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規則

行為人雖任村主任，但并無協助政府從事公務的性質，且其作為債權人領取其墊付的工程款項，并未利用村主任的職務便利的，不具備貪污罪的主體資格；既有有罪證言又有無罪證言，不能僅依據相互矛盾的證言認定犯罪，此時原始的書面證據是最能反映事實真相的證據。

案情簡介

2003年6月份，A村為建設村學校教學樓，成立了由白某等七人組成的建校領導組。經領導組同意，由被告人夏某墊資承建A村學校教學樓工程。

夏某提供的《協議書》顯示：2003年6月20日，夏某作為乙方與甲方A村委會簽訂了A村籌建中心教學樓協議（甲方由村書記白某簽字，乙方由夏某簽字），約定工程總造價為43萬余元。

2008年11月份，國家化解農村義務教育債務，2008年12月10日夏某當選為A村村委主任。

2008年，兩屆村委會先后支付給夏某建設工程款20萬余元，化解義務教育債務辦公室以評估價格撥付給夏某建校債務22萬余元。

建校領導組的白某等七人得知被告人夏某得到22萬余元撥付款項后，以夏某虛構工程總造價43萬余元的虛假協議書，騙取國家錢財為由到檢察院控告。

白某等人稱：A村建校時與被告人夏某簽訂合同工程款為26萬元，后被告人夏某以物價上漲為由，不愿意墊資，雙方又商議將工程款增加至32萬元，被告人夏某在化解農村義務教育債務時應當以32萬元的價格申報債務，卻以43萬余元申報債務，其行為已構成貪污罪。

村書記劉某提供《協議書》并稱，當時簽協議時定的是每平米450元，夏某簽字后，白某等人把協議給他送了過來，《協議書》他手里一份，夏某一份，白某等人一份。

原審判決

原審法院認為，被告人夏某在商議建校工程和申報債權時尚未擔任村委主任職務，但在國家化解農村義務教育債務實施過程中，其于2008年12月10日當選為A村的村委主任，后在復核、撥付債務過程中，其利用擔任村委主任的職務之便，向該村中心校校長要走學校的公章，并指使他人代為簽名、蓋章，承諾申報的債務真實有效，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行為已構成貪污罪，遂判決被告人夏某犯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九個月。

辯護要點

（一）被告人不具備貪污罪的主體資格

從主體上看，農村化解義務教育債務針對的是債權人而非村主任，夏某是承建A村學校教學樓的債權人。

國家化解農村義務教育債務是2008年11月，而2008年12月夏某雖擔任了村委主任，但在此過程中，并無協助人民政府從事公務的性質，夏某是作為債權人領取其墊付的化解債務辦公室撥付的建校工程款。

另外，夏某向學校校長要公章，也是因需要學校蓋公章履行手續，并未利用村主任的職務便利。

因此，夏某不具備貪污罪的主體資格。

（二）被告人沒有貪污建校工程款的目的及行為

1.原審僅依據相互矛盾的證人證言就認定夏某犯罪系證據不足

對于夏某是否有貪污建校工程款的目的及行為，原審認定夏某貪污的證據主要是證人白某等七人證明工程總造價由26萬元增加到32萬元，但七名證人均未提供以上數字的書面協議書或會議記錄，均為口頭陳述；且證人白某的證言前后矛盾，對26萬元協議書和夏某提供的《協議書》的簽訂時間、數字說法不一致。

而證人劉某等證人在一審庭審中出庭證明2003年本村建校的工程由夏某承包，并由村委會和夏某簽訂承包合同，合同單價為每平方米450元，經計算即總造價為43萬余元。

以上證人證言與白某等人證言對工程總造價的說法不一致，是能夠證明夏某無罪的證據。

在證人證據既有有罪證據，又有無罪證據的情況下，原審僅依據相互矛盾的證人證言就認定夏某犯罪系證據不足。

2.原審判決認定《協議書》系夏某提供的虛假協議書的證據不足

本案中，證人劉某提供的夏某與A村委會簽訂的《協議書》中約定的工程單價為每平米450元，工程總造價43萬余元。

該《協議書》為原始證據、書面證據，也是直接證據。

在證人證言出現相互矛盾，說法不一的情況下，原始的書面證據是最能反映客觀事實真相的證據。

因此，原審判決認定《協議書》系夏某提供的虛假協議書的證據不足，現有證據不能證明夏某利用職務便利偽造協議騙取教育化債款。

綜上所述，被告人不具備貪污罪的主體資格，也沒有實施貪污建校工程款的目的及行為，不符合貪污罪的構成要件，應認定其無罪。

再審判決

再審法院認為，從主體方面，夏某不具備貪污罪的主體資格，在證據上，認定夏某行為構成貪污罪的證據不足，遂改判被告人夏某無罪。

相關法律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382條：【貪污罪】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的，是貪污罪。

受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委托管理、經營國有財產的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國有財物的，以貪污論。

與前兩款所列人員勾結，伙同貪污的，以共犯論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