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時勢造英雄”，這句話放在青年得志的王洪文身上，可以說是最合適不過了。

作為一名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的基層軍官，王洪文原以為復員后就能在地方單位擔任要職，但讓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單位領導卻只讓他做了一個保全工。工作幾年后，他也只是國棉十七廠保衛科的一名普通保衛員而已。

當然了，王洪文工作數年未能升遷，其主要原因還是他對所擔任的職務不滿、不認真工作所致。

盡管現在的他已經是一名保衛員，坐進了辦公室，但他的晉升之路也基本確定，即只能按部就班的逐步晉升，到退休時最多也只能混個局長，跟他所期望的美好未來仍有巨大差距。

就在他心中煩悶之際，一場混亂而瘋狂的時代颶風突然刮起來了……可以說，沒有這場颶風，就沒有后來位高權重的王洪文，他也許只是一個普通的工人、干部而已。

跟那個時期的很多“風云人物”一樣，王洪文非常善于在混亂中抓住機會。而他的首個“目標”，就是未能慧眼識珠的廠黨委。

一張張醒目、瘋狂的“大字報”，使王洪文一夜之間成為了廠里的風云人物。此外，大字報甚至還驚動了市委，于是便當即派出工作隊來廠里進行整頓。

怎料，工作隊的到來不僅沒有讓王洪文有所收斂，反而還將其視作擴大自身影響的“工具”，于是，他開始調轉炮口，向廠黨委和工作組進行瘋狂炮擊。

不久后，他甚至還將目光轉向了上海市委，并組織成立了所謂的“工總司”，作為復員軍人、黨員的王洪文，自然而然被推舉成為“工總司”的“司令”。

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之下，王洪文的“大鬧”確實收效顯著，“大鬧”隨之而來的，就是“大官”、“大名”。

1967年后，王洪文先后受到晉升，歷任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上海市委第三書記、上海市總工會主任、上海警備區政治委員等職。在1969年的九大上，年僅34歲的王洪文還被選為了中央委員。

在短短不到3年的時間里，王洪文就從一個工廠的保衛員迅速升到中央委員，真可謂鴻運高照，令人咂舌。

但這不過只是這個年輕人仕途生涯的“開端”而已，不久之后，他又將迎來個人仕途生涯的巔峰。

那是在1973年8月的中共十大上，作為“接班人”的王洪文被選為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務委員會委員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同時還擔任中央軍委常務委員。

事實上，早在十大召開前夕，王洪文就已經順利通過了高層的考察，并賦予其“接班人”的身份，讓他擔任十大選舉籌備委員會主任，而周總理、葉帥等一批老領導，也只能屈居副主任之職。

但王洪文畢竟還是太年輕了，加上其又沒有豐富的資歷和工作經驗，所以在應對很多工作，尤其是處理外事工作時，顯得非常地不成熟，加上其又熱衷于與江、張、姚等人來往，所以最后他這個所謂“接班人”身份，還是被拿下來了。

俗話說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王洪文坐著火箭上來，也必將坐著火箭下去，1976年10月的雷聲一響，這一切就都全部化為了泡影，他的政治生涯也就此宣告結束了。

1981年初，王洪文被宣布判處無期徒刑，后于1992年8月3日病逝于獄中，終年57歲。這位所謂的——“時代英雄”，至此落幕。

王洪文去世后，他的妻子崔根娣并沒有將他的骨灰下葬，而是將其留在身邊，以此來慰藉她對丈夫的思念之情。

崔根娣原來也是國棉十七廠的工人，她與王洪文結婚后育有二男一女。據說，王洪文當上副主席后，曾向妻子提出過離婚，但崔根娣對此卻表現得很坦然，她說：只要把孩子給我，我就答應離婚。從今以后，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工……

王洪文鋃鐺入獄后，崔根娣并沒有選擇與他離婚，反而每年的國慶節都會帶著孩子來探監，因為這一天也是他們的結婚紀念日。崔根娣曾對找她談話的領導說：你們怎么判我不管，我是不會和他離婚的，我要等他……

但遺憾的是，癡情的崔根娣并沒有等到這一天。王洪文去世后，崔根娣便帶著三個孩子在上海過著普通的生活，很少再有人提起或關注他們。

值得一提的是，王洪文的女兒王亞萍，后來卻成為了中國酒水行業有名的領軍人物，身價過億。

盡管王亞萍的生意做得風生水起，但對于她的真實身份，卻鮮為人知。或許對于她而言，她只想一心一意深耕發展自己的事業，至于那些所謂的身份也好、名位也罷，都只不過是過眼云煙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