不高。第二個因素就涉嫌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了，根據判決書顯示的內容，時任長虹道警務站副站長的韓志勇在明知沈小俊是打人案的參與者之一，仍接受時任路北喬屯派出所副所長王志鵬的請托，最終韓志勇等人使用自己的數字身份證將此案立為行政案件，進而導致犯罪嫌疑人脫離警方控制并駕車逃離唐山。????????????????????????????????而陳繼志的逃離則有更高級別的警方人士幫助。

事發后他們也均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其中，唐山市路北區副區長、路北公安分局長局長馬愛軍判處有期徒刑12年；機場路派出所所長胡斌判處有期徒刑2年4個月；長虹道警務站副站長韓志勇判處有期徒刑2年7個月，光明里派出所原所長范立峰判處有期徒刑6年9個月。

其實，出現影響如此惡劣的重大輿情，相關責任人被從嚴從重處罰是符合我們的一般認知的。陳志偉作為帶隊的第一出警人，他就是冤與不冤？我個人的判斷，對他的處罰雖然重但并非不符合規定，即使有些事并非出于本意且他的整個處理過程均向領導匯報并執行了領導的命令，但終究是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影響，用最樸素的話去形容他——他是過于倒霉了。但我仍然認為，對他的處理，特別是后續的申訴，還是應當給予法律框架內公平、公正的對待。

就像他通過媒體所表達訴求：“希望更高級別的部門，比如說省委省政府成立一個獨立的調查組，針對我實名舉報的問題，包括案件事實認定，事實是什么，查清楚，到底是誰的責任，準確定責。”

回顧整個事件，我依然覺得這是一次本可以避免的二次輿情，其實，陳志偉的舉報我大約在今年年初就有耳聞，如果這段時間內唐山方面能夠及時處理他的合理訴求，或許他便不會采取如此極端的方式公開舉報。

不過，2年后再講此案，我覺得也有積極的一面，畢竟此案的詳細過程官方從未主動披露，也導致這兩年內有關此案的傳言和謠言一直不斷，借助陳志偉的這次公開舉報，讓更多的人能夠獲得當年更準確的信息并非壞事。

有消息稱，此次舉報事件，河北高層對唐山的處理非常不滿，也希望唐山方面能夠從此事件中汲取一些經驗和教訓，真正改變以往簡單粗暴的應對策略，應對重大輿情，關鍵在于公開，刪帖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鑒于很多人曾私信問起幾個受害女性的情況，我只能說，她們都獲得了相應的賠償，目前安全，只是鑒于她們的特殊身份可能不會再出來發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