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兩年,經常讀幾位法學教授的文章,學習知識,也為她們的勇氣鼓舞。
清華大學刑法學勞教授是其中一個。她目前在加拿大訪學,“是積攢了8年的學術年假”。我特別能夠理解她,因為她有時差,如果經常關注國內問題,會有一種時空顛倒的感覺,這不是自然狀態下的“留意”,而是有意識的“堅持”。
2019年1月,她寫了自己的第一篇公號文章,題目是《寫給人到中年的自己》,里面有我特別喜歡的話,“到遠方去……”“人到中年”,已經是最好大學的教授,“遠方”是什么,其實就是社會和公共領域。
從那時開始,她似乎有了一種公共發言的自覺,在很多事情上都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她已經抵達了足夠遠的地方,到了邊緣,也到了“危險”的地方。
法律和新聞兩個專業,有天然的公共性。新聞學教授們,都忙著寫論文,愿意公共發言的越來越少,他們研究新聞史、傳播學理論,而距離新聞實踐越來越遠——相信大部分新聞學教授,都沒登錄過公號后臺。
相比之下,法學教授更有社會責任感。他們的學生,大部分都走上了公檢法工作崗位,一部分成了律師。這關乎全社會的正義,所以,面對各種不公,教授們終究良心難安。
曾和一個派出所長有所交流。他說:你不要以為我無知,我是X大法學院畢業的,以前和你們報社的政法記者都是朋友呀——那時候,法律和新聞兩個“專業”,有過很多協作,充滿了希望。
追憶這些沒有意義,當下愿意進行公共表達的已經越來越少,尤其是大學教授,只剩下最后幾位了。
有時候公眾會失憶,而且沒有良心,感嘆“中國知識分子沒有骨氣”,其實這個社會上并不缺這樣的人,你又是如何對待知識分子呢?我對他們心存感激。如果不能向他們學習,至少不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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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聞出發,去哪里?怎么走?今天發這個,有一點悲哀。也許答案也是,“到遠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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