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攝影已經完全介入考古活動中，凡考古必有攝影。考古工作者盡力用足攝影這種工具，尤其是無人機等一些前沿技術只要產生必應用，手段不斷更新，力圖通過技術手段取得考古的突破。人們接受攝影在考古方面的應用，同時投入資金購買設備、培訓工作人員。機械復制和現代技術給考古插上便捷的翅膀，但也出現照片最后在電腦中沉睡的狀況，沒有真正發揮其作用。從網絡上文獻看，關于如何拍攝的文章比較多，也有一些攝影在考古上應用個案介紹（涉及遙感或航空影像的較多），但反思考古攝影的地位和作用的少，大量攝影工作是否給考古一個革命性的促進現在鮮有人去討論，探討如何利用照片拓展考古領域研究的幾乎沒有。這時候我們應該反向思考攝影對考古的意義。

考古攝影范圍很廣，包含考古發掘拍攝、考古調查拍攝、文物拍攝、考古宣傳拍攝等，這樣的分類又不是完全的并列關系，有的時候有交叉，如發掘和考古調查中也涉及文物的拍攝。本文“田野考古攝影”著重指田野調查和田野考古過程中為了論證或揭示某個現象或問題進行的攝影活動，不含展示和宣傳作用。

一、攝影在中國考古中的應用

攝影在考古上的應用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早期的應用主要是外國人。

中日甲午海戰及日俄戰爭后日本在中國取得了一系列特權，于是大批日本學者來中國進行考古或者考古調查。最早使用相機進行考古的是鳥居龍藏，1896年也就是攝影術公布57年后受東京帝國大學的委派，他帶著相機到臺灣進行人類學、考古方面的調查。1901年八國聯軍進北京后小川一真作為攝影師隨同東京帝國大學博士伊東忠太、土屋純一、奧山恒五郎到北京考察，拍攝了紫禁城及其他一些宮殿樓閣的建筑照片并出版了畫冊《北京城寫真》。1902～1914年大谷光瑞率隊分三次前往和田、庫車、吐魯番、西安，發掘吐魯番、樓蘭、庫車等地古跡。1915年香川默識將大谷探險隊三次所獲文物、文書，選出一些有代表性的編為《西域考古圖譜》，選圖600多張，首次公布了大谷探險隊所獲的西域考古相關歷史文物、文獻。1922年關野貞、常盤大定、田中俊逸、外村太治郎在調查天龍山石窟遺跡時，指導專業攝影師平田饒精心拍攝，“1924年，（關野貞）委托慶應大學的中國留學生甯超武去再次攝影，1925年常盤大定委托甯超武、趙青譽與太原美麗興照相館再去拍攝”。1936年日本學者水野清一、長廣敏雄考察龍門石窟并于1941年出版《龍門石窟的研究》一書。

除日本學者外，騙走大量敦煌文物的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1907年編著了《古代和田》（Ancient Khotan），詳細介紹了第一次到塔克拉瑪干沙漠考古探險的全過程，包含300多幅圖片及地圖勘測圖，涉及發掘和田地區和尼雅的古代遺址、古樓蘭遺址。1907年法國漢學家沙畹及攝影師一行人等短短數月間遍歷我國河南、四川、山西、山東、陜西、遼寧、北京等地名勝古跡，采集了至可寶貴的一手圖文資料（石窟造像、金石拓片等），歸國后于1909年在巴黎發布了《中國北部考古圖錄》（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另一位法國漢學家謝閣蘭（Victor Segalen）于1909年、1914年和1917年先后多次參加中國的考古遠征，足跡遍布中國的大江南北，拍攝并出版了《謝閣蘭的中國考古攝影集》，內含照片數百幅，地點涉及明十三陵、四川、陜西、南京、杭州等地，題材多為石窟造像、陵墓石刻、古碑漢闕等。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于1920～1924年出版了《敦煌石窟》（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收錄1908年他的考察團從新疆進入敦煌所拍攝的洞窟、彩塑、壁畫等照片計約300幅。照片為攝影師努瓦特（Charles Nouette）拍攝。

從目前發現的畫冊上看，民國以前外國人在中國的考古行為以考古調查為主，大谷光瑞、斯坦因等也進行了考古發掘，不過涉及發掘的照片較少。

從現有文獻上看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國的一些著名考古學家比如李濟、梁思永、蘇秉琦及建筑歷史學家梁思成等都把攝影作為記錄考古或者古建筑調查的一個重要手段。不過出版畫冊的較少。現在在很多地方考古所都能看到保存完好的考古底片。近些年航空攝影廣泛應用于考古調查。其中比較典型的如1996年4月26日～5月28日中國歷史博物館航空考古工作小組和洛陽文物工作隊在洛陽地區開展了一次航空攝影考古，這是我國境內首次開展的航空攝影考古調查工作，1997年10月內蒙古文物考古所和中國歷史博物館共同合作，以三位德國專家為顧問對內蒙古東部赤峰市等地區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航空攝影考古。除航空攝影外近些年來又有三維建模加入考古活動中。三維建模是以拍攝為基礎通過Agisoft等軟件復原立體空間，由原來的三維空間被壓縮成平面轉變為再以三維的影像記錄三維空間。利用了攝影的紀實性、記錄功能，考古過程中用相機隨時記錄成為常態。

二、時間、空間、秩序

考古攝影屬于紀實攝影，偶有涉及藝術攝影中的并置、重構等。從網絡上看幾乎所有人都把攝影（含攝像）用在考古上解釋為記錄某一事件。和刑偵攝影一樣，記錄不是目的，我們要做的是證明，用考古過程的影像來證明歷史上發生的事情。這種證明可能在發掘當時，也可能會持續很長時間。影像在求證的方面不追求藝術效果，即使涉及光影等也是為求證服務。攝影之于考古的意義主要涉及三個方面：時間、空間、秩序。

1. 時間

攝影是瞬間藝術，它能夠使生活中的某個瞬間定格，變成永久的存在。考古是不可重復的試驗，尤其是挖掘過程。有些絲織品、木制品在剛出土時能夠顯示出原始紋飾、文字，但是瞬間被氧化，這是大多數搶救性挖掘不能回避的問題。還有基于考古成本的原因，我們不可能把某一狀態永久保留，又不能在短時間分析完全，一旦進行下一步將打破原有的迭代關系，這時候就要通過影像記錄下來。考古攝影給我們慢慢思考的機會，是考古活動和攝影活動完美的結合，是把考古過程中某一瞬間或某一時間段（攝像）特定內容定格。考古過程會呈現無數的細節，攝影甚至攝像不可能把所有細節都記錄下來，即使全方位記錄后期使用時也沒有意義。我們只能選取最有意義的點進行定格，這也就決定了考古攝影只能是碎片性的記錄。

考古影像記錄的是挖掘時的瞬間，挖掘時的時間和遺址歷史上的年代存在一個映射關系。根據考古地層學原理，年代越早的越位于下層，被挖掘出的時間越晚。時間能反映灰坑的迭代關系。不過在考古過程中物件和時間又不是完全的一一映射，比如同一灰坑中出現數件文物，這些文物有的用了10年，有的用了100年，通過出土時的時間就沒法判斷制造的年代，這就需要后面提到的秩序來判斷。文物的擺布空間同樣能證明歷史事件發生的時間。打開一個墓穴，現場的文物放置關系能夠顯示出埋葬時的時間關系，這也能還原墓室主人所處年代的喪葬文化。

考古影像經過時間的變化能反映文物或遺跡的變化，可以探討如何對文物進行保護。前面提到的關野貞等在調查天龍山石窟遺跡時拍攝了大量的照片。不久這些地方就遭到以日本山中商會的山中定次郎為代表的日本人也包括一些中國人的盜割和破壞。常盤大定寫道，1925年時他的學生拍攝的天龍山石窟已經是“幾無幸免，盡遭破壞，其狀不忍卒睹”，“有價值者已大半佚失”。而今天再翻開常盤大定的照片和當年他發出感慨時又完全不一樣了。所以通過影像的“凝固”能夠反映出文物的破壞或者“衰變”的狀況。

考古攝影關聯著時間的概念，在拍攝時就應該注意。比如拍攝的角度是否能反映時間的順序。同時挖掘相鄰兩個灰坑，同時出土一些文物，如果在拍攝前考慮二者的時間關系，在后期研究過程中就會思索兩批文物的年代關系。反過來如果拍攝時不注意，考古記錄又是分頭寫的，等整理文物的時候沒有人會注意這批文物的時間關聯，更不會找出問題所在。“目前的狀況依然是歷史學家沒有足夠認真地把圖像當作證據來使用……使用攝影檔案的歷史學家人數相當少，相反，絕大多數歷史學家依然依賴檔案庫里的手抄本和打字文件。”在考古調查時更應該注意前期拍攝的圖片，最好能在同一地點以同樣的視角再一次拍攝。這樣對比就能發現環境變化情況，遺跡被破壞的情況，有沒有必要搶救性挖掘，如何進行保護等。在遺址和文物保護方面如果能夠生成時間-衰變數學模型則是最理想的。

考古是現代與古代的對接，考古攝影是用現代的時間反映歷史上的時間。這兩個時間的對應關系非常復雜，僅有部分保存良好的墓葬是歷史上某一特定時間原始狀態的完美呈現，大多數場合我們見到的是灰坑、破碎的陶器等都是原始人遺棄的東西，還包括盜墓以及因自然原因造成的擠壓、沖刷等，這也就給我們拍攝時確定時間關系帶來了巨大的難度。

2. 空間

拍攝過程是將三維空間轉換為二維空間的過程，所以拍攝離不開空間。考古發掘是一個“鏤空”的過程。把覆土等不必要的部分剔除，讓文物、痕跡等顯露出來。通過挖掘的方式不斷探究遺跡遺址內部結構，在挖掘過程中會給我們呈現出不同的剖面，這個剖面顯示著灰坑的分層、文物的擺放等關系。通過影像記錄這些剖面的分布關系，以此能夠推演出一些內容，比如通過墓葬內部器物的分布看原始社會尊卑關系等。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形成稍縱即逝的立體空間。這個空間隨著時間的變化不斷發生變化。除了建模外，大多數照片都是形成二維影像。這就引起一個問題，平面的影像能否通過空間想象變成一個立體的空間，這是考古攝影需要解決的問題。

考古過程中不可能僅挖一個探方，經常是多探方同時跟進，通過肉眼觀察我們能了解不同探方的關系。而拍攝就存在這樣一系列問題：同一時間段，是否多探方進行拍攝；拍攝后的照片能否反映多探方間的關聯；不同探方的灰坑跨界怎么通過圖片反映出來。最關鍵的是同一時間內不同空間發生的事情，脫離考古者的回憶別人能否讀懂。

考古攝影的空間還體現在不同地區的遺跡對比上。在赤峰的陰河兩岸分布著許多“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包含一些古城址，還有大量的陶片。這些遺存間有沒有姻緣或者是繼承關系，他們之間有沒有器物的交換，一些器物是否產地一樣，古城的建造是否有同一的工匠按照統一的規格。通過不同空間的影像對比可以揭示不同地方的類屬關系、姻緣關系。

這樣看來在攝影過程中考慮空間問題遠比時間問題復雜。考古過程每天都有不同的變化，拍攝的圖片動輒幾百幾千張，空間的變化不能完全靠記憶。在通過影像呈現空間狀態時能讓人瞬間看明白最關鍵之處。關于空間就涉及攝影的一些基本知識，比如主體和陪體、視角、透視、光影、平面構成、立體構成、色彩構成……在拍攝過程中廣角鏡頭是能夠解決空間狹小的唯一辦法，但產生的畸變改變了空間現狀。通常情況下廣角鏡頭主光軸周圍變形很小，四周大，所以可以通過這種思路去解決。同時目前的全景VR可以通過動態效果解決變形的問題，又能隨時展示空間的變化。航空攝影是近些年發展起來的，主要解決從高角度看考古現場的問題，這是普通相機很難實現的視角。原來在低角度看不出來的效果通過航空影像一目了然，尤其在大型遺址調查時。通過航空影像我們能看見考古符號間的構成關系，空間擺布關系。包括洪水遺址、色彩的區別、植物標記、土壤標記、潮濕標記、耕地上的農作物標記、谷類莊稼標記的變化過程等。建模和考古視頻是體現空間關系的最好手段。

3. 秩序

在中國農村一個地區的房子大致相同，因為房子的造型、大小、結構、樣式是歷史傳承下來的，主要決定于氣候、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而現在主要決定于當地的木匠和瓦匠，他們雖然沒有制式一說，但大都結構相同。在史前，制陶肯定不是所有地區都有的，在大甸子遺址考古過程中發掘出很多制陶的遺址，顯然這里是制陶的集中點。可以想象這里制出的陶器會向周圍擴散。所以對周圍陶器的研究是研究當時人們生產生活關系的一條重要線索。這就涉及秩序。

在考古攝影中秩序包含兩個方面：顯性秩序和隱性秩序。顯性秩序指我們看得見的，比如發掘現場器物的擺放、石頭城中房子的位置規律、墓穴中祭祀品的放置原則。這些規律容易被發現，對于攝影者來說就是要把這些秩序表現出來，不需要讀者再去分析。比如對古墓的拍照應該順墓道方向逐漸進入主室，而不是雜亂的。對古城址的拍攝應該找到城門的位置、找到主要街道。通過航拍等高角度拍攝全景，凸顯排列規矩等。隱性秩序是在考古現場或者通過單張照片不能發現的，這就需要對相關知識有詳細的了解，并且對現場進行縝密分析。以前面提到的大甸子大規模制陶遺址被發掘就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周圍遺址出土的陶器和此處有關，此處生產的陶器一定會向周圍輻射。所以在考古過程中進行陶器圖片的拍攝和分析很關鍵。一個考古攝影工作者，如果能找到一些隱性秩序，他的活動將對考古結論有著重要的幫助作用。

考古過程是不斷解決問題的過程，也是不斷出現謎團的過程。長期以來人們習慣重視顯性結論。比如一個多年爭論不休懸而未決的問題，通過某個墓葬中的墓志銘解決了。對于大多數隱性問題，很少投入大量精力去思考探究。在考古過程中通過秩序的分析是為探究謎團提供一個基本的方法。德國攝影師伯恩·貝歇（Bernd Berher）夫婦1959年開始拍攝破舊的德國工業建筑，并通過類似九宮格形式進行展示用以揭示相似建筑的不同，從此開啟了“類型學”攝影（也被稱為“杜塞爾多夫”學派）。后來又延伸到建筑、工業、器物等。類型學攝影對考古有著重要的意義。通過對比很容易找到相似器物、建筑等的關系。有的時候在考古現場或者是拍攝現場找不到秩序，但在后期分析照片時能發現秩序。在這里考古攝影和考古挖掘是兩個并列的工作，都是揭示一些重要的規律。有秩序的很好地表現秩序，沒有秩序的發現秩序是對考古攝影的基本要求。照片的拍攝者應該對以往類似考古環節了解，尤其是熟悉曾經的照片或圖片，這樣能夠發現問題，在問題導向下拍攝更完美。比如以往考古過程中是否出現與本次出土類似的器物；可否在某個地點以同一視角不斷拍攝考古進程，形成地層的對比關系。可否對一個遺址多次拍攝記錄文物被破壞或者是自然風化的過程。

從前面的分析上看，考古攝影并不是簡單地拍攝清晰、拍攝出細節。“德亦偶從事于斯術，初也覺其易，漸乃知其難。”時間、空間、秩序是考古攝影的三個維度，它們互相關聯。隨著時間的變化空間和秩序都將發生變化，空間和秩序的變化一定是在一定時間段內發生的，秩序的變化一定會引起空間的變化。考古攝影是在拍攝者和觀看者之間建立一種聯系，這種聯系對研究很有意義。攝影過程很多時候是在混亂中尋找秩序。

三、考古攝影的從屬地位決定容易忽略三個維度

通過前面的論述可以看出，考古過程中的攝影有兩個主要問題：為考古提供證據，通過影像發現問題。考古攝影是讓參與考古的人恢復考古過程中的記憶，讓沒有參與考古的人充分了解現場。攝影過程是通過現代影像推演原始畫面的過程，不是簡單的傳統膠片影像或者是數字影像的機械復制。但目前考古攝影的作用遠沒有發揮出來。因為考古經費的使用主要在挖掘過程。大多數考古都是重挖掘過程，輕事后整理；重現場分析，輕事后分析。一次考古要拍攝幾千甚至數萬張照片，除了部分重要的照片公布外大多數都在領隊手中，并不能共享。這就決定了沒有參與考古的人只能利用現有結論進行研究，而不能獨立分析，客觀上造成“使用攝影檔案的歷史學家人數相當少，絕大多數歷史學家必須依賴檔案庫里的文獻”。考古攝影成為挖掘的附屬品，對影像的研究遠弱于考古現場的直觀經歷和對考古現場的文本敘述。有時候攝影者并不是考古行家。攝影和考古兩個環節割裂開來。攝影的過程只想拍攝，甚至想到如何拍攝出藝術效果，至于怎么用就不管了，更不用談時間、空間、秩序的關系了。

考古攝影是在恰當的時間合理反映出現場空間并能描述出合理秩序。隨著考古挖掘的結束，遺跡就消失了，這些必須通過影像來反映。有的時候同一遺址經過一段時間后重新挖掘，前期的影像就尤為重要。考古攝影屬于紀實攝影一類，紀實攝影一定帶有主觀性的，比如不同人拍攝的紀實攝影內容肯定不同，體現在時間空間上不同。還有選擇的樣本不同拍攝出來的效果也不同，在考古攝影里面盡量要求看照片的效果和考古現場體會到的一樣，這樣一個準則就能評判拍攝效果的如何。在考古現場考古人員已經對現場進行了一次心理復制，而且這種印象會留在腦海中。拍攝是對重要的信息進行第二次過濾。考古過程會給人留下大量的選題，這些選題都需要考古結束后去慢慢思考。通常在考古結束后我們要根據考古簡報和留下的影像資料去重構考古場景、推斷歷史場景。現在很多工作都是線性的，即隨著考古的每一個環節記錄，如果忘了一件事情我們去翻看影像。我們要做反向工作，就是通過圖像反推考古的過程和結論。像其他類型的歷史證據一樣，圖像或至少是大部分圖像在被創作的時候并沒有想到將來會被歷史學家所使用。照片和視頻都有這樣的特點，只有在使用的時候才知道拍攝得不夠好、不夠用。圖像的拍攝者不能只關心自己想要傳達的信息，不想將來怎么使用。

考古的話語權大都壟斷在現場發掘的工作人員手中，這樣很容易形成他的結論權威。而這個結論一旦失誤則會造成重大損失。圖像可以有很多種闡釋，通過對圖像的不同闡釋可以打破考古發掘者的話語壟斷。非常遺憾的是目前還沒有發現“根據圖像考證……”的相關文章。主要是前面提到的圖像共享的機制還沒有建成。考古影像是一個系統，有的時候單憑一張照片說明一個史實是不充分的，而把這些照片串起來過程就是研究，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考古當事人。

四、結語

考古攝影不但要解決影像清晰的問題，更要重視在論證過程中的作用。書寫歷史需要歷史文獻、歷史文物和地下發掘，考古的過程就是一次歷史書寫的過程，所有人都力圖實現無限逼近歷史真實情況。在歷史的書寫過程中圖像和文字是相伴的。早期以圖像為主，因為圖像的生產相對復雜，后期以文字為主，攝影術誕生后，這種迅速生成過程很快成為人們的工具，其記錄功能在很多方面得到迅速應用。歷史是客觀的，但是歷史的書寫一定帶有大量的主觀性。歷史研究的是歷史問題，而不是追求再現歷史的全景。由于史料的限制，早期的很多史料并不一定準確，甚至導致某人揣測的觀點被不斷使用、引用，作為公理普遍運用。考古攝影的作用在于幫助揭露歷史真相，矯正原有的錯誤觀點。

本文由 趙越 閆廣宇 摘編自 沈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編 《 沈陽考古文集（第9集） 》 之 《時間、空間、秩序：田野考古攝影的維度》 。內容有刪節、調整。

（審核：孫莉）

978-7-03-078747-7

定價：238.00元

本集共收錄考古發掘報告、簡報、學術論文等文章22篇，內容涉及沈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年來的文物考古工作和研究成果，以及遼寧省內其他文物考古學者的研究成果。本書可供考古學、歷史學，尤其是沈陽地域性考古學文化和沈陽地方史研究者，以及其他相關專業研究者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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