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6月15日，周總理抵達遼寧鐵嶺調研，這是周總理時隔52年重回鐵嶺，為此周總理一改往常，特地向中央申請，攜夫人鄧穎超同往。陪同周總理前往視察的鄧穎超對隨行人員說到：“總理早就想來鐵嶺，這是他的第二故鄉。”周總理語重心長地說：“我是第二次來到故鄉!”

周總理是北宋哲學家周敦頤（《愛蓮說》作者）第三十三代孫（周樹人即魯迅是第三十二代孫），其先祖周慶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定居浙江紹興（今紹興市越城區勞動路369號有“周恩來祖居”），其祖父輩又遷往江蘇淮安，今江蘇省淮安市淮安區駙馬巷有周恩來紀念館，周總理在12歲去鐵嶺前生活于此。

1898年3月5日，周總理出生于江蘇淮安，父親周貽能（后更名周劭綱），生母萬冬兒（家中排行十二）。周恩來在不滿一歲時，被過繼給叔父周貽淦和嬸母陳氏。其祖父周起魁初為師爺，后官至海州直隸州知州（今江蘇連云港市一帶），其外祖父萬青選官至淮安知府。后因祖父去世，家道中落，父親周劭綱遠走他鄉生計維艱。

1907年夏天，周恩來生母萬冬兒因肺結核去世。第二年7月，嗣母陳氏又被肺結核奪去了生命。此時父親在武漢任職員，由八嬸楊氏、乳母蔣氏撫養，此時周家可謂債臺高筑，以典當借債度日，周恩來失學在家。好在親族家人伸出了援手。

周恩來三伯父周濟渠（按周家譜系先取名貽德，后改名貽謙，再更名濟渠，號劼之），在妻兄錢能訓（時任奉天右參贊，官至北洋政府國務總理）的安排下，到鐵嶺任稅捐局主事，兼管鐵嶺的礦務。大伯父周貽賡（按按當時周家大門族排行老四，所以周恩來叫他四伯父，有時也叫大爺，與周恩來父親周貽能是同胞兄弟）借助周濟渠的姻親關系，在奉天（今遼寧省）度支司（相當于財政局）俸餉科任司書，無兒無女，遂寫信要周恩來隨自己在東北生活。

1909年秋，周恩來三伯父周濟渠奉命去湖北賑災，10月清廷詔示周濟渠在湖北賑災任內“捐加四品銜并指歸分省試用”。周貽賡就委托周濟渠這次南行時，能順道回淮安老家看看，去東門外祖塋地祭祀一下祖先，并把12歲的周恩來和周恩來父親周貽能一起帶來東北，以便讓他這個侄兒繼續上學讀書，也好讓他的胞弟周貽能生活有個著落。

少年周恩來

1910年初春，周恩來隨伯父周濟渠抵達鐵嶺，最初寄居在今鐵嶺市銀州區地運所村于百川家。周總理鐵嶺調研之時曾說：“我小時候到過這里，給你們村于百川家放過牲口，放過馬。”后周濟渠為周恩來父親周貽能在鐵嶺縣衙門找到一份差事，并找了一處住所——彭家大院。這是道臺彭廣心的家，周恩來父親閑時每晚輔導彭家孩子的古文和書法，便可免費寄住于彭家大院西廂房，彭家長子彭濟群解放戰爭時期為國民黨東北行轅秘書長，解放后發揮專長，帶罪設計，修復松花江大橋，為國節省大量資金。

1910年，周恩來在周濟渠的安排下，插班到銀岡學堂三年甲班就讀，在這里接受到了新式教育，成為思想轉折的關鍵點。

銀岡書院位于今遼寧省鐵嶺市銀州區銀岡路圖書館巷。始建于清順治十五年（1658年），康熙十四年(1675年)正式命名為銀岡書院，由順治年間流放于此的清代大臣郝浴創建，與江西的白鹿洞書院，湖南的岳麓書院、石鼓書院，河南的嵩陽書院，并稱為全國著名的五大書院。是東北地區唯一保存下來的古代書院，被譽為“關東第一書院”。

1896年，中國第一位“布爾什維克”任輔臣，就曾在銀岡書院學習3年。其于1908年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十月革命爆發后，組建中國“紅鷹團”，參加保衛蘇維埃的戰斗，履立功勛，得到列寧的接見。建國后，其遺孀得到周總理的妥善照顧。

光緒三十年(1904年)，銀岡書院設立學堂，引進西方教育，開始接受革命思想的影響。此時的鐵嶺，歷經1900年八國聯軍、1905年日俄戰爭的摧殘，愛國熱情高漲，愛國標語、歌曲遍布校園。在銀岡學堂不遠處有龍首山，山上有日軍為宣揚戰績豎立的“日露戰跡碑”，學堂以此實物激發學生愛國熱情。周總理重回鐵嶺之時，在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和遼寧省委第一書記黃火青的陪同下，登上了龍首山。在清慈寺里，周恩來對鄧穎超說這是他有生以來登上的第一座山。

同年秋天，因伯父周濟渠調往天津長廬鹽運司任職，于是在入學半年后，周恩來便離開鐵嶺，與伯父周貽賡一家生活，并轉往沈陽東關模范小學（今遼寧沈陽大東區“東北育才東關模范小學”），并在此立下了“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誓言。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開了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就經濟建設工作進行研討，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各部門、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以及地委、縣委、重要工礦企業和部隊的負責干部，共7118人，故稱七千人大會。同年6月，周總理前往東北進行調研視察。

周總理在鐵嶺與老大娘交談

1962年6月15日，周總理攜夫人鄧穎超抵達遼寧鐵嶺，時任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遼寧省委書記黃火青陪同。首先在縣委召開了座談會，周總理就全縣經濟調整、農業擴大生產等情況進行了了解。接著，周總理前往曾經放過馬的平定堡公社地運所大隊（今鐵嶺銀州區地運所村）開展實地考察，召集公社干部、社員了解生產情況，之后又走進田間地頭、村民家中，同吃同勞動，了解實際情況。下午，周總理從地運所大隊調研結束返城，途中重登龍首山，山上慈清寺郝連泉師傅，帶領一群徒弟為周總理進行了八極拳表演。

1946 年9月，周恩來在接受美國《紐約時報》記者李勃曼采訪時說到:“十二歲的那年，我離家去東北。這是我生活和思想轉變的關鍵。沒有這一次的離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無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輩一樣，走向悲劇的下場。我離家去滿洲鐵嶺，我在鐵嶺入了小學，六個月后又去沈陽入學，念了兩年書。從受封建教育轉受西方教育，從封建家庭轉到學校環境，開始讀革命書籍,這便是我轉變的關鍵。”

1946年5月周恩來在中共駐地南京梅園新村

（今江蘇南京玄武區中共代表團梅園新村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