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讀:如今,鄧稼先這個名字依舊閃耀。人們不會忘記,那些以鄧稼先為代表的,“燃燒自己,照亮國家和民族”的先輩,不會忘記他們為中國能挺起脊梁所做的一切
“要是有來世,我還是選擇中國,選擇核武器事業,選擇你。”
這是鄧稼先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對妻子許鹿希說的話。
語短情長,這句話幾乎詮釋了這位科學家短暫卻充盈的一生,包括對祖國的熱愛、對事業的執著、對家人的深情……
2024年是新中國成立75周年,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60周年,是“兩彈元勛”鄧稼先誕辰100周年。
如今,鄧稼先這個名字依舊閃耀。人們不會忘記,那些以鄧稼先為代表的,“燃燒自己,照亮國家和民族”的先輩,不會忘記他們為中國能挺起脊梁所做的一切。
刊登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的號外。
“不要讓別人把我們落得太遠!”
由于長期工作在核試驗一線,鄧稼先遭受了致命的核輻射,1985年,他被確診直腸癌。這年7月,拖著病軀的他,不得不離開其隱姓埋名執著奮斗了28年的荒涼戈壁灘,回到北京住院治療。
鄧稼先常被人們稱為“福將”——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從1958年至1986年,我國共進行32次核試驗,其中15次由鄧稼先親自指揮,100%獲得成功。
但這一次,鄧稼先的運氣卻并沒有這么好。他住院363天,動了3次手術,因為核輻射嚴重,一做化療,他的白細胞和血小板就馬上跌到零,然后全身大出血,極其痛苦。止痛針從每天一打,后來發展到一小時一打。
即使這樣,鄧稼先依舊掛心中國的核事業,他還有一件大事沒有完成,不做完這件事,他難以瞑目。
“老于、胡思得:”
那是1986年3月14日,在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的病房里,鄧稼先強忍疼痛,勉強“懸”坐在一個輪胎的內胎上,顫抖著書寫下一封信的抬頭。他因動了直腸癌手術,已無法直接坐在椅子上。
這是一封影響歷史的書信——鄧稼先要和多年的同事、好友老于——中國科學院院士于敏聯名上書中央,建議加快我國核試驗進程。
“我不愛武器,我愛和平。但為了和平,我們需要武器。”這是鄧稼先投入核武器事業,并建議加快核試驗進程的初衷。
20世紀80年代中期,一些核大國的核武器研制水平已接近極限,而中國當時的國防戰略裝備研制正處于爬坡階段,許多重要的成果和進展尚未最后掌握。鄧稼先、于敏敏銳地意識到,這些核大國為了維持其優勢地位,可能會做出同意全面禁核試的決定。一旦全面禁核試,我國多年的國防戰略裝備研制將會功虧一簣,中國國防危矣!
1986年3月14日,鄧稼先寫給于敏、胡思得的信。中國科學家博物館展品。
這封寫于3月14日的信,正是那些往返意見中的一封。信中的胡思得是鄧稼先多年的同事和學生,他全程參與了這份建議書的起草,并負責在醫院與研究所兩邊聯絡。
1986年4月2日,這份重要的建議書定稿,以鄧稼先和于敏兩人的名義向中央呈報,很快就得到了中央的同意。
胡思得后來回憶說:“稼先為國家作了很多貢獻,但是我覺得建議書的重要性,不亞于那些貢獻。”
1996年9月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鄧稼先和于敏用富有戰略性的眼光,為我國爭取了十年寶貴的核試驗時間,讓我國在世界全面禁止核試驗之前,達到了實驗室模擬水平,加快了我國的核試驗步伐。
十年艱苦奮戰,十年砥礪前行,同事們不會忘記鄧稼先對他們的臨終叮囑:“希望諸君努力,不要讓別人把我們落得太遠!”
鄧稼先(左)與同事合影。
“學科學對國家有用”
鄧稼先出生于書香門第,高祖鄧石如被尊為清代篆刻、書法第一大家,聞名大江南北;祖父鄧藝孫曾任安徽教育司司長,是安徽學界頗有名氣的人物;父親鄧以蟄被譽為中國現代美學的奠基人,曾先后赴日本和美國攻讀文學和哲學,學成歸國后被聘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誰曾想到,這個松風水月的翰墨世家,卻走出了一位投身核彈研究的科學家。
1924年的6月25日,鄧稼先出生在安徽省安慶市懷寧縣(今宜秀區五橫鄉白林村)的鐵硯山房,其父為他取名“稼先”,“稼,禾之秀實為稼”,“稼先”則是希望他根植于中華大地,并且早早地秀實和成熟,成為造福民眾的滄海之一粟。人如其名,鄧稼先顯然沒有辜負父輩的期許。
8個月大時,鄧稼先隨母親來到北京。家族潛移默化,父輩悉心栽培,兒時的稼先不僅熟讀四書五經,還在學貫中西的父親的指引下讀了不少外國名著。翩翩少年,溫潤無雙,鄧稼先的童年是充實而閑逸的。
上中學時,鄧稼先對數學和物理愈加熱愛,就在他如饑似渴地求學時,平靜的學習生活被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踏碎了。
他寧可繞道走彎路,也不愿向日本哨兵鞠躬行禮;寧可撕碎日旗踩踏,也不愿游行慶祝日軍的勝利。父親擔心鄧稼先遭到迫害,安排他前往昆明避難,臨行時叮囑:“一定要學科學……學科學對國家有用。”鄧稼先牢記父親囑托,立志科學報國。
1941年,鄧稼先考入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師從吳有訓、周培源、葉企孫、吳大猷等多位知名物理學家,受到了第一流的學術培養。
西南聯大物理系人才輩出,其中,楊振寧和李政道在1957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鄧稼先、朱光亞、郭永懷、錢三強后來成為“兩彈一星”元勛。
抗戰勝利后,鄧稼先受聘任北京大學物理系助教,同時勤奮學習,著手赴美留學考試。有人問他這時為何還要出去留學?他如是回答:“將來祖國建設需要人才。”
1948年10月,24歲的鄧稼先赴美國普渡大學物理系深造。他學習十分刻苦,三年的博士課程,他花了不到兩年的時間便修完了所有學分,并通過博士論文答辯。此時的鄧稼先只有26歲,人稱“娃娃博士”。
博士畢業后,鄧稼先面臨兩個選擇——是回國報效?還是赴英深造?這位年僅26歲的“娃娃博士”毅然選擇了前者。
歸來是他的夢,盈滿對祖國的情,那里有他的父母和愛人,還有一個嶄新的中國。鄧稼先在獲得博士學位9天后,即登上歸國的輪船,迫不及待踏上回國的征程。
《文史博覽·人物》2024.7 《百年鄧稼先:信念永不熄滅》
“為國家放一個‘大炮仗’”
1953年,鄧稼先與許鹿希結婚了。此時,鄧稼先在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做副研究員,許鹿希從北京醫學院畢業后留校任教。兩人先后生下了女兒典典和兒子平平,四口之家的生活平靜而幸福。
“那時稼先工作很順利,也有成績,經常在刊物上發表文章。周末總是帶上孩子去爬山、游泳、散步。”許鹿希回憶說。
鄧稼先赤子心性,性格非常活潑隨和,“而且非常愛玩。我兒子平平天黑以后,就拿個手電,跟著一幫小朋友,到墻根兒上,把磚頭一翻過來,底下就有蛐蛐,逮蛐蛐。鄧稼先一看小孩去逮蛐蛐,他也去,他還教兒子……”許鹿希覺得鄧稼先有時候看起來也像個孩子。
這樣平靜而幸福的生活只持續了5年。那是1958年的一天,錢三強找到鄧稼先,說“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問他是否愿意參與這項絕密的工作。鄧稼先深知這個“大炮仗”意味著什么,他毫不猶豫地同意了。彼時,新中國成立不到9年,世界上一些大國已進入“原子時代”。“大炮仗”就是原子彈,更是中華民族的“爭氣彈”,必須有人去搞,他義不容辭。
那天晚上,鄧稼先輾轉難眠,他對妻子說:“我要調動工作了。”“調到哪?!” “這不能說。”“做什么工作?!”“這也不能說。”“那么,到了新的工作地方,給我來一封信,告訴我回信的郵箱,行吧?”“大概這些也都不行吧。”
這一年,鄧稼先34歲,妻子30歲,兩個孩子大的4歲,小的只有2歲。鄧稼先說:“我今后恐怕照顧不了這個家了,這些全靠你了。”“我的生命從此就獻給未來的工作了,做好了這件事,生命就有意義,就是為它死了也值得。”
鄧稼先和夫人許鹿希合影。
從此以后,鄧稼先的名字在公眾視野“消失”了。他再沒有出過國,沒有發表過一篇論文,沒有公開做過一次學術報告。他成為中國原子彈研制理論設計的負責人。
在“一窮二白”的新中國,要自主研制一顆原子彈談何容易?1959年8月,蘇聯單方面終止了兩國簽訂的新技術轉讓協定,并撤走了全部專家,甚至連一張紙也沒有留下。十幾年前美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科研隊伍里,至少有14名諾貝爾獎得主,而鄧稼先所帶領的團隊,則是一群剛畢業的大學生。
他們的主要計算工具也極其簡陋,分別是算盤、計算尺和僅有的手搖計算器。然而,正是利用這些計算工具,鄧稼先的研究隊伍計算出了內爆型原子彈的物理流程。9次演算用掉的演算紙,可以從地面堆到房頂。華羅庚把他們所計算的問題稱作是:“集世界數學難題之大成。”
6年以后,克服了難以想象的困難,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這對一個百年來苦難深重的國家來說,意義難以估量。兩年多以后,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從原子彈到氫彈,美國用了7年零4個月,蘇聯用了4年,英國用了4年零7個月,法國用了8年零6個月,中國僅用了兩年零8個月。
參與核武器研制的28年里,鄧稼先大部分時間都住在青海和四川的研制基地,但偶爾需要回北京匯報工作時,他會回到北京西郊的家里,和妻兒短暫團聚——用鄧稼先的話說,是“回北京出差來了”。
28年里,許鹿希見到丈夫的次數寥寥可數。誰曾想,最后歸來時,他已是病入膏肓。
“他就是個普通的人”
1986年6月,在鄧稼先去世前1個月,國家軍委決定對鄧稼先的事跡解密。6月24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都在頭版頭條刊登了長篇報道《兩彈元勛——鄧稼先》,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也在“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中播發了這篇通訊,一個在當時鮮為人知卻對新中國發展起到巨大作用的名字,才重新被中國人知曉。
1986年7月16日,鄧稼先得知國務院決定授予他全國勞動模范稱號,他在日記中寫道:“核武器事業是要成千上萬人的努力才能成功,我只不過做了一小部分應該的工作,只能做一個代表而已。但黨和國家就給我這樣的榮譽,這足以證明黨和國家對尖端事業的重視……”
這是鄧稼先一生的最后手跡。
7月16日下午,紀念鄧稼先百年誕辰生平事跡展在上海啟幕,通過回顧鄧稼先的卓越成就和奉獻精神,賡續紅色血脈、汲取奮進力量。
13天后,1986年7月29日,鄧稼先與世長辭,終年62歲。鄧稼先的岳父,90歲的許德珩老人,在挽幛上寫下“稼先逝世,我極悲痛”。
是啊,何其悲痛!他是民族英雄,但也是誰的兒子、是誰的丈夫、是誰的父親、是誰的同事和好友……“他是有血有肉、有情有義的普通人。”鄧稼先的兒子鄧志平這樣評價自己的父親。他回憶父親年輕時,愛聽京劇,能用德文、俄文、英文唱《歡樂頌》,是乒乓球愛好者,喜歡下館子。
鄧稼先離開人世后,許鹿希決定用余生去尋找丈夫這28年的痕跡,她想知道原子能事業到底是什么樣的事業,她聯系了好友楊振寧,像一個小學生一樣開始重新學習。
學習越深入,了解越深刻。她采訪了100多位同路人,了解鄧稼先所做的一切,終于重新認識了自己的丈夫——他是同事眼里親切的“老鄧”,會在初創期和大家一起白天挑磚抬瓦搞場地基建,晚上挑燈夜戰學理論;他是領導也是老師,編教材、上講臺,手把手教年輕同志如何尋找資料、閱讀文獻,如何提出問題、思考問題等;當時又逢3年自然災害,高強度工讓人饑腸轆轆,很多科研人員已餓得身體浮腫,他給青年技術人員散發的每人4兩糧票,在大家心中“比4兩黃金還要貴重”……
1986年6月,鄧稼先(左)在醫院與來訪的楊振寧合影。
楊振寧與鄧稼先是一生摯友。他說鄧稼先是一個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談話幾分鐘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實的人。“他真誠坦白,從不驕人。他沒有小心眼兒,一生喜歡‘純’字所代表的品格。”
重病之時,鄧稼先乘車緩緩駛向天安門,望著長安街的車水馬龍,他看了一眼身旁的妻子,輕聲問:“30年后,會有人記得我嗎?”
當然記得,記得他為了祖國繁榮富強而奮斗不息的崇高信念,記得他用一生詮釋的“中國脊梁”,記得他為后繼者種下的科學家精神“火種”,記得他——是鄧稼先,是信念永不熄滅。
文 | 吳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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