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蘿卜快跑事件引發熱議。

乘蘿卜快跑10公里的路程車費為4元至16元，普通網約車為18元至30元。這導致蘿卜快跑訂單量快速增長。

有出租車司機表示，出車10小時的流水只有之前的一半。

有網友犀利熱評：10000輛出租車的司機，養活了10000個家庭，1000輛蘿卜快跑養著一個老板。

李國慶談論此事，說道：“資本無序擴張的模式又來了，蘿卜快跑低于成本價，屬于不正當競爭，先便宜后賺。”

用塞德里克·迪朗在《技術封建主義》這本書中的話說，蘿卜快跑虧錢搶市場的行為，就是“平臺封建領主”的圈地運動。

迪朗在本書中，深度揭示了平臺主的資本秘密和最終獲取巨大利益的底層邏輯。

▍讓數據“活”起來的“大他者”

網絡空間里的數據就像是一座座“數字金礦”，但這些金礦的開采并不是無限的，原始數據存在絕對稀缺性。

原始數據、尤其是高質量的數據流的獲取，需要巨大的投入。

真正讓這些數據“活”起來的是“大他者”——那些能夠處理和利用這些數據的算法和服務。

例如，谷歌就像是一個超級數據處理器，它從全球各地收集信息（數據流），然后利用這些信息提供搜索、廣告等服務，這就是“谷歌模式”。

在這個過程中，數據提取的地方成為戰略要地，誰控制了這些地方，誰就掌握了信息的主動權。

▍數字技術破壞了真正的市場競爭

與傳統資源（如土地）不同，數字資源具有獨特的特點。

土地是有限的，你占了一塊，別人就少了一塊；但數字資源，尤其是原始數據，雖然稀缺，但一旦收集和處理，其應用幾乎可以無成本地擴展。

這就像你寫了一本暢銷書，雖然寫書的過程很辛苦，但一旦出版，每多賣一本書的成本就很低了。

在數字領域，大公司往往能夠通過吸收初創公司來增強自己的競爭力。

比如Siri，這個原本由斯坦福大學研究所開發的虛擬助手，在被蘋果公司收購后，迅速融入了蘋果的生態系統，變得更加強大。

這是因為大公司擁有更多的數據資源和技術能力，能夠將這些初創公司的技術更好地應用和推廣。

這種現象反映了一個經濟理念：在數字時代，組織（大型數字公司）優于市場。

因為組織能夠整合多種數據來源和算法流程，實現協同效應，從而創造出更大的價值。

我們發現，數字技術不同于土地和工業資本等其他生產資料。

它將稀缺的原始數據與幾乎無成本的復制能力相結合，打破了傳統資源的限制，同時破壞了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市場競爭過程。

▍人們對“數字土地”的依戀

人們愿意放棄一部分個人隱私，換取算法帶來的便利和效率，比如更精準的推薦、更快捷的服務等。

這種關系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反饋循環：數據越多，算法越智能；算法越智能，服務就越好；服務越好，人們就越愿意提供更多數據。

這就像是一個不斷加速的螺旋，推動著整個數字世界的飛速發展。

谷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它的強大不僅僅在于算法的先進性，更在于它構建了一個龐大的用戶網絡，這個網絡中的每個用戶都在為谷歌貢獻數據，而谷歌則利用這些數據不斷優化自己的服務。

這種協同效應和用戶之間的互補性，讓谷歌的服務變得越來越強大，越來越難以被替代。

經濟學家稱之為“交叉補貼”，意思是通過讓一部分用戶支付高價，來吸引更多的用戶享受低價或免費的服務。

比如，你在網上看免費的菜譜、用谷歌搜索信息，這些服務的費用其實是由廣告商來承擔的。而廣告商之所以愿意支付這些費用，是因為他們能夠通過這些平臺接觸到大量的潛在客戶。

然而，這種超大規模的邏輯也帶來了一些問題。

我們越來越依賴于這些數字服務，以至于很難擺脫它們。如果你選擇不使用大數據和算法服務，你可能會發現自己被社會邊緣化。

這就像中世紀農民想要逃離封地一樣困難，因為外面的世界已經不再是他們熟悉的了。

對于生產者來說，這種依賴更是顯而易見的。

無論是大公司還是小平臺，都離不開數字環境。他們的活動會產生數據，而這些數據又會反過來支持他們的活動。

雖然你可以選擇更換平臺或收回數據，但高昂的轉換成本和強大的網絡效應會讓你很難做出這樣的決定。

總的來說，大數據和算法已經深深地融入了我們的生活和工作之中，它們構建了一種新的生產關系和控制結構。

我們需要理解這種關系背后的經濟動態和社會沖突制度，才能更好地應對數字時代帶來的挑戰和機遇。

▍資本主義競爭背后的深層矛盾

馬克思的觀點提醒我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企業要想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并盈利，就必須不斷降低商品價格，以此吸引消費者。

但這個過程往往伴隨著對勞動力的剝削，因為降低成本往往意味著減少工人的工資或增加他們的工作量。

然而，有趣的是，盡管競爭是資本主義的基石，但很多成功的企業家卻致力于逃離這種競爭。

硅谷的彼得·蒂爾就曾說過，創造價值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能夠捕獲并保留你所創造的價值。

這是因為，在全面競爭的市場中，所有企業都在爭奪有限的利潤，這往往導致利潤被不斷稀釋，甚至消失。

因此，對于企業家來說，找到一個能夠避免直接競爭、穩定獲取利潤的方式，是至關重要的。

鄧肯·弗利則進一步揭示了這種競爭背后的矛盾和對比效果。

他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剩余價值是通過資本家對勞動力的剝削產生的，但這些剩余價值并不是平均分配給所有資本家的。相反，它們是在資本家之間展開的一場激烈的爭奪戰。

在這場爭奪中，一些資本家通過創新、提高效率等方式創造了更多的剩余價值，而另一些資本家則可能通過不正當手段（如地租、金融投機等）來獲取轉移性利潤。

以法國不動產信貸公司為例，這家公司并不是為了進行生產性投資而成立的，而是為了通過股票市場投機來獲取利潤。它們試圖壟斷對工業融資的控制權，從而掌握更多的資本和資源。

這種行為，馬克思稱之為“工業封建主義”，即利用金融手段來控制和剝削工業生產。

▍技術封建主義的邏輯

封建主義通常指的是那些不直接參與生產，而是依賴剝削他人勞動成果來獲利的階層。

現在，這種“地租優先于生產”的邏輯也被應用到了無形資產密集型企業，特別是平臺企業上。

這些企業可能更側重于如何捕獲和占有價值，而不是創造新的價值。

想象一下，在數字化時代，各種平臺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它們提供著各種各樣的服務。

然而，當這些平臺開始壟斷市場，它們可能不再那么關注如何改進服務或創新產品，而是更多地考慮如何從現有用戶身上獲取更多利潤。

這種時候，系統的活力可能就開始減弱，因為競爭變得不再那么激烈，創新的動力也會下降。

但是，如果占有活動過于猖獗，壟斷了過多的資本，那么生產部門就會看到新的盈利機會，吸引新的投資進入。

這就像是一個蹺蹺板，一邊高了，另一邊就會低下去。

托斯丹·凡勃倫在他的《有閑階級論》中，深入探討了掠奪問題。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掠奪有著頑強的生命力。

這是因為，資本收益的最大化并不總是依賴于生產的最大化，而更多地取決于對整個經濟體系的控制。

這種控制往往是通過掌握戰略要素，如無形資產、專有知識或獨家產品來實現的。這些要素為所有者帶來了巨大的財富，但并不一定對整個社會有益。

凡勃倫還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想法，那就是把經濟管理的權力交給工程師，讓他們來確保全體人民的繁榮。

但他的擔憂是，工程師可能也會被生產資料所有者的特殊利益所左右。他看到了工業進步背后的障礙，那就是商界的主要活動往往不是組織生產，而是通過各種手段來勒索他人。

凡勃倫的深刻見解之一是，當經濟效率和創新達到一定程度時，掠奪性規范反而更容易興起。

這是因為一個社會的經濟越發達，它為掠奪提供的空間和機會就越多。這就像是一個富饒的果園，吸引了更多的鳥兒來啄食果實。

我們可以看到，在算法時代，隨著技術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新的掠奪手段也在不斷涌現。

▍掠奪性監管成為憂患

在數字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掠奪性監管成了一個令人擔憂的現象。

想象一下，有兩個人在森林里找食物，一個是獵人，一個是采集者。獵人擁有武器，可以輕松地捕獵到更多的動物；而采集者只能依靠雙手去摘取果實。

這時，如果獵人不僅捕獵自己的食物，還搶奪采集者的果實，那么這就構成了掠奪。在這個例子中，獵人是掠奪者，采集者是受害者。

資本主義內部的競爭就像是采集者和獵人之間的合作與競爭。雖然每個人都在努力獲取資源，但整體上是累加的，因為資源（如制造品）是可以不斷生產的。

而封建內部的競爭則更像是戰場上的零和博弈，土地是有限的，你贏了我就會失去。

在數字技術領域，掠奪性監管就像是一個強大的獵人，它利用技術和數據來控制和監視獵物（即用戶或企業）。

這種掠奪不僅可能通過簡單的價值轉移來實現，還可能在過程中產生額外的成本和破壞。

比如，一些大型科技公司可能通過壟斷市場、濫用數據等方式來掠奪用戶的隱私和利益，這不僅損害了用戶的權益，還可能對整個社會造成負面影響。

此外，數字技術的依賴也讓人們更加難以逃避掠奪。就像我們現在無法離開手機和互聯網一樣，個人和組織對數字技術的依附性越來越高。

這種依附性的另一面就是高昂的退出成本——一旦離開數字技術，我們可能會失去很多便利和機會。

因此，被捕獲的情況越來越普遍，競爭活力也受到了阻礙。

▍將更多投資用于生產而非掠奪

從宏觀經濟動態的角度來看，如果社會將更多的投資用于保護和擴大數字地租控制權，而不是用于生產性投資，那么這就會阻礙新興生產方式的發展。

這就像是我們把更多的錢用于修建圍墻和雇傭守衛來保護自己的領地，而不是用于開墾新的土地和種植更多的作物。

這樣做雖然短期內可能看似安全穩定，但長期來看卻會削弱我們的生產力和競爭力。

我們需要警惕這些現象，將生產而不是掠奪視為主要模式，并努力維護一個公平、可持續的社會經濟體系。

技術封建主義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24-7

ISBN：9787300328508

【內容簡介】

上世紀90年代的“數字革命”以來，新經濟承諾的自由和繁榮并未實現，反而讓我們倒退到技術封建主義的時代。世界的數字化正把我們推向一個更黑暗的未來。壟斷的回歸、少數平臺的主導、經濟和政治的合謀，都象征著一種資本主義的系統性變異。信息和數據網絡將數字經濟推向封建邏輯的租金、剝奪和個人統治。

基于此，作者回顧了“硅谷共識”和“封建主義”的概念譜系，建立起分析封建主義與新資本主義相關性的理論框架。他質疑20年代末期以來的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和技術創新論者，并提出了“技術封建主義”的假說。作者指出，大公司在網絡空間中用競爭手段控制數據，普通人則越來越受制于此，而在這一新的經濟秩序中，生產重心轉向了掠奪重心。

【作者簡介】

塞德里克·迪朗（Cédric Durand） 法國知名的經濟學家和社會評論家，法國巴黎第十三大學的經濟系教授。近年來，他對技術經濟的研究頗具特色。他深入探討了技術創新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對于數字時代下的隱私、數據安全、算法決策等問題有著敏銳的洞察力，并試圖揭示這些技術現象背后的深層次社會結構和經濟邏輯。他的寫作風格獨特，觀點鮮明，能夠引發讀者對技術與社會關系的深入思考。著有《虛擬資本：金融怎樣挪用我們的未來》（本書中文簡體版，將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于2024年9月出版）。

【目錄】

第一章 加州意識形態的苦難

“硅谷共識”

新資本主義的五個悖論

重塑公關領域

第二章 數字統治

征服的時代

算法治理和監控資本主義

新的數字土地

自動化社會控制

第三章 無形資產的食利者

全球化世界的知識壟斷

租金機制

破壞壟斷

第四章 技術封建主義假說

什么是封建主義？

技術封建主義的邏輯

結論 社會化的幸與不幸

附錄一 生產率和價格指數：高度政治化的問題

附錄二 反壟斷嬉皮士與芝加哥學派

亞馬遜悖論

競爭的局限

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