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公元前546年6月的“弭兵會盟”，確定了天下相對和平的格局，此后數十年，晉、楚、齊、秦再沒有爆發大規模的戰爭。大國之間的博弈，逐漸從戰場廝殺的熱戰，轉向扶持代理人沖鋒的冷戰。

僻處東南的吳國，便利用這樣的有利時機，發起了一場“小國出訪”的外交秀，徹底擺脫了蠻夷之國的身份，晉升為中原文明圈的東南地域性大國。

其中的各種傳奇故事，給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吳國是周朝姬姓國，但論資歷，吳國甚至比周朝都要深遠。

商朝末年，姬氏領袖古公亶父帶領族人遷徙到岐山腳下，開辟了姬氏的新根據地——周原，并營造城池修建房屋、改戎狄風俗為華夏衣冠，締造了姬氏和周原的新氣象。

吳國始祖，便是古公亶父之子。

古公亶父之子，為什么不在周原，卻跑到偏僻的東南呢？

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先拆解《史記·周本紀》里的一句話——“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

后世普遍認為，太伯、虞仲、季歷都是古公亶父和太姜之子，是同父同母的親兄弟，但從《史記·周本紀》的字面意思來看，季歷是古公亶父和太姜之子，沒有任何疑義，太伯和虞仲的母親卻可能另有其人，否則，司馬遷不必分開來寫。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兩位女性。

古公亶父的正妻是太姜，毫無疑問，太姜出自姜姓，這是母系氏族時期的一個古姓，非常久遠，經過夏商周三代的繁衍，依然擁有強盛的部族勢力。

季歷的正妻是太任，從名字就能看出來，太任出自任姓。《史記·五帝本紀》里寫道：“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其中一個姓氏就是任姓。這就意味著，太任的母族，同樣是歷史久遠、實力強悍的部族。

太任之子，便是周文王姬昌，生而聰慧，品學兼優，被古公亶父寄予厚望。

綜合以上信息，我們可以做出兩種猜測——

1、如果太伯、虞仲、季歷是同父同母的親兄弟，那么他們這一輩，能從父族和母族繼承的資源是相同的，但太伯和虞仲的正妻，背景可能不如季歷的正妻太任，他們的后人，能力和德行也不如姬昌。

2、如果太伯和虞仲的母親另有其人，那么太姜和太任的背景資源，只可能轉移給季歷和姬昌，而不可能對太伯和虞仲有任何幫助。

不論哪種猜測是正確的，我們基本可以確定，為了姬氏的興旺發達，進而滾雪球一樣壯大，立季歷和姬昌做繼承人，才是古公亶父的最佳選擇。

可能正是因為如此，古公亶父才對姬昌情有獨鐘，把部族發揚光大的希望，寄托在姬昌的身上。

這樣的現實，太伯和虞仲也非常清楚。

為了姬氏的前途，為了不使古公亶父在“立長、立賢”之間為難，甚至有可能是受到太姜和太任的暗示，太伯和虞仲便逃離周原，跑到東南的蠻夷之地，并割斷頭發、刺滿紋身，自絕于華夏文明，以示絕不繼承古公亶父的地位。

就這樣，季歷和姬昌取得絕對的繼承權。

古公亶父薨逝以后，季歷和姬昌苦心經營數十年，整合了內部勢力，開拓了姬氏的勢力范圍，最終在姬昌之子、周武王姬發主政的時候，召集諸侯東征滅商，開創八百年的姬周王朝。

而太伯和虞仲到了東南，憑借周原帶來的知識技能、姬氏領袖之子的高貴身份、避位讓賢的傳奇故事，很快吸引了千余家的荊蠻追隨者，太伯便自立門戶，國號為“句吳”。

太伯，便成為吳國的始祖——吳太伯。

過一些年，太伯薨逝，因為沒有兒子，國君之位便傳給弟弟虞仲——“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

一個是虞仲，一個是仲雍，這是怎么回事？

《史記·周本紀》里說：“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發，以讓季歷”，《史記·吳太伯世家》也說：“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發，示不可用，以避季歷。”

從這兩句記載可知，虞仲和仲雍就是一個人。

至于太伯為什么無子，可能是沒有生出兒子來，也可能是早年間生兒子了，但不習慣東南的水土環境，導致兒子早夭，失去了繼承人。

不管怎么說吧，吳國的國君之位，就此從太伯一系，轉移到虞仲一系。

周武王姬發滅商以后，吸取商朝同姓國不足的教訓，開始大封姬姓族人為諸侯，考慮到太伯和虞仲的避位美德，周武王姬發便發布命令，尋找太伯和虞仲的后人。

那時的吳國國君，是虞仲的曾孫周章。

不知通過什么關系，周章和周武王姬發建立起聯系，隨后，周武王姬發承認了吳國，正式冊封周章為諸侯，并請其弟回到中原，建立虞國，列為諸侯。

因為周章弟弟的國號是“虞”，排行第二，故而虞國的開國國君，也稱為虞仲。

再過數百年，虞國在晉獻公“假途滅虢”的陽謀下，亡于晉國，但地處偏遠的吳國，卻在經歷太伯、虞仲、季簡、叔達、周章等十八代國君以后，傳到第十九代國君壽夢之手。

壽夢，便是春秋爭霸時期，吳國的關鍵性人物。

2、

我們在《風云激蕩的十五年》里說過，公元前584年春，吳國出兵討伐郯國，同年秋，申公巫臣代表晉景公出使吳國，不僅促成“晉吳聯盟”，還把晉國的生產技術和軍事技術教給吳國，幫助吳國提升國力，替晉國騷擾楚國側翼。

吳國緊鄰楚國的地理位置，是晉國決定聯合吳國的關鍵因素，但不論《史記》還是《春秋左傳》，都是寫了“晉吳聯盟”的事，卻沒有解釋一個關鍵問題——

吳國為什么接受晉國的橄欖枝，愿意做晉國的馬前卒？

要解釋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梳理一下那幾年的大事件——

公元前586年，鄭國背楚歸晉，晉景公和各諸侯國在鄭國的蟲牢會盟，確定了晉國的天下霸主地位。

公元前585年，晉國召集衛、鄭以及河南的伊洛、陸渾、蠻戎等戎狄部族，出兵伐宋，隨后又以天下霸主的身份，命魯國出兵伐宋。

公元前584年，楚國令尹子重統兵伐鄭，不等晉國和諸侯聯軍抵達，鄭國便擊破楚軍，俘虜了楚國的鄖公鐘儀。同年，晉國召集各諸侯國在衛國的馬陵會盟，重申蟲牢會盟的約定，鞏固了晉國的天下霸業。

在這些大事件中，晉國掃蕩中原氣勢如虹，但實事求是的說，對僻處東南的吳國影響并不大，按照那時的信息傳播速度，吳國能不能及時收到消息，都是未知數。

如果吳國能及時收到消息，唯一的解釋是，吳國通過某種捷徑，主動或被動的知道了天下爭霸的信息，了解晉國和楚國的實力消長。

這種捷徑，到底是什么？

《史記》和《春秋左傳》里沒有寫，但東漢學者趙曄在《吳越春秋》里，記載了一條非常有價值的史料——

“壽夢元年，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于鐘離（安徽鳳陽），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嘆而去，曰：於乎哉，禮也。”

壽夢元年，即公元前585年。

那年，剛繼位的吳王壽夢到洛陽朝拜周簡王，完成任務以后，壽夢又到楚國訪問，欣賞了楚國收集的各諸侯國禮樂，緊接著，壽夢和魯成公在鐘離見面，詢問了魯國保留的周公禮樂。

出來走了一圈，壽夢大受震撼，感嘆道：“原來這就是禮樂啊，開眼了開眼了，我們吳國實在太落后了。”

可以想見，壽夢在這個過程中，一定聽說了晉楚爭霸的故事，一定被晉國的霸主地位所折服，一定對各諸侯國的禮樂文明，產生了極大的崇敬之情。

唯有如此，壽夢回到吳國以后，才會立即出兵北上伐郯，積極融入天下爭霸的歷史進程。聽聞晉國要和吳國結盟，壽夢也立即同意。

壽夢，實在是太想進步了。

他要帶領落后的吳國奮起直追，用短時間內付出的血酬，給吳國換一張諸侯大國甚至是天下霸主的入場券。

這才是吳國接受晉國的橄欖枝，愿意做晉國馬前卒的真相。

此后多年，壽夢用晉國教授的射箭、車戰技術不斷騷擾楚國，并討伐巢、徐等諸侯國，向晉國證明了吳國的價值，同時也開拓了吳國的疆土，終于換來一句：

“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

公元前561年，壽夢薨逝。

他有四個兒子——諸樊、余祭、夷末（余昧）、季札。按照“長幼有序”的繼承原則，公子諸樊應該繼承吳國國君之位，但壽夢和古公亶父一樣，不愿意傳位給年長的公子諸樊，堅持要年幼的公子季札繼位。

公子諸樊理解壽夢的用意，愿意效仿太伯、虞仲讓位，公子季札卻不愿意效仿季歷、姬昌繼位，直接拒絕了壽夢的傳位要求。

壽夢沒有辦法，暫時傳位給公子諸樊，但叮囑他，一定要把國君之位讓給公子季札。

等公子諸樊處理完壽夢的喪事，再次提出傳位的要求，公子季札又一次拒絕。

這個傳位過程，史料都有明確記載。

《史記·吳太伯世家》給出壽夢傳位公子季札的理由：“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于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

壽夢認為“季札賢”，便準備傳位給公子季札。

《春秋左傳》則給出公子季札拒絕諸樊傳位的理由：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藏。子藏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愿附于子藏，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十余年前，曹宣公追隨晉厲公伐秦，薨逝于軍中，曹國群臣決定公子負芻留守、公子欣時西行迎接曹宣公的靈柩。結果公子負芻趁機誅殺曹國太子，自立為曹國國君，成為曹成公。

隨后，晉厲公統帥各諸侯國伐曹，準備誅殺弒君悖逆的曹成公，擁立有一面之緣的公子欣時為國君，但公子欣時說：“為君非吾節也”，便逃離曹國，投奔宋國。

公子欣時，即子藏。

公子季札引用公子欣時的故事，其實就是想說，吳國已經有國君了，無故更替不合道義，他寧愿不做國君，也不愿背棄道義。

以上兩條史料說明，不僅壽夢認為公子季札“賢”，公子諸樊也認為公子季札“賢”，否則不可能心甘情愿的傳位給他。公子季札兩次拒絕繼位，證明了他確實很“賢”，父兄都沒有看錯人。

而正是這個“賢”字，隱藏著壽夢和公子諸樊傳位、公子季札拒絕繼位的秘密。

眾所周知，賢是沒有標準的。能征善戰是賢，品德高尚是賢，體恤民心是賢，能團結朝野也是賢，不是有了賢名，就有資格做國君的。

壽夢認為“季札賢”，就做出傳位的決定，公子諸樊愿意放棄國君之位，遵守壽夢的遺言傳位給公子季札，一定是公子季札的“賢”，符合吳國的需要，契合壽夢的政治路線，能帶著吳國繼續向前走。

壽夢的政治路線是什么？

其一是興禮樂，其二是入中原，文武并舉，攻守結合，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共同發展。

這兩條政治路線，最重要的就是興禮樂。

如果吳國沒有禮樂，就不能真正和各諸侯國接軌，即便憑借晉國教授的技術強行進入中原，也不過是翻版的楚國，不可能得到各諸侯國的認可。

公子季札的“賢”，極有可能是隨著晉國和吳國的關系日益密切，大量的禮樂知識傳入吳國，公子季札在成長的過程中，勤奮學習細心揣摩，成了一個禮樂知識儲備豐富的人。

這樣的人做國君，有利于吳國興禮樂。

所以東漢學者趙曄寫《吳越春秋》的時候，才用了一句——“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傳國及禮，爾無忘寡人之言。”

壽夢的選擇不是孤例。

近代日本開始明治維新以后，和西方世界比較親密的留學派占據上風，傳統的武士逐漸沒落。新中國的前三十年極力效仿蘇聯，于是留蘇學生分布在各級重要崗位，后三十年和歐美接軌，留學歐美的青年學生成為各界追捧的對象。

公子季札在吳國的地位，類似于近代日本的留學派、新中國前三十年的留蘇派、后三十年的留歐美派。

但成就你的東西，往往會成為你的絆腳石。

正是因為公子季札的禮樂知識太豐富了，他不僅被熏陶成謙謙君子，“精通禮樂”也成為公子季札的人設。在這樣的背景下，公子季札就不愿也不能違背禮樂教條，必須堅持遵守“長幼有序”的繼承原則。

在他的心目中，節操比權勢更重要，禮樂傳承比世襲國君更有價值。

所以，公子季札拒絕了壽夢和公子諸樊的傳位，甘愿做一名臣子，用自己的禮樂知識，輔佐父兄。

無奈之下，公子諸樊暫時做了吳國國君，并和其他兄弟約定，改“父死子繼”為“兄終弟及”，四名兄弟輪流做國君，一定要傳到公子季札為止。

公元前548年12月，諸樊在伐楚的時候戰死，傳位給公子余祭。

公元前544年，余祭統兵伐越，被越國俘虜刺殺，僅僅在位四年，隨后，公子夷末（余昧）繼位。

余祭被越國俘虜刺殺是《春秋左傳》的說法，《史記·吳太伯世家》說余祭在位十七年，考慮到《春秋左傳》是第一手史料，我們這里就采用《春秋左傳》的說法。

盡管公子季札還沒能成為吳國國君，但他的禮樂知識越來越深厚，以臣子身份輔佐夷末的時候，親自操辦了一件大事，不僅讓自己千古揚名，還給吳國建立了巨大的功業，間接實現了壽夢的愿望，踐行了壽夢的政治路線。

這件大事，便是一場“小國出訪”外交秀。

3、

公元前544年，距離“弭兵會盟”已經過去兩年，各諸侯國都遵守了這份和平約定，維持著來之不易的美好時光。

但不爆發熱戰，不代表放松警惕。

數十年來，楚國做為晉國的最大競爭對手，給晉國造成巨大的傷害，而且楚國依仗武力，經常不按常理出牌，晉國和各諸侯國都擔心，楚國撕毀盟約，重新爭取霸業，毀掉來之不易的和平。

要讓楚國安分守己，必須給楚國制造障礙，讓它不得不遵守盟約。

這個障礙，只能是吳國。

可以說，在“弭兵會盟”之后，吳國的統戰價值達到史無前例的高度，甚至比晉楚爭霸的時候更高。因為晉楚爭霸時，只是晉國需要吳國，弭兵會盟以后是各諸侯國都需要吳國。

既然各諸侯國想利用吳國，那就必須付出一些代價，對于吳國來說，這是一次百年難逢的機會。

這個機會，吳國顯然意識到了。

如果能在各諸侯國都需要吳國的時候，派出使者開展一場外交活動，不僅可以鞏固吳國和各諸侯國的關系，還能借機展示吳國的軟實力，為吳國融入中原文明圈子鋪平道路。

一旦完成這項任務，吳國就不再是蠻夷之國，而且有機會成為堂堂正正的禮樂之邦、各諸侯國都承認的東南地域性大國。

興禮樂、入中原，在此一舉。

而能代表吳國出訪的，唯有禮樂知識深厚的公子季札。

在這樣的背景下，余祭在初夏時節遇刺身亡，夏秋之際，夷末便任命公子季札為使者，渡江北上出訪魯國，開啟了吳國立國以來的第一次正式外交訪問。

公子季札出訪的第一站選在魯國，原因有三——

1、魯國和吳國相距不遠，公子季札渡過長江，便接近魯國，首訪魯國順理成章。

2、魯國是周公旦的封國，吳國是太伯、虞仲的封國，兩國是近親。

3、周公旦制定禮樂，魯國的傳承最為正宗，如果公子季札的禮樂修養能得到魯國的承認，可以為后續出訪打開局面。

于是呢，公子季札到了魯國，魯國大夫叔孫豹負責接待。

公子季札帶著政治任務出訪，故而他在魯國的外交活動，時時刻刻都在代表吳國展示禮樂、文化、能力。公子季札來訪的目的，魯國自然是清楚的，于是叔孫豹接待公子季札的時候，也做了別出心裁的安排。

剛一見面，公子季札便和叔孫豹說道：“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政治的第一要務是用人，你參與魯國的政務，卻不能辨別善惡，恐怕將來不行啊。

隨意點評別國政務，質疑卿大夫的能力，屬于國與國之間的大忌。公子季札剛到魯國便向叔孫豹說這番話，非常不得體。

但叔孫豹沒有反駁，默認了。

這就意味著，叔孫豹承認了公子季札質疑自己的資格，承認了吳國和魯國平起平坐甚至略高一籌的地位。

可以說，叔孫豹是在“天下和平”和“聯吳制楚”的大局下，用自己和魯國，給公子季札和吳國做了墊腳石。他們通過一場雙簧，給這次外交活動，造了一個響亮的聲勢。

隨后，公子季札請求參觀周樂。

那時的“樂”是韻律、舞蹈、唱詞結合起來表演的，而唱詞部分，便是流傳至今的《詩經》。

于是，魯國首先安排了《周南》和《召南》，緊接著是《邶風》、《鄘風》、《衛風》、《王風》、《鄭風》、《齊風》、《豳風》、《秦風》、《魏風》、《唐風》、《陳風》。國風篇章結束，《小雅》、《大雅》、《周頌》等相繼登場。

公子季札一邊觀看，一邊做出點評。

例如觀看《周南》和《召南》的時候，評論道：“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觀看《陳風》時又說：“國無主，其能久乎。”

這么一圈下來，公子季札幾乎把《詩經》的所有篇目都看了一遍、聽了一遍、評了一遍。

周樂結束，魯國又給公子季札安排了舞蹈。

從歌頌周文王的《象箾shuo》和《南籥yue》、歌頌周武王的《大武》、歌頌商湯的《韶濩hu》、歌頌夏禹的《大夏》再到歌頌舜帝的《韶箾》，都給公子季札表演了一遍，他又邊看邊點評了一番。

周樂以國風為主，可以視為春秋時期的空間維度，舞蹈按由近及遠的時間順序排列，可以視為上古三代的時間維度。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魯國以這樣的方式招待公子季札，不可謂不隆重。

而公子季札一邊觀看一邊點評，和評論叔孫豹如出一轍，都是在展示自己的禮樂知識，以示吳國有能人，不容天下英雄小覷，完全有資格融入中原文明圈子，和各諸侯國坐而論道。

毫無疑問，魯國和公子季札的配合是成功的。

公子季札以吳國四十年改革開放的積淀為后盾，通過“觀周樂”的方式揚名立萬，魯國以自己為墊腳石，成功提高了公子季札和吳國的地位，幫助各諸侯國籠絡住吳國。

以上，公子季札出訪魯國觀看周樂的過程，便是《古文觀止》第二卷的第十篇文章——《季札觀周樂》。

而有了魯國的良好開局，公子季札后面的行程便非常順利了。

離開魯國，公子季札前往齊國會見晏子、到鄭國會見子產、到衛國會見蘧瑗等人、到晉國會見趙武、韓起、魏舒和羊舌肸——

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

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

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子發、公子朝。

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說叔向。

——《春秋左傳》

這些會見公子季札的人，無不是各自國家的賢臣、權臣。他們能同時出面會見公子季札，其實就是表明了一種態度，即重視和吳國的盟友關系，認可公子季札的禮樂修養，接納吳國進入中原文明圈子。

可以說，公子季札此次出訪，已經取得圓滿的成功。

能做到這一步，吳國的統戰價值自然是不可忽視的因素，但公子季札在魯國觀周樂的表現，也是非常重要的加分項。

4、

那公子季札的外交秀，后續效果如何呢？

《春秋左傳》的一句記載給出了明確答案——“襄公三十一年，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通路也”。

屈狐庸，即申公巫臣之子，已出仕吳國。

通路，即疏通晉吳之間的往來道路，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的溝通渠道。

這句話的意思是，公元前542年，夷末命屈狐庸出使晉國，在公子季札出訪的基礎上，再次疏通兩國的道路和溝通渠道，方便使者頻繁往來。

夷末能做出這項決定，顯然是吳、晉的關系更上一層樓，日益親密了。

和晉國的關系親密，吳國便可以接收更多的生產技術、軍事技術，保證國家的硬實力逐漸發展壯大，從長遠來看，也可以不斷的吸收晉國等諸侯國的禮樂文化，提升吳國的軟實力。

這兩條結合起來，便是吳國蒸蒸日上的保證。

而在公元前537年，楚靈王統兵伐吳，并和越國結盟——“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安徽霍丘）”，準備以泰山壓頂之勢降伏吳國，結果楚國先敗后平，沒有取得任何戰果。

“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楚子懼吳。”

這場戰爭，證明吳國在晉國等諸侯國的援助下，已經足以抗衡楚國，為日后伐楚、伐越并稱霸天下奠定基礎。

一文一武，吳國未來可期。

吳國崛起如此迅速，以人事而論，首先要歸功于壽夢及時轉型，其次要歸功于公子季札的外交成功。但以大勢而論，則是吳國參與了春秋爭霸的歷史進程，沒有偏安東南一隅。

如果能得知這一切，壽夢應該能含笑九泉了。

他在正確的時間做出正確的決定，哪怕在人生最后時刻，也沒有選錯人。

隨著晉楚爭霸告一段落，晉國支持的吳國、楚國支持的越國之間的爭鋒，即將拉開帷幕，為春秋爭霸上演最后的余暉。

不過，在開啟吳越爭霸戰爭以前，我們要穿插兩個人物篇章，其中一個是消耗掉楚國最后元氣的楚靈王，另一個是堪稱春秋政治家典范的鄭國子產。

嗯，解讀《春秋左傳》就剩下最后三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