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一次“全民辦鈾礦”、“大家辦原子能科學”的運動。

其背景，是上世紀的大躍進時期。當“大躍進”運動興起之時，正是新中國科學技術革命的重要發展時期，從而形成了科技“大躍進”之潮。科技“大躍進”對中國科學技術事業的很多方面都產生了影響，包括當時中國正在努力鉆研的原子能技術。

眾所周知科技需要尖端人才，需要現代科學技術，在當時的中國這些都是很薄弱的。為了實現科技大躍進，在路徑方面曾有一個 “土洋之爭”。

“洋”就是知識分子，“土”就是發動群眾，鼓勵群眾發明土辦法。初期，技術方面實現的是“土洋并舉”的路徑。到1958年，土辦法逐漸占據上風，并得到上層肯定。《人民日報》刊登《上海的技術革命群眾運動　曹荻秋代表的發言》，認為“土辦法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不僅能解決生產上的關鍵問題，而且可以制造出尖端產品”。

土辦法遂成為主流，“全民辦鈾礦”、“大家辦原子能科學”，就是“土法為主”路線勝出的情況下產生的運動。為響應毛澤東提出的“三個大搞”（大搞民兵，大搞原子彈、導彈，大搞造船），1958年下半年，第二機械工業部（以下簡稱二機部）先后提出了“全民辦鈾礦”、“大家辦原子能科學”的口號，后經中央批準，在全國加以推行。

1958年7月8日，中共中央轉批了二機部于6月30日上報的《關于全民辦鈾礦的報告》，提出“全民辦鈾礦”的目的是“使我國的鈾礦工業遍地開花，才能急起直追，在短時間內迎頭趕上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從而把我們的祖國建設得更繁榮，更富強”。

在當時的中國，要進行“全民板鈾礦”的第一步顯然就是要對民眾進行科普，介紹關于鈾礦與原子能的基本知識。這個任務就交給了上海市科學技術協會，由他們主編的“原子能知識小叢書”由科技衛生出版社在1958年底至1959年初相繼出版，每本書的篇幅都在20頁左右，涉及了包括鈾礦及其勘探、原子能和采礦工業、原子能和生物學、原子能和土建工程、原子能和交通、原子能和紡織工業等等相關知識。

很顯然，這類叢書為人們盡快掌握原子能及鈾的相關知識提供了捷徑。但是，這類叢書存在的問題也很突出，即夸大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忽略了掌握一門嚴謹的科學技術的難度。

以梁基著、科學普及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全民辦鈾礦》為例。該書認為，鈾礦選冶事實上很容易掌握，比煉鋼要簡單千萬倍。鑒于此，該書對“全民辦鈾礦”作了大膽的設想。書中說，如果要建立一個晝夜處理100噸原礦石的小型選礦加工廠，從設計到投入生產大約需要3個月。所用的設備除破碎機、放射性測量選礦機等外，還有一些大木桶或陶瓷缸，總投資也就30多萬元。

投入生產后，每天約消耗十幾噸硫酸或堿、100多立升氨水，經常有100多個職工就可以維持。以原礦石品位為1/1000，回收率為80%計算，每天可出產80公斤鈾。全國要辦100個這樣的小廠，每年可生產2400噸純金屬鈾，照此速度發展，用不了幾年就可以超過英國。

在“大躍進”的氛圍下，僅僅靠這樣簡單的口號宣傳和圖書介紹，很快就將“全民辦鈾礦”推開了。

“大家辦原子能科學”的口號，是在1958年9月蘇聯援建的研究性重水反應堆和回旋加速器正式移交生產時提出的。

9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大家來辦原子能科學》。

文章指出：對研究和利用原子能來說，當前的形勢和條件都很好。因此，原子能科學能否比較迅速地發展，主要看采取什么樣的方針。

有兩種方針：一種是只請少數權威專家搞尖端，“如果采取這個方針，可以肯定，局面一定是冷冷清清的，若干年內原子能科學縱有發展，其速度也必然很慢。

還有另外一種方針，這就是大家來辦原子能科學。采取這個方針，原子能科學事業就能很快發展….大躍進以來許多事實證明：科學技術的高峰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只要我們下定決心，專家、青年科學技術人員、技術工人和廣大群眾一齊發動，大家來辦原子能科學，原子能科學就會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

同日，《人民日報》刊登的另外一篇文章《把紅旗插上尖端技術的尖端——全國工業展覽會原子能館介紹》也寫道：“像原子能這樣的最尖端的科學技術，也不是高深莫測的，它和其他各項工作一樣，可以走群眾路線，可以遍地開花，可以貫徹多快好省的方針”。

鑒于中國原子能技術的發展基礎以及科技“大躍進”激發的群眾熱情，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在1958年9月27日有關蘇聯援建的研究性重水反應堆和回旋加速器移交典禮上說：“1956年制定的發展科學技術十二年遠景規劃草案，包括原子能的研究在內，能夠提前五年至七年基本上完成。”

這一預期使得“全民辦鈾礦”、“大家辦原子能科學”的口號一經提出，便得到了各省、市、自治區黨政領導機關對鈾礦開采、原子能科學研究的重視和響應，很快，許多城市、學校、科學研究機構都參與到發展原子能事業中來。

鈾礦石從礦山中開采出來后，在進行下一步的精煉之前，需要在開采現場進行粗煉，獲得八氧化三鈾含量為60%~80%的中間產品重鈾酸銨，俗稱“黃餅”。1958年，正規的鈾礦和處理礦石的工廠都還未建成，在這種情況下，為應對研究單位急需兩噸二氧化鈾做實驗的棘手問題，土法煉鈾應運而生。

這片“試驗田”就是中國第一塊有價值鈾礦石發現地——廣東省翁源縣下莊的“希望”礦床。由時任地質部第三局副局長的佟城親自到下莊組織土法煉鈾工作，他們用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建成了煉鈾的設施。當然，這些廠房、設施和設備非常簡陋。廠房用樹皮、茅草和竹子搭建而成，里面并排豎立著幾個裝有硝酸、硫酸的大木桶，即為煉鈾設備。

就是利用這樣的簡易設備，下莊的工人們率先摸索出一套土法煉鈾工藝流程：首先，將碎礦石倒入木桶中浸泡，浸溶一段時間后，讓浸液從第一個木桶依次流入第二個木桶、第三個木桶……最后流入置于地下的容器中，再將地下容器中的溶液倒回第一個木桶中，進行下一輪循環。

如此反復浸泡沉淀之后，就像磨豆腐一樣，將幾十個布袋懸空吊在另一個工棚內，用做豆腐的麻布包對溶液進行過濾，并將剩下的溶質置于鐵窩中慢慢烤干，就可以得到八氧化三鈾含量為20%~50%的“黃餅”。1958年8月，下莊成功煉出了第一批“黃餅”。

1958年底，二機部和地質部第三局在下莊主持召開“全民辦鈾礦”現場會，推廣土法煉鈾經驗。隨后，其他地方也通過類似程序獲得了“黃餅”。在科技“大躍進”期間，通過土法冶煉，全國共獲得“黃餅”150余噸。

客觀地講，“全民辦鈾礦”、“大家辦原子能科學”對原子能事業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比如1995年8月16日，朱光亞在地礦部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就曾指出：“1964年10月實現首次原子彈爆炸試驗，其中就有全民辦鈾礦作出的寶貴貢獻”。

但它的負作用，長期以來是被忽視的。

首先是一些不切實際任務的提出，如起初要求一個省建一座反應堆和一臺加速器，后又改成每個大區搞“一堆一器”，最終也沒有辦到。事實證明，這些想法不僅難以實現，而且帶來了布點過多，損失加大，浪費增加等負面影響。

再比如，農民加工“黃餅”的“土辦法”，其制造工藝流程就不符合高精尖技術所必需的嚴格要求。在湖南省郴州金銀寨礦區，礦工們用鐵錘砸碎放在石臼中的礦石，然后用篩子篩除粉末，接著加酸浸出，濾斗過濾，電爐烤干，十來個人要足足干半個月，才能從幾十噸礦石中煉出200克鈾來。

當然，還有健康問題。當時的農民們普遍沒有防護意識，即使一小部分有，也僅僅是用毛巾捂住口鼻，就敢直接用各種炊具熬制六氟化鈾。

在云南省云滄鈾礦，一個副專員親自主持鈾礦的開采與冶煉，主要的操作流程基本相同，即先用鎬將鈾礦石刨出，然后用碾糧食的碾子將鈾礦石碾碎，再通過強酸浸泡、麻布袋子過濾、鐵窩煎熬等環節，將鈾礦石制成“黃餅”。用“土辦法”制成的“黃餅”成色各異，有黃色、黑色、灰色，還有暗紅色，而且這些“黃餅”就像普通食品一樣，被農民拿到市場上，等待礦冶局收購。

在土法煉鈾的過程中，國家還在經濟上采取了傾斜政策，盡管有些“黃餅”中的八氧化三鈾含量僅有百分之十幾、二十幾，但國家定出的價格卻超過了黃金，達到每噸20多萬元。

另一方面， “全民辦鈾礦”、“大家辦原子能科學”是在“大躍進”背景下提出的，必然會受到科技“大躍進”的影響，這一影響是主要的。

早在1958年1月，毛澤東在強調要進行技術革命時就明確指出：技術革命“當然是經濟與政治、技術與政治的統一，年年如此。思想、政治是統帥，是君，技術是士兵，是臣，思想政治又是技術的保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1頁）

這樣，“全民辦鈾礦”、“大家辦原子能科學”自然能夠被順利地推行。此外，在當時的政治語境下，科技“大躍進”突出“以土為主”的直接目的是為了“多、快、好、省”。

在原子能領域，只有少數科研工作者和技術人員用常規鉆研科學的方式突破尖端科技，顯然難以達到原子能事業“遍地開花”的目的，而且也需要較長一段時間才能實現突破，這就很難滿足“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的要求。

再加之掌握原子能又是一項耗資巨大、所需設備精良而復雜的大規模系統工程，按照常規路徑發展也不符合“省”的標準。因此，兩個口號一經提出就得到了各省、市、自治區及各行各業人們的支持，并得到了較大范圍的推行。

但事實證明，土辦法與高科技并不匹配，工業化光有熱情是遠遠不夠的。因此，從1958年到1960年，“全民辦鈾礦”、“大家辦原子能科學”推行了3年左右，實際真正的熱潮持續了一年多就慢慢降溫了。此后，這兩個口號帶來的問題引起黨和國家的重視，并逐步得到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