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讀關于日本明治維新的書，包括三谷博的《明治維新史再考》以及小田部雄次的《華族》。其實，對于日本歷史我一直頗感興趣，包括古代史，也包括近現代史。因為日本是中國的一面鏡子，分享著相似卻有不同的文化，在歷史轉折關頭往往做出了不同選擇，無論是對是錯，總歸值得借鑒和觀賞。我覺得明治維新時代頗具美感，尤其是坂本龍馬、高杉晉作、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一批出身中下級武士的青年才俊，在這個“三千年一遇的大變局”之中發光發熱，華麗地登場，壯麗地謝幕。很可惜，明治維新成功后的日本最終走上了對外侵略的道路，那就一點也不美了。

在讀書的過程中，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明治維新之后的日本，其實是由一小撮近乎壟斷了政治經濟資源的世襲小集團控制的，包括擁有爵位、具備與天皇家族聯姻資格的“華族”，以及與“華族”地位相差不大的上層士族。解釋一下：

• 所謂“華族”，包括德川幕府體制下的武家大名（藩主）階層，以及京都朝廷的公卿階層，他們是日本封建時代上流社會的代表；還包括在明治維新時期立下大功的“志士”（其中多半出自下層武士）。

• 所謂“士族”，主要是昔日的中下層武士，他們在維新之后失去了特權和領地，其中一部分人有能力、適應時代的人在新政權中如魚得水，另一部分人則墜落下去乃至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上層士族若能立下軍功，往往會被授予爵位，升入“華族”行列。
  

我們知道，明治維新是一場不徹底的革命，來自日本西南地區的“四雄藩”——薩摩、長州、土佐、肥前（合稱“薩長土肥”）主導了這場革命，德川幕府在武力抵抗失敗之后很快選擇臣服，只有東北地區的極少數大名抵抗到最后。因此，舊大名（藩主）階層基本完整地保留下來，其領地和俸祿轉化成了新政府的公債，搖身一變為大資本家。明治后期，日本收入最高的二十大富豪當中，有一半是出身舊大名的華族。相比之下，舊公家（京都公卿）的經濟實力要差很多，因為他們本來就沒什么本錢，進入維新之后也不擅長經營，只能保留崇高的政治和文化地位。

除了上述舊時代的“既得利益者”，明治政權的掌舵人主要是出身“四雄藩”中下層武士的“藩閥”，尤其是薩摩、長州——前者出了大久保利通、黑田清隆、松方正義、山本權兵衛，后者出了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山縣有朋、桂太郎、寺內正毅。他們不但交替出任首相，還把持了軍隊，有“薩摩的海軍、長州的陸軍”之稱。明治時期因為立下軍功而被授予爵位的“新華族”，絕大部分也是出身薩長。社會上的自由派人士往往譏諷“明治政權就是薩長政權”，薩長藩閥對于這一點也毫不諱言：“薩長奪取的天下，自然該由薩長坐，此乃天經地義。”

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薩長藩閥之外的華族力量。例如出身舊公家的三條實美、巖倉具視均在明治維新中發揮了巨大作用；西園寺公望更是被稱為“最后的維新元老”，在明治末期和大正初期享有崇高地位。還有以巖崎家（三菱）、三井家為代表的一批實業家，先后被吸收進了華族行列，成為“明治集團”的重要依靠力量。粗略看來，這個世襲小集團似乎是無敵的，也是無所不能的：

• 在經濟上，舊武家華族掌握了大筆公債和土地；國家設立了專門的華族銀行，鼓勵華族經營實業。更不要說日本當時最大的實業家也早就成為了這個集團的“自己人”。

• 在軍事上，薩長藩閥控制了軍隊，下一代將領大多是他們的同鄉故舊。國家還鼓勵“華族從軍”，許多舊武家華族男性從小就進入軍校，一旦走上職業軍人道路就能升得很快。

• 在政治上，日本當時沒有普選，國會眾議院權力有限。華族控制了貴族院（上議院）和天皇宮廷，各省廳官員也與他們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無論誰上臺，世襲小集團都掌握著最終決策權。

• 在文化上，華族由學習院統一提供教育，在出國留學和旅居方面也很自由，例如西園寺公望就曾在巴黎旅居十年。這不但保證了他們的文化水平，還開闊了他們的視野。

• 這個世襲小集團內部結成了通婚、門生、同鄉等錯綜復雜的關系；無論是不是華族，只要被這個集團吸納為一分子，就是日本真正的統治階層。

在這種情況下，一般人大概會得出結論：日本高層徹底實現了“階級固化”，世襲小集團將穩固地統治下去，直到永遠！然而，歷史事實告訴我們，作為這個小集團的核心力量，薩長藩閥在1930年代基本走到了盡頭；作為一個整體的華族，在同一時間也基本喪失了政治影響力，僅有近衛文麿、木戶幸一等極少數人發揮過一些決策權。日本戰敗之后，被追究責任的甲級戰犯當中，只有兩人出自薩長藩閥，而且都不在軍隊任職。公認罪大惡極、在戰爭期間擔任首相最久的東條英機，不但不是來自“世襲小集團”，而且出身于日本東北的巖手縣——那是明治維新當中站錯了隊、被打壓得最慘的地區！

事實上，把眼光放開一點，我們會發現：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世襲小集團”中的年輕人就很少從軍了（皇族子弟上戰場鍍金除外）；自從九一八事件開始，“世襲小集團”對首相大位的壟斷基本結束，近衛文麿出任首相只是一次回光返照而已；就連其經濟地位也受到了第十五國立銀行（華族銀行）破產、關東大地震等事件的巨大打擊，搖搖欲墜。日本在昭和年代的軍事冒險，其實是由一群農村或城市貧民出身、與“世襲小集團”毫無瓜葛（甚至對其充滿敵意）的軍人冒險家主導的；尤其是其中的“參謀”群體，官銜不高，能量巨大，是日本對外擴張直至自取滅亡的真正引擎。

我讓GPT-4o生成一幅能夠代表明治維新的圖片，它綁定的DALL·E-3大模型給了我這個——雖然有點奇幻，倒沒有離題

這到底是怎么回事？要知道，從明治維新到二戰爆發，只過去了短短七十年，“世襲小集團”才傳到第二代或第三代而已！一個統治集團只經歷這么短的時間就喪失權力、喪失對社會的掌控，甚至不能算做真正的“世襲”，更談不上“階級固化”。究其原因，當然不是這個集團自身不想統治（世上哪里有這么無私的人），而是沒有能力也沒有精力統治下去了。具體而言：

• 無論是薩長藩閥還是其他華族，第二代以后從軍的案例都很少，反而是從軍校退學的案例不少。國家反復鼓勵華族從軍，響應者寥寥。原因不難理解：從軍太苦了！尤其是進入昭和時代，從軍是真要上前線拋頭顱灑熱血的，有幾個世家子弟愿意去呢？（皇族從軍則是當吉祥物，另當別論。）

• 1920年代以后的復雜局勢不是一般的“二代”所能應對的。無論是國內的經濟危機、勞工運動、兵變，還是外交上的對華、對蘇、對美等政策問題，都讓“世襲小集團”難以做出決策。例如近衛文麿曾經自信心滿滿地想“結束中日戰爭”，卻什么事情都沒做成，只得灰頭土臉地讓位給東條英機。

• “世襲小集團”高高在上、不接地氣，不可避免地受到來自社會大眾的反對。在大正時期，這種反對體現為自由派政黨的議會斗爭乃至組閣；在昭和時期，這種反對則體現為軍人冒險、參謀暴走。在負面的社會輿論下，“世襲小集團”成員自己都對自己存在的意義產生了懷疑。

面對1930年代的世界格局，東條英機、辻政信、石原莞爾等冒險家拿出的解決方案，歷史證明是大錯特錯的；可是“世襲小集團”根本拿不出解決方案，既沒有能力阻止戰爭，也沒有能力把戰爭損失控制在較小范圍內。1940年，出身薩長藩閥的木戶幸一，力勸昭和天皇建立“舉國一致體制”，把出身舊公家的近衛文麿推上首相寶座，可以視為這個“世襲小集團”為日本掌舵的最后掙扎。其實，這兩位華族是被日本軍部當槍使了，幫助軍部掃清了集權的障礙，結果近衛內閣只蹦跶了一年多就被東條英機取而代之。“世襲小集團”下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發揮影響力，只有等到建議天皇無條件投降的時候了。

那么問題又來了：為什么世襲制在古代玩得下去，在近現代卻很難玩下去呢？原因不外乎兩條。首先，現代世界變化太快了，每一代人都會經歷根本性的革新，例如我們的生活方式就跟父輩、祖輩發生了巨大差異。在一個平穩變動乃至一成不變的社會里，世家子弟具備天然的優勢；劇烈變動的社會則將把他們的優勢抵消一大半。準確地說，背負了太多祖先遺產的世家子弟在動蕩的時代甚至有劣勢，其生活方式和為人處世的態度都難以適應時代。若要主動適應時代，則不可避免地要脫離世襲集團的圈子，成為“普通人”的一員（這也是大正、昭和時期許多日本華族子弟的選擇）。

其次，世襲集團在歷史上能出人才，不是因為其基因高貴，而是因為其壟斷了教育和接觸新知識的途徑。例如日本舊武家及舊公家的上層人物，本來就接受著當時最良好的教育，又第一批親身體會到西方科技文化先進性，所以不但能接受維新，還成為了明治維新時期的弄潮兒。等到經濟發展、教育普及了，普通人家的孩子也能接受較好的（盡管不一定是最好的）教育，吸收較新的（盡管不一定是最新的）知識，世家子弟的成材率就不一定比普通人家高多少了。失去了知識和能力優勢的世家子弟，雖然還能夠憑借資源優勢唱主角，但已經很難是唯一的主角了；過不了多久，他們就會被擠到配角的位置上。

從普通人的視角看，從明治、大正時期的華族及藩閥當道，到昭和時期出身中下層的冒險家當道，似乎更“公平”一點，統治基礎更寬廣一點；怎么竟然釀成了對外不斷發動戰爭直至招來原子彈轟炸的慘劇呢？歸根結底，這仍然是“世襲小集團”掌權期間的歷史遺留問題。這個問題很復雜，在此只能簡而言之。

首先，明治及大正期間，為了增強日本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凝聚力，統治集團在意識形態上采取神化天皇、鼓吹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路線。世家子弟當然分得清什么是宣傳、什么是實際，知道“天皇是人不是神”，跟外國打交道也懂得妥協和合作。但是，在這種氛圍下成長起來的貧寒子弟，即便升到高層，其思維定勢也很難改變。最典型的例子是東條英機，被人譏諷為“只具備上等兵的才能”，毫無大局觀可言；可他為什么不具備大局觀呢？恐怕與他成長期間經受的教育有關吧？昭和期間，日本最高決策層充斥著“八纮一宇”“鬼畜美英”的極端思想，即便是深知其荒謬性的華族成員也只能被裹挾前進，最終走上不歸路。

其次，戰前的日本一直沒有形成穩定的政治秩序，既沒有普選制也沒有穩定的政黨內閣；在經濟上也高度不平等，貧富差距極大。在這種情況下，普通人家子弟若要出人頭地（尤其是在政治上），只能選擇極端路線，對內喊口號、對外軍事冒險。石原莞爾在東北進行的“九一八”冒險，激勵了包括辻政信在內的無數后來者。即便到了高級將領這一級別，大家也知道，穩定掌握大權的唯一辦法是把事情鬧大，越不可收拾越能給自己機會。美日開戰前夕，東條英機終于把華族徹底踢到一邊，確立了軍部對整個日本社會的絕對權力。當然，這個絕對權力只持續了不到四年就徹底玩砸了，不過對于當事人而言，起碼是爽到了、也夠本了。至于多少人要為此陪葬，恐怕不是他們考慮的事情。

附帶說一句，東條上等兵成為首相之后，公報私仇，打著總動員征兵的旗號，把加賀前田家（侯爵）、紀州德川家（公爵）、越前松平家（侯爵）乃至德川將軍家（公爵）等一批華族子弟送上戰場，其中不少人戰死于前線，客觀上算是對“世襲小集團”做了一次總清算。最徹底的清算卻是來自美國人：先是扔炸彈把大批華族財產燒成白地，又在戰后促使日本征收高額財產稅，導致舊華族和上層士族資本家幾乎集體破產。明治維新時期沒有完成的社會革命，在遲到八十年之后，終于由美國人的手完成了。

從那以后，尤其是1955年自民黨成立以后，日本再次進入“政治世家”時代，那又是另一個故事了，不在本文的討論范圍之內。需要指出的是，戰后的“政治世家”對日本社會的掌控程度，遠遠比不上當年的“明治集團”。所謂天下烏鴉都黑，但并不是一般黑。而且，即便從1955年算起（中間有過兩次較長時間的中斷），自民黨的“政治世家”至今也只維持了兩到三代人的時間，并沒有超過當年明治集團的時間。我對這個話題也很有興趣，但那應該是另一篇文章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