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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奧運會開幕，《Imagine》再次響起，“你可能會說我在做夢，但我不是唯一一個”。在當下日漸分裂的世界中，還有一種連接的可能性存在。

在看比賽之外，最大的樂趣就是看運動員之間的相擁。

張雨霏和池江璃花子在巴黎重逢，去年，后者從白血病治療中康復，二人在賽場上相擁而泣的畫面讓人難忘。

● 杭州亞運會的現場，張雨霏與池江璃花子賽場相擁。

孫穎莎和倪夏蓮，一場相差三十八歲的交手，同一張面孔，代表不同國度，一個是積分榜的世界第一，一個是賽場上的世界唯一，在賽場用乒乓球對話。

● 巴黎奧運會現場，孫穎莎與倪夏蓮賽后相擁。

如同奧組委在“更高、更快、更強”之后新增的口號“更團結”，在某些時刻，我們的確可以跨越年齡、種族、文化、國界，與廣闊的世界、與具體的人緊密相連。

2008年的北京奧運也被反復提起，“我家大門常打開”，我們自信和熱情地展示自己，渴望和世界搭建起橋梁。

六年之后的2014年，南京在青奧會上再次為全球做東。留下來的不只是二胡卵子，還有青春和友誼的記憶。

● 2014年南京青奧會開幕式上，時年17歲乒乓球運動員樊振東代表運動員宣誓。

這一年，二十出頭的意大利青年亞歷ale，作為體育記者第一次來到中國。他印象最深的不是某一場賽事，而是那些年輕而充滿活力的中國面孔，尤其是渴望和世界交流的志愿者們。有市民說，參加青奧會的年輕志愿者們，視野會更開闊，以后將成為世界公民。

南京青奧的經歷，讓亞歷在兩年后重新回到中國，他認為“地球村”的魅力緊緊抓住他，讓他對“世界公民”有著雖說模糊卻很堅定的信念。

2016年，大學畢業的亞歷從羅馬搬到北京，帶著幾分青少年的浪漫和莽撞，也懷揣著打破東西方隔絕的理想主義。這趟漫游，持續了六年，

如今，世界公民的理想破滅了嗎？我們還相信地球村的存在嗎？

這個意大利青年，最終用中文寫了一本書《我用中文做了場夢》，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他寫下自己在中國的漫游，也在后記中記錄奧運時“人和人之間沒有阻礙、只有開放和好奇心的理想世界”。

● 《我用中文做了場夢》

通過亞歷的書寫，我們也許可以穿越時間，回到2014年的那個夏天，“二十歲，手里是一張跨越半個世界的機票”，想象著世界另一邊的樣子，帶著未知和期待，再次出發。

《我用中文做了場夢》

后記：世界公民

2014年8月，在《北京歡迎你》發行六年后，中國準備再次為全球做東，在南京舉辦史上第二屆青奧會。我在法蘭克福轉機，等著漢莎航空公司的LH720航班。我第一次前往東方，也不知道中國是什么樣。我要去看看。

高中畢業之后，我沒有直接上大學。我在美國做了一段時間的環保志愿者，同時寫博客。在我老家，一個記者持續關注著我寫的游記。半年后我回家的時候，他問我想不想當他的助理，做體育報道。雖然不是熟悉的足球，而是射擊賽事，但我接受了。重要的原因，是這份工作提供頻繁出差出國的機會——第一年，德國和西班牙的射擊世界杯；第二年，中國南京的青奧會。堅持了兩年，我最期待的時候到了。二十歲，手里是一張跨越半個世界的機票，我坐在飛機靠窗的座位喝一杯冰啤酒。我望著窗外的云海，想象著南京的樣子。

8月15日的中午，我在祿口機場的人群中四處張望。南京的夏天，室內潮濕的空氣讓我覺得自己在一個游泳館里。一個穿著綠色馬球衫的女生遠遠出現，向我揮手。她走過來，確認了我的身份之后，說出一句“Follow me”，轉身帶我走出機場。

出發前，我查到資料，南京青奧會的制服有四種色系：技術官員穿著“正當紅色”，青奧組委會工作人員穿著“展望藍色”，安保人員穿著“卓越金色”。而我剛遇到的女生是穿著“青春綠色”的志愿者。

那幾天，兩萬名穿著“青春綠色”的志愿者成為我見中國的第一面。他們大多是一些在南京讀書的90后大學生，女性更多一點。在奧運村迷路時，只要一抬頭看到那些鮮明的馬球衫，你就有可能不錯過下一個工作安排。每次從酒店坐班車去體育館，她們會面對我們站在過道上，像一個新手導游在講述一些關于南京的知識點。

● 2014年，亞歷在南京青奧會撰寫的報道。

青奧會開幕后，賽事日程繁忙起來。賽后，我會盡量以高效率寫完報道，爭取早點收工。有天，事情處理得差不多了，老板主動提出我要不要先走，他自己留在辦公室應付剩下的事務。“你有沒有在前臺兌換人民幣？”我準備離開辦公室的時候，老板問我。他從黑色的商務包里拿出一個裝著幾張百元鈔的信封，遞給我說：“玩得開心。”

體育館的前臺小哥試圖對我解釋地鐵站的位置。面對我的疑惑，他明智地選擇放棄口語交流，跟我一起走出體育館。我們走了幾十米，直到地鐵站出現在遠方。他說他需要改善他的英語，我不知道怎么說“麻煩你了”。

地鐵上，氣氛很安靜。沒有人對我的存在做出回應。我感覺自己誤入了一個別人的房間，正在窺視家里的主人化妝、回郵件、整理頭發。雖然物理上是一個公共的空間，但所有人處于一種專屬于自己、非常私密的狀態。對他們來說，這是一次不能再平常的坐地鐵。對我而言，這是下飛機后第一次脫離自己的工作環境和身份，踏實沉浸于這里的社會。終于沒有人注意我、跟我解釋、給我演示。我是地鐵上的蒼蠅。

我在一家商場里的飯館點了一條長江的魚。我假裝自己還在威尼斯，決定點一杯白葡萄酒，心里想著達到了一種遠離家又感到熟悉的完美狀態。溝通能力有限，服務員給了我一杯白開水。我想，沒關系，反正也是白的。商場里放著筷子兄弟的《小蘋果》。上頭的旋律很快就穿入我的腦袋。我拿手機識別歌名，回酒店反復聽。我用臉書向遠在歐洲的同學朋友點擊“分享”。還在辦公室的老板給我點贊。

我走在南京的街頭，進了一家書店。在很顯眼的位置，我發現《丁丁歷險記》的中文版。我買來幾本，準備送我爸。他收藏著《丁丁歷險記》的各種版本，已經堆滿了我們的地下室。現在竟然到我為他的愛好做出貢獻的時候了。

● 現在，在世界各地旅居、成為“游牧寫作者”的亞歷。

我寫完賽事報道，在奧運村散步，跟志愿者閑聊。這是我能夠真的接觸這里的人的寶貴時間。我決定去介紹這次在南京遇到的人。她們用拼音寫下自己的名字，我用英文記錄她們的故事。

南京市民Wang Lu那年三十歲，是青奧村“學習與分享站”的助理。她覺得在青奧會做志愿者的年輕人會因為這次經歷而成為世界公民。“他們會更加了解這個世界，”她說，“這是第一次在南京舉辦一場如此全球性的活動。他們會有更廣闊的視野。”

Xue Ting當時二十一歲，在青奧村環保主題的“綠色空間”做志愿者。她在南京師范大學學習了兩年的法語和英語之后，有了機會在現場練習，和來自世界各地的運動員聊天。“你可以交很多朋友，”她說，“和他們交流我覺得很有意義。我們是學語言的，而語言需要練習。畢業之后，我也許會去法國吧。”

跟Xue Ting同齡的Liu Jia來自江蘇南通，她在南京學習了兩年英語。她喜歡與外國運動員分享自己的文化。“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Liu Jia說，“讓世界人民更多地了解我們。”中國結是她最喜歡分享的文化元素。“我們可以展示如何制作，還有我們為什么喜歡它們。它們能創造一種氛圍，傳播快樂。然后，我們就可以問外國人在他們的國家幸福的象征是什么，互相交流。”

當時和我年齡同樣是二十歲的Fan Li，跟著Liu Jia在奧運村負責一個綜合信息亭。Fan Li來自江蘇泰州，在南京上了一年的對外漢語專業。“有時候，”Fan Li說，“運動員來這里，我們就可以教他們一些簡單的中文，像‘好的、謝謝、你好’。我們沒有那么多機會認識不同的人。希望這次的機會可以讓我們成長。我們可以學到很多。”

Dai Li才十六歲。她加入了一個在青奧村的“世界文化區”的九人組，介紹非洲第二小的國家，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有時候，Dai Li遇到的運動員不會英語，不過她覺得也不是問題。“如果沒有共同的語言，”她說，“我們可以玩游戲。中國人能跟其他人連接。連接很容易，像玩拼圖一樣。”

● 2024年，亞歷登上一席，講述他從十年前的青奧起堅定的一個信念：“跨越隔閡，與人連接”。

在我看來，這些志愿者當時呈現給我一種信念：全世界的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尋找幸福。盡管有文化上的差異，我們也是可以互相理解的，可以分享個人經驗，彼此獲得成長。讓我感到最樂觀的是一個數字：這次申請做志愿者、跟全球搭建橋梁的人數高達十萬三千多。結合和志愿者的交流，這讓我覺得中國是一個渴望和世界連接的社會，是地球村的一部分。我似乎在志愿者的眼里看到了未來：我們會越來越走到一起。

不知道，Xue Ting后來有沒有去成法國，Dai Li是否還在玩拼圖。

《我用中文做了場夢》

是意大利青年作家亞歷用中文

寫下自己六年中國漫游的非虛構文學作品

亞歷用冷靜又不乏幽默的文字

記錄自己在中國的觀察和日常

他書寫近年的個體遭遇和時代變化

也寫下無論全世界青年人共同面對的

時代情緒和現實困境

在失序且孤獨的時代

勇于擁抱生活的不確定，保持流動

渴望自由，跨過隔閡，與人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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