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里，世界上的兩個社會主義大國先后發生了舉世震驚的“政治災難”，一次是30年代蘇聯的“大清洗”運動，另一次則是60年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中國的十年特殊時期。而兩次災難，李立三都是受害者，也是見證人。

1930年9月，李立三因犯“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被免去了中共中央負責人的一切職務，并于同年底根據共產國際之要求，只身前往莫斯科檢查交代錯誤，誰知，這一去竟長達15年之久。

在莫斯科工作期間，李立三遇到了他的紅顏知己——李莎，盡管兩人年齡相差較大，且李立三身份還比較特殊，但這位年輕的蘇聯姑娘卻毫不在意，毅然選擇跟他走到了一起。

然而，兩人剛結婚沒多久，蘇聯的“大清洗”運動就波及到了他們幸福的小家。

1938年2月下旬的一天，幾名荷槍實彈的蘇聯官兵突然闖進李立三的家中，毫無分說就將他給逮捕了。李立三被捕后的第二天，李莎就被趕出了共產國際的干部宿舍，并且其所在單位的團組織開始逼她在團籍和丈夫之間做抉擇。

對于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有志青年來說，團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堅持真理也同樣重要。

于是，在面對單位團組織的逼問時，李莎思考片刻后，說道：我的丈夫不是反革命，我非常了解他，我相信他的問題總有一天會弄清楚的……說完，李莎便從口袋里掏出團員證，輕輕地放在了桌子上，然后轉身離開。

然而，直到1939年底，李立三才被釋放出獄。次年3月，共產國際正式作出結論：李立三在蘇聯的問題搞清楚了，對他的指控至沒有根據的。

為了這短短的一句話，李立三夫婦卻苦苦等了近2年的時間。但不管怎樣，李立三終于還是被無罪釋放了。

而李立三出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共產國際請求早日回國，參加抗戰。但由于各種原因，他的這一愿望始終未能實現。

1945年，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李立三雖然此時人在蘇聯，但仍被選為中央委員。以至于當他得知這一消息時，非常激動，這說明黨組織并沒有忘記他。

是的，黨沒有忘記他，祖國和人民更沒有忘記他，在選舉中共七屆中央委員時，毛主席發表了講話，肯定了李立三對中國革命作出的貢獻，而也正因如此，他才得以被成功選為中央委員。

當然了，比起被選為中央委員更高興的事情，就是共產國際終于準許他回國了！

1946年1月，李立三離開工作和生活了15年的蘇聯，踏上了回國之路。

不久后，他的夫人李莎也從蘇聯來到了中國，后被安排在哈爾濱俄語專科學校擔任教員。

中蘇關系破裂后，很多人曾力勸李立三與李莎離婚，但李立三并沒有這樣做，他們夫妻倆是患難之交，彼此心心相印，他怎么可能在這個時候拋棄她呢？

而已經在中國生活了十幾年的李莎也舍不得離開中國，更舍不得扔下丈夫返回蘇聯，為此，她作出了一個重大的決定——放棄蘇聯國籍，申請加入中國國籍。1964年7月，李莎正式成為了新中國的合法公民。

李立三從蘇聯回國后便受到了組織上的重用，解放戰爭時期歷任東北局委員、敵工部部長、城工部部長、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等職。

在此期間，他以自己多年來未直接參加國內革命斗爭深感遺憾，于是在走上工作崗位后，他便加倍努力的工作，為開辟和穩固東北根據地、支援全國解放戰爭作出了重要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他又在黨的領導下，參與創建了新中國的一系列內政外交事務，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勞動部部長、中央工業交通工作部副部長、華北局書記處書記等職。

然而，就在他全心全意為新中國的建設與發展努力工作的時候，特殊時期開始了。

由于李立三早年曾在黨中央擔任過重要職務，他掌握著很多老干部的情況，是個典型的“活檔案”。于是，“造反派”們便找到了他，希望能從他口中挖出一些關于老干部們的“犯罪證據”。

盡管李立三與他們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但他卻始終堅持“只講真話，不講假話”的原則，所以，“造反派”們并沒有從他這里得到特別有利的“證據”。

毫無疑問，李立三的“不配合”，也必將使其成為“造反派”們重點打擊的對象。

很快，一張張寫著“李立三里通外國”的大字報便貼滿了機關和街道，并勒令他盡早交代自己的“罪行”。

對于這一系列莫須有的罪名，李立三當即便予以駁斥，說：我李立三犯過嚴重錯誤，什么時候都可以檢討，并且也愿意改正，但要說我里通外國這是沒有的。

事實上，盡管當時的李立三還戴著“立三路線”的帽子，但任何人都知道，這已經是幾十年前的事情了，更何況此案已經過反復清算和審查，到現在再拿出來說，顯然是不合適的。

除此之外，當時的李立三雖然是華北局書記，但實際上他早就已經靠邊站了。而他既然不是主要的“當權派”，也就不可能執行所謂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了。

但問題是，“造反派”們并沒有從他這里得到他們所需要的“證據”，所以他也必將成為被沖擊的對象之一，畢竟那是個瘋狂的年月。

1967年5月的一天深夜，李立三的家被“造反派”們給查抄了，家里的物件都被翻了個底兒朝天，跟當年在莫斯科的場景幾乎一模一樣。在短短一個月的時間里，李立三就受到了一系列不公正的對待。

6月22日這天中午，李立三強撐著病體，提筆給毛主席寫了一封“絕筆信”，他在信中說道：

“……只有一點，就是我和我的全家絕沒有做過任何里通外國的罪行。只有這一點請求中央切實調查和審查并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

由于不堪折磨，李立三吞下安眠藥，離開了人世。

而李立三去世當天，他的妻子李莎就被關進了秦城監獄，這一關就是8年，只是她不知道的是，就在她被捕的前幾個小時，她的丈夫李立三就服藥自殺了。

1975年5月下旬李莎出獄后，還在關心丈夫李立三的狀況，她此刻還不知道丈夫已死，還在期盼著早日與丈夫團圓。

1978年底，李莎結束了三年半的“流放”，回到了北京，直到此時，她才知道丈夫已經去世了。但此刻的她早已沒有了眼淚，或許她對這一切早有預料。她此刻最大的愿望，就是丈夫能早日平反，恢復名譽。

終于，在組織上的關注下，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山紀念堂為李立三同志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肯定了他是“我黨的優秀黨員、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工人運動的杰出領導人之一”，肯定了他對中國革命所作出的貢獻。

憑心而論，李立三的一生確實是革命的一生，他雖然曾犯有錯誤，但他卻從不掩飾自己的錯誤，反而勇于承擔、正視自己的錯誤，并努力加以改正，光是這一點，就值得我們敬佩。

此外，李立三回國后雖然屢任要職，但其仕途并非一路平坦，期間更是屢受批判。

比如在1951年底，他就因所謂的“路線錯誤”，受到了陳伯達在全國總工會黨組第一次擴大會議上的批判，離開了全國總工會的領導崗位；1954年，李立三又被免去了勞動部部長職務……

然而盡管如此，他一直在兢兢業業的工作，從不計較職務高低、工作大小，只要能為新中國的建設事業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無論做什么工作，他都樂此不疲。

這樣一個顧全大局、從不計較個人得失的優秀領導干部，無疑是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學習和敬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