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Good Men Project

利維坦按：

正如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所言，“道德，就是有爭議的進步”。重點在于“有爭議”，不論是個人經驗還是社會面向，道德的進步的確伴隨著大量的爭議，甚至是暴力。也就在半個世紀前，黑人和白人能夠在一所學校上學，這對于當時的美國人來說簡直難以想象。當然，很多道德議題由于涉及的問題十分復雜，時至今日，仍舊是充滿爭議的。

比如前幾年，J·K·羅琳與跨性別群體的網絡論戰——也許不久的將來，“來月經的人”的確取代了女子旁的“她”，成為了人們可以接受的日常說法，誰知道呢？又或者，這個稱謂本身并沒有在社會層面上達成共識，甚至，跨性別群體的說教和非理性行為反而導致了某種強烈的認知反彈，這似乎也是不爭的事實。

另外，衡量道德“進步”還是“退步”是否存在一個標準？比如，在當下美國左翼占據媒體話語權，而右翼開始崛起，這在政治道德上是進步還是退步？再比如，純素食主義者的膳食主張，基于何種前提和邏輯下，才理應被視為是一種道德進步？還是說，在經過了詳細的動物權利和神經意識的論述后，這僅僅意味著一種道德教條？

呃，你正想安靜地吃你的培根生菜番茄三明治，這時，你桌邊的某人開始談論自己是個素食主義者。你翻了個白眼，血壓開始飆升。你希望他能趕緊閉嘴。

這并不是說你不關心動物的痛苦。在有些情況下，你甚至相當關心——如果你認為鄰居虐待他們的狗狗，你肯定會做些什么。你是個好人——甚至是一個動物愛好者！但是當這些純素食主義者如此說教和惹人煩時，你很難那么關心吃肉的道德問題[1]。

我們懷疑，這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經歷。當有人告訴我們，一些我們習以為常的事情——比如吃肉——其實是錯誤的，我們的第一反應往往是憤怒和不屑一顧。不是因為培根，就是因為塑料吸管，要么就是我們多年來一直使用、但現在被認為是冒犯的短語。

2012年6月30日，路人在馬德里觀看同性戀大游行。? Susana Vera

這并不是什么新鮮事。上世紀90年代，人們開始嘗試對抗各種性別歧視、種族主義和恐同癥，例如呼吁結束大學校園里所謂的“種族聚會”，或者在提到遭受性侵犯的人時使用“幸存者”而不是“受害者”一詞，這些也被視為充滿說教和令人厭煩，并經常被嘲笑為太過“政治正確”。

女性在職場抱怨性騷擾時也曾遭遇過類似的反應。例如，1975年《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報道稱，這些女性被雇主告知她們太拘謹，開不起玩笑。1980年的一篇《聯邦公報》關于職場性騷擾的文章引用了“一位憤慨的人事副總裁”的話，他抱怨這些規定會導致男性“在沒有事先咨詢律師的情況下，不敢在辦公室和女性聊天”[2]。

如今，這些反應略有不同。

想必現在大多數人都同意，即使這些行為曾經很常見，但它們從來都不是可以接受的。我們不再認為它們是可以接受的，這實際上是一種道德進步。

我們比以前更嚴肅地對待職場性騷擾，這當然是件好事。我們不再覺得隨意的恐同言論很有趣，我們在談論性暴力時也更加體恤受害者，這也是進步。事實證明，“種族聚會”一直都很愚蠢且令人反感。這一切可能現在看起來再明顯不過，但當時很多人可能都沒料到事情會如此發展。他們聽從了自己的直覺，他們的直覺仿佛在說：“啊呸！”

這到底是怎么回事？

為什么我們不認真對待社會改革背后的道德問題，反而經常以這種任性的、下意識的防御姿態來回應？

這并不意味我們不關心是非對錯。但像這種情況可能與我們傾向于認真對待的道德問題相去甚遠——你懂的，比如謀殺和人權。

事實上，似乎有一種不言而喻的期望，即，當我們面對真正的、重要的道德變革論據時，我們會很容易地識別出它們。它們可能伴隨著一絲義憤填膺或同情。當然，我們會挺身而出。

? Medium

然而，道德說教帶來的惱怒往往被視為一種信號，表明那些擔憂并不是什么大問題，那些論點也只是可以完全忽略的詭辯。這被稱為“翻白眼策略”（eyeroll heuristic）：如果它是說教和惹人煩的，那么就可以忽略它。

作為研究道德認知的哲學家，我們認為“翻白眼策略”是道德進步的嚴重阻礙。許多好的道德變革論爭，起初都會讓人感到不悅。

此外，人們在這些情況下產生的情緒反應，通常不是由緊密跟隨論證邏輯或直接回應道德理由的心理過程產生的。相反，它們源于使人們能夠適應當地規范的心理機制——即所謂的“規范心理學”（Norm psychology）。雖然這是我們每天駕馭社交世界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它也可能使我們抵制社會變革——即使這種變革是朝著好的方向發展的。

讓我們先從規范心理學的入門知識開始。

想想我們每天都可以做但卻沒做的事情。我們不會把內衣穿在褲子外面，我們不在公交車上和陌生人拉手，我們不用抑揚五步格寫工作郵件。這些行為很可能根本不會出現在我們的腦海中。但這是為什么呢？

? BetterHelp

我們社交的行為方式有很多種，但實際上我們都沒有考慮過其中的絕大多數[3]。相反，我們大都遵守當地規范的邊界——構成人類文化環境的復雜社會規則，規定了哪些行為是被允許的、哪些又是被禁止的或義務性的。這包括我們在不同的公共場合應該如何表現（例如，一個人在職場、學校、教堂、公交上應該說什么、穿什么或做什么），以及我們應該如何在朋友和家人面前表現（在母親節給媽媽送花，在朋友搬家時主動幫助他們）。

有時，這些規則是明確的（“上課時不要嚼口香糖！”），但更多的時候，它們是默認的、不言而喻的（在聚會上與新認識的人聊天時你應該站得多近，應該避免談論哪些話題）。

我們的規范心理由一系列情感和認知機制組成，它們幫助我們處理所有這些規則，讓我們的行為受其引導，通常毫不費力，并且不需要意識到。當我們的規范心理正常運作時，我們會像魚兒在水中一樣適應社會環境的規范。

在美國，你給多少小費？當然是20%[4]。你也不會穿著短褲去參加葬禮。你不能在你祖母面前飆臟話，但在朋友面前可以。在熟悉的環境中，遵守這些規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 Psychology Today

盡管如此，我們有時確實會注意到規范。餐廳里你隔壁桌大聲說話的人讓你心煩意亂，不僅是因為他們分散了你的注意力，還因為他們違反了不成文的規范。違反規范的行為會引起我們的注意，即使完全無害，也會讓人惱羞成怒。這是因為我們的規范心理會根據我們的社會期望調整我們的情緒[5]。當這些期望得到滿足時，感覺就很順暢。當我們因某個違反規范的人而感到驚訝時，我們會將其視為一種情緒信號，表明我們的社交環境中出現了問題。

再舉一個例子：愛麗絲正在一個陌生的國家游覽。她感覺這段經歷大部分都令人愉悅，她很享受旅途中所有新奇、令人大開眼界的冒險。她知道自己對于這片土地來說是陌生人，不過還是很高興了解不同文化中人們做事的方式。

《迷失東京》（Lost in Translation）劇照。? Tumblr

但她也注意到，與在家里相比，在日常生活中她會耗費更多精力。餐廳點餐、乘坐地鐵、在街上行走，這些都可能讓她與他人的期望略有出入。即使她能順利完成這些事情，社交互動也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注意力。一旦出現問題，就會讓人感到不安和緊張，很多天下來，她都會因為自己的笨拙而精疲力竭。

愛麗絲感到不自在，因為她的常態心理與她所處的社會環境不一致。她內化并傾向于遵循來自自己文化的規范，但這與當地規范并不一致。她在規范和社會方面與她所探索的文化有點格格不入。

《甜蜜蜜》（Comrades: Almost a Love Story）劇照。? Tumblr

當一個人的常態心理與周圍的規則習俗不一致時，常態就會強烈地突顯出來。這往往也是新移民的經歷，他們脫離了熟悉的環境，闖入一個陌生的社會，而規則突然發生了變化。這可能是大學新生進入大學時的經歷。甚至青少年第一次在朋友家過夜，發現別人家有不同的規矩時，他們也會有這種體會。

從一個社交世界轉移到另一個社交世界，會打亂我們常態心理的預測。這反過來又會影響我們的體驗。我們說話結結巴巴，無法流暢的表達，這可能會讓人感到壓力、沮喪和疲憊——只要問問任何一位北美游客，他們曾在誤入自行車道后被柏林騎自行車的人咒罵，或者第一次遭遇到蹲式廁所時的驚慌失措。

這被稱之為情感摩擦（affective friction）。

情感摩擦也會發生在我們身邊。即使在同一種文化中，時代和潮流也會轉變，舊規范會被新規范所取代。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人會發現，他們的規范心理與自己所處的文化不同步。這會逐漸產生錯位，就像愛麗絲這樣的旅行者在異國他鄉時遇到的一樣。情感摩擦的體驗也很類似：流利程度的喪失，加上社會期望與現實之間的差距帶來的負面情緒信號。即使舊規范和取而代之的新規范之間的差異看起來微不足道，這種轉變造成的混亂也會引起焦慮、尷尬和憤怒。

以代詞規范的最新變化為例。在某些圈子里，人們分享自己喜歡的代詞，而那些認為自己是非二元性別的人則使用“他們”（they/them）來稱呼，這已成為標準做法。遵守這一相對較新規范的成本很小——當然，這并非微不足道，因為打破一個人行為認知中根深蒂固的模式需要時間。但（我們認為）這具有重大的道德意義。以這種相對容易的方式改變我們稱呼人的方式，是一種表現尊重和促進包容性的方式。

? Petroleum Service Company

盡管如此，歷史上支配代詞使用的規范是在很早的時候習得的，因此它們往往在個體規范心理中根深蒂固。對于那些尚未適應新代詞規范的人來說，試圖遵循它們的感覺有點兒像美國人在訪問英國時習慣看右向的車流，而不是左向。曾經平常、流暢、自然而然的行為突然變得耗時費力、令人緊張，而且容易出錯。即使是看似微不足道的規范變化也可能成為情感摩擦爆發的根源。

此外，社會強制規范還會以各種方式加劇情感摩擦。規范心理學會讓人們對違反這些不成文規則的人做出不滿的反應。我們都有過這樣的經歷：無意中犯了錯誤，結果卻被同齡人突然糾正——或者更糟的是，被評判。這種感覺很糟糕。

初到日本的游客都會對日本的公共秩序感到驚訝，比如手扶電梯行人通常自覺左站上行，讓出右側以便后面有急事的路人快速通過。但實際上，雖然默認站在左側，但上行電梯主要依照前面行人的位置：如果前面的人站在了電梯右側，后面的人一般也會自動轉到右側站立。? The Japan News

現在，除了試圖適應一種新的、不熟悉的規范所要面對的尷尬之外，你還會為自己的錯誤感到自責和羞愧。雖然對當地規范的熟悉表明你是社區的一員，但因違反規范而被單挑出來會讓你覺得自己不屬于這里。

這種經歷可能會導致怨恨，埋下反彈報復的種子，尤其是新規范在社區內傳播不均衡的情況下。新規范的早期使用者和那些堅持舊規范者之間的差異，往往與熟悉的社會分歧有關。在社會經濟地位、種族、年齡、性別和政治派別突出的情況下，對社會身份和群體歸屬敏感的心理反應，可能會給情感摩擦的體驗增加更多層次[6][7][8]。

例如，社會變革可以按照代際劃分人群。老一代人與年輕一代倡導的新規范相沖突，導致年輕一代糾正甚至嘲笑違反規范的長輩。在這種情況下，老一代人很容易將年輕人的規范執行行為解讀為來自敵對外來群體的威脅。那些感到受到威脅的人，往往會尋求自己群體中其他人的支持，一旦他們團結起來，打破他們認為被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新規范（尤其是故意且自豪地打破它），就可以發揮進化人類學家所說的“種族標志”（ethnic marker）的作用[9]：一種戰斗口號和對共同群體身份的公然肯定[10]。

在這種情況下，傳播新規范的嘗試可能會適得其反。當其支持者對違反者做出負面回應時，他們未能“糾正”任何事情。相反，他們最終加劇了他們試圖勸阻的行為。

這是一條黑暗的路徑。錯位會導致溝通不順暢，從而引發尷尬和不適。當社區強制執行新規范時，它可能會火上澆油，加劇社會分裂，并陷入恐懼、憤怒和徹底的敵意。

《北京人在紐約》（A Native of Beijing in New York，1993）劇照。? 豆瓣電影

這種規范心理的圖景突顯了那些在社會中尋求實現積極道德變化的人所面臨的障礙。通常，真正的道德進步，意味著用積極的規范取代有害的規范。但是，當我們與社會環境保持一致時，我們的規范心理學能夠使社交流暢、輕松，而這些恰恰也是使它們抵制社會變革的特點。更糟糕的是，我們的規范心理產生的情感反應不僅會導致道德上的頑固抵抗，還會引發反彈。理解規范心理學對于追求社會正義至關重要。

第一步是要認識到，“翻白眼策略”非常不可靠。某些新規范讓我們感到討厭，或者那些推行新規范的人讓我們覺得自以為是、充滿說教意味，但這些事實并不能告訴我們這種規范是否是一種進步，也并不能說明它代表了道德進步還是道德倒退。

新規范引起情感摩擦的負面體驗，并不能證明這種規范本身是壞的，或者我們不應該采用它。尷尬、惱怒甚至怨恨的反應，正是我們舊的、不公正的規范被新的、更公平的規范取代的情況下，應該預料到的。

1925年，“海灘警察”比爾·諾頓（Bill Norton）在華盛頓特區的海灘上用卷尺測量一名女子膝蓋與泳衣下擺之間的距離。? 國會圖書館

這些感覺源于規范心理學。盡管它們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適應新的和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的真正挑戰，但它們對道德論證的優點或不同社會規范的道德價值并不敏感。我們的規范心理學幫助我們追蹤和適應任何規范，這些規范構成了我們社區和文化中的互動。而且至關重要的是，這些規范和慣例并不考慮公正還是不公正、有害還是有益、嚴肅還是愚蠢[11]。

了解了這一事實，你下次遇到一些令人厭煩的新規范以及其倡導者要求你做出的改變時，就不會本能地翻白眼了。這種惱火并不是因為你覺得對方在胡說八道（雖然將這種不愉快的感覺解釋為你的道德指南針在敲響警鐘可能很誘人），你的惱羞成怒只是你的規范心理失調并對陌生事物做出反應的一個表征。

更好的反應是，將你的惱怒視為進一步反思的提示。不要只是順從你當下的直覺反應，退一步，仔細考慮這些感覺以及其他相關因素，然后考慮你的反應是否合理：“這個新事物是真的不好，還是說只是因為它夠不熟悉才有這種感覺？”

到目前為止，一種合理的批評是，我們過于關注那些對現狀感到滿意的人的經歷了。對于那些憑借社會地位享受特權的人來說，真正的道德進步（減少整體痛苦或使社會更公平的新規范）不僅會被視為新奇和陌生，還會被認為是對他們直接利益的威脅。這為他們使用“翻白眼策略”提供了另一個理由。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情感摩擦和錯位對于被壓迫群體的成員意味著完全不同的事情。我們大多數人都熟悉社交尷尬的感受，但哲學家塞琳·勒博夫（Céline Leboeuf）提醒我們注意一種特別陰險的變體。勒博夫認為，在美國，有色人種經常會經歷一種獨特的社會摩擦形式——她稱之為“身體疏離”（bodily alienation）。在花費了太多時間在白人環境中摸索后，黑人可能會以壓迫者的眼光來看待自己。勒博夫將這種身體疏離與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所說的“雙重意識”聯系起來，這種疏離會造成尷尬，破壞社交的通暢性，使黑人難以順利地適應他們的社交環境。它還會催生憤怒，而勒博夫建議，擺脫這種困境的方法之一是利用這種情緒。憤怒可以激發人們采取行動，拒絕那些壓迫性的規范。

勒博夫對于利用憤怒情緒的描述，似乎與我們關于情感摩擦的故事格格不入。我們對翻白眼策略表示懷疑，并認為惱怒和其他因失調而產生的負面情緒并不是道德的可靠參照指標。勒博夫認為，憤怒通常是對壓迫性社會環境的恰當反應，它可以在改變處境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引發這種憤怒的身體疏離感和我們想到的情感摩擦來源并不相同。身體疏離感是一個人對本國文化相對穩定特征的反應。勒博夫強調的黑人的社會問題，是他們不得不面對的種族主義造成的。這些經歷可以引發合理且具有政治意義的憤怒感，從而推動道德進步。

1957年，意大利里米尼（Rimini）海灘上，一名警官向一名穿比基尼的女子開出罰單。? Akg-Images

相比之下，情感摩擦則發生在個人的規范心理與其社會環境中盛行的規范不一致時（無論這些規范公正與否）。在社會變革的情況下，它是由社會環境的不穩定引起的，即對人們習慣的先前固定規范的改變。因此，這兩種情感體驗完全不同。雖然勒博夫描述的經歷可能是黑人獨有的，但我們認為情感摩擦現象可能是普遍存在的。

然而，引發情感摩擦的社會動態變化很容易被誤解為壓迫。這可能導致與真正被壓迫者的憤怒在主觀上相似的情緒。盡管后者可以激發強有力的政治進步，但前者可以在打著反抗不公的幌子下激勵同樣強有力的政治反擊。對于某些人來說，分辨真正壓迫和由規范變化引起的尷尬和憤怒可能并不容易。這使得人們更有必要反思這些感受，并仔細思考是什么導致了這些感受。

另一種批評我們的聲音認為，情感摩擦實際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可以防止我們輕率地采用新規范。畢竟，我們應該預料到任何新規范都會產生情感摩擦，無論它對社會是好是壞。也許舊規范之所以存在是有道理的，而新規范可能會讓我們變得更糟。

換言之，情感摩擦類似于一個規范免疫系統，保護我們免受不良規范的“感染”。這個系統偏向于安全穩定，因此，我們付出的代價是，我們最終會拒絕所有壞的規范變化，以及一些無害或積極的規范。

這種批評有一定道理：在實踐中，情感摩擦有時會阻止我們采納有害的規范。但如果你認為這就是情感摩擦的目的，或我們的規范心理是為了內化對社會有益的規范，這是錯誤的。我們規范心理學的功能是讓我們與社會環境保持同步。我們大腦中這一特殊心理機制并不“關心”它所處理的規范是好是壞，也不關心其他一些規范是好是壞。

但我們關心。我們的心智包含的不僅僅是規范心理學，我們可以考慮各種各樣的因素——包括道德論據和理由——來做出判斷、決定做什么、弄清楚哪些規范更好或更壞。當我們對所有可能性進行分類時，我們不應該太相信一個心理系統，因為它對任何規范變化的默認反應都是把它當作壞事來對待。

情感摩擦也可能導致群體層面對道德進步的抵制。這主要是個人經歷，但正如前所述，某些規范變更會在社區的許多成員中同時引起情感摩擦。他們的個人體驗，尤其是在我們的社會身份和群體意識陰暗面加劇時，可能會產生顯著的集體效應。他們積累的影響可以表現為社會層面強有力的抵抗，阻礙社會變革的齒輪。有什么辦法可以解決嗎？

可能有，但沒有靈丹妙藥。要集思廣益，重點關注那些可能緩解情感摩擦并讓我們更容易接受新規范的因素。

一種策略是利用好奇心的力量[12]，好奇心會讓人們覺得新奇事物是值得鼓勵的，而不是令人厭惡。再想想前文中的愛麗絲，她有意沉浸在一種新文化中，享受其獨特的傳統和規范。她的好奇心促使她去探索、尋找和擁抱陌生的事物，而不是逃避或抗拒它[13]。

? Giphy

另一種方法可能是依靠我們玩耍和游戲的傾向。獲得樂趣的方式是暫時拋開那些告訴我們“在現實生活中”應該如何行動的規范，并想象其他的行事方式。當我們玩耍時，我們可以讓自己體驗按照不同的規則生活是什么感覺，甚至探索成為完全不同的人會是什么感覺[14]。最后，我們還可以嘗試用積極而非消極的反饋來倡導和執行新規范，贊揚人們做正確的事情，而不是因為做錯了事情就羞辱他們。

目前還不清楚如何在實踐中實施這些想法。但改變社會環境，讓其向更好的方向發展，往往意味著要改變一些舊的、有害的規范，用更好的規范取而代之。而這往往讓人感覺不太爽。很多時候，它都會讓人覺得充滿說教。這會讓你心煩意亂，想翻白眼。很多道德進步都會讓人惱火呀。

參考文獻：

[1]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1948550611415695

[2]documents.alexanderstreet.com/d/1000674188

[3]pubmed.ncbi.nlm.nih.gov/36395038/

[4]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681143

[5]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157106452030004X

[6]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76635717303273

[7]compas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111/phc3.12893

[8]royalsocietypublishing.org/doi/10.1098/rstb.2021.0412

[9]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20-79222-0

[10]www.journals.uchicago.edu/doi/10.1086/345689

[11]arxiv.org/abs/1811.01267

[12]philpapers.org/rec/NAGNCZ-2

[13]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995763/

[14]academic.oup.com/book/32137

文/Daniel Kelly

譯/tamiya2

校對/tim

原文/aeon.co/essays/why-does-moral-progress-feel-preachy-and-annoying

本文基于創作共享協議（BY-NC），由tamiya2在利維坦發布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