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每座城市在建立之初，都有自己的使命，要么位于水陸要沖的地方做為交通樞紐，要么依山傍河做為軍事要塞，要么依托肥沃的農田保障經濟生產。

周公旦給洛陽的使命，則是周朝鎬京的陪襯、關中政權的延申。

《史記·周本紀》詳細記載了“武王伐紂”的全過程：

“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疆抱其樂器而饹周。於是武王遍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盟津，即現在的洛陽市孟津區，轄區大部分在黃河以南。

牧野在河南新鄉市境內，緊鄰河南鶴壁境內的商朝都城朝歌。

周武王自盟津渡過黃河，便突破了黃河天險，可以在大平原上縱橫馳騁，這意味著周武王取得伐紂的戰略主動權。渴望伐紂的諸侯見事有可為，便來和周武王會盟，組成伐紂大軍，浩浩蕩蕩的抵達牧野。

經過牧野的一場大戰，小邦周崛起，天邑商滅亡。

盟津在商周易代的過程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那么在周朝建立以后，盟津自然是必須控制的戰略要地。

滅商兩年以后，周武王駕崩，周公旦輔佐周成王治理天下。

為了控制盟津這塊戰略要地，長期保持對東方的戰略主動權，周公旦在平定武庚祿父、管叔鮮、蔡叔度的叛亂以后，開始在洛陽盆地營造城池。

洛陽盆地有伊水、洛水、瀍水、澗水流過，滋養出千里沃野，是天然的大糧倉。洛陽盆地的北部是黃河、西部有崤山、南部有熊耳山和伏牛山、東部有嵩山，是天然的軍事要塞。

可以說，在洛陽盆地營造城池，不僅可以控制盟津，還能做為周朝永久性的軍事要塞，鎮守東方疆域。

而因為洛陽盆地處于天下的中心，是諸侯朝貢周王的必經之路，于是這座城池又有了交通樞紐的作用，成為諸侯朝貢周王的中轉站。

周公旦營造的這座新城池，便是洛陽。

《史記·周本紀》就說：“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

不久后，周公旦在洛陽設立成周八師，直屬于周成王，更加重了洛陽的分量。

這樣一來，周成王日常居住在鎬京，鎮守周朝的老根據地，并憑借黃河、山西的晉國、太行山、函谷關、崤山、江漢平原的漢陽諸姬、秦嶺等封國和天險，組成完整的防御圈，以居高臨下的戰略態勢俯視東方。

東出函谷關和崤山，便是洛陽。

以巨大的城池、肥沃的田地、強悍的軍隊為依托，洛陽成為周朝勢力的延申，一方面鎮守中原和殷商遺民，另一方面監視衛、齊、魯、宋等諸侯國。

而衛、齊、魯、宋等諸侯國，又負責監視、鎮守更偏遠的疆土。

一條自西向東的周朝政權脈絡，便依托洛陽建立起來。

可以說，洛陽在建立之初，就是鎬京的陪襯，周朝的軍事前沿基地。

2、

洛陽處于天下的地理中心，那洛陽能不能取代鎬京，成為天下的政經中心呢？

理論上可以，但事實上不可能。

軍事方面，鎬京位于關中盆地，周邊是函谷關（河南三門峽）、大散關（陜西寶雞）、武關（陜西商洛）、蕭關（寧夏固原）等險要關隘。

此后函谷關的軍事功能減退，被潼關（陜西渭南）取代，但眾多天險關隘包圍的關中盆地，依然有極大的戰略縱深，對于統治天下的政權來說，這就是天賜王座。

洛陽周圍雖然有函谷關（河南三門峽）、廣成關（河南平頂山汝州）、伊闕關（河南洛陽）、大谷關（河南洛陽）、軒轅關（河南洛陽）、旋門關（河南滎陽）、小平津（河南洛陽）、孟津（河南洛陽）等八座關隘天險，但這些地方，幾乎都局促在洛陽一隅。

關隘天險集中，意味著沒有戰略縱深，每當遇到戰爭的時候，洛陽便顯得捉襟見肘，如果反叛勢力一鼓作氣攻到八關附近，洛陽政權就是兵臨城下，必須背城一戰。

最重要的是，鎬京以西是隴山、六盤山、河西走廊，這是天然的馬場，可以源源不斷的獲取戰馬，組建精銳的騎兵。

洛陽附近則沒有這樣的條件，除了強化步兵以外，并沒有其他選擇。

經濟方面，關中盆地的總面積達到39000平方公里，在農業經濟時代，這么廣袤的盆地，意味著源源不斷的糧食、摩肩擦踵的人口以及繁盛的經濟，足以支撐一個強盛的政權。

洛陽盆地的總面積僅僅4300平方公里，差不多是關中盆地的九分之一，那么洛陽盆地能產出的糧食、人口和經濟總量，也只有關中盆地的九分之一。

差距如此懸殊，洛陽如何與鎬京比肩？

地理方面，鎬京僻處西北，大部分時候都不需要顧忌北、西方向的威脅，一旦鞏固秦嶺一線，就能專心開拓東方，屬于“金角銀邊草肚皮”里的金角。

而洛陽處于天下的地理中心，在“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角逐中，不僅河南是各路梟雄的主戰場，能否占領洛陽，更是能否得中原的標志。

洛陽便成了“金角銀邊草肚皮”里的草肚皮，每個梟雄都想踩一腳。

在這樣的背景下，但凡能選擇鎬京，洛陽就不可能成為主角，如果實在沒辦法而選了洛陽，那么命運也不容樂觀。

周幽王被申國和犬戎聯合誅殺以后，周平王遷都洛陽，盡管周平王嘗試過重整周朝，但始終沒有成功，原因之一便是洛陽的軍事、經濟、地理條件不足以支撐一個強盛的政權。

五百年后，劉邦擊敗項羽，建立大漢王朝。

因為漢朝的開國功臣幾乎都是關東人士，他們希望能衣錦還鄉，便建議劉邦定都洛陽，提出的理由是：“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

“其固亦足恃”，翻譯過來就是，洛陽的地理還是不錯的，做都城問題不大。

這五個字，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解釋，都能看出漢朝的開國功臣們，還是有些心虛的。

但劉敬反對定都洛陽，極力建議劉邦定都關中，劉邦拿不定注意，跑去詢問留侯張良的意見。

張良給劉邦做了一番分析：

“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

張良的一番話，道盡洛陽的缺陷——沒有戰略縱深、田地不足、居天下之中而四面受敵。同時也道盡關中的優勢，即戰略縱深寬廣、經濟基礎雄厚、三面沒有強敵，整合關中和巴蜀以后，便完全占據中國地理的第一階梯，東向以制諸侯，立于不敗之地。

劉邦聽到張良的分析，對定都關中再沒有疑義，直接下令西遷，并命蕭何在渭河沿岸營造長安城，做為漢朝的都城。

長安和鎬京，其實就是關中地理板塊里，不同名稱的同一座城。

再過兩百年，劉邦建立的漢朝滅亡，劉秀崛起復興漢朝，并在南陽故舊和河北豪強的支持下，把新漢朝的都城定在洛陽，史稱東漢，與之相對應的，定都長安的漢朝稱為西漢。

正是因為都城的不同，東漢自始至終都有一股小家子氣，無論國力還是氣質，遠遠不如飛揚跳脫、氣吞萬里的西漢。

其實洛陽的定位，西漢的人早就有定論。

吳楚七國之亂的時候，桓將軍向吳王劉濞建議：

“愿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不要爭一城一地的得失，直奔洛陽，一方面奪取長安東出的前沿基地，另一方面切斷長安和各地的聯系，這樣的話，函谷關以東就不再是漢朝所有了。

桓將軍和張良一樣，都認為洛陽是依附于長安的，只有做長安和東方郡縣的樞紐，洛陽才有價值，而不認為洛陽是自成一體的獨立地理板塊。

可惜，劉秀沒有吸取周衰漢興的歷史教訓，也不明白張良和桓將軍的意思。

如果劉秀清楚長安和洛陽的不同，但依然定都洛陽，那只能說明兩點，要么是劉秀沒有得罪開國功臣的魄力，要么是劉秀本人就有衣錦還鄉的想法。

無論如何，東漢不如西漢，劉秀是最主要的責任人。

3、

既然洛陽不適合做政經中心，那為什么隋唐時期，洛陽兩次成為王朝的都城呢？

其實這不是洛陽的整體地位超過長安，而是因為隋唐大運河的開通，洛陽的經濟功能取代了軍事功能，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暫時成為了主角。

公元605年，隋煬帝楊廣下令開鑿大運河，然后命楊素、宇文愷重新營造洛陽，并下令遷都，以洛陽為隋朝的新都城。

這條隋唐大運河，北段永濟渠起自涿郡，南段通濟渠接通杭州，兩段主線運河的交匯點，便是洛陽。于是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的人口、糧食、貨物不斷向洛陽聚集，沒用多少年，洛陽就成了全天下的經濟重鎮、物資集散地，號稱“漕船往來，千里不絕。”

可以說，楊廣遷都的真正目的，就是以洛陽為中心、大運河為觸手，整合隋朝的經濟。

長安，事實上被他拋棄了。

那效果怎么樣呢？

如果楊廣穩扎穩打，憑借隋朝強盛的國力，說不定能開創洛陽的新時代，但楊廣太心急了，短短五六年時間便激起天下民變，隋朝轟然倒塌。

隋唐易代時期，王世充盤踞洛陽，李淵和李世民占據長安，公元620年7月，李世民統兵出關東征，不到半年便剪除洛陽周圍的軍事力量，用重兵把王世充包圍在洛陽城內。

河北的竇建德知道“得中原者得天下”，一旦王世充滅亡，唐朝就有了中原這個戰略支點，隨時可以效仿周武王，自孟津渡過黃河，征討河北。

為了自保，竇建德必須出兵支援王世充。

結果，李世民在虎牢關（旋門關）擊敗竇建德，隨即回師洛陽逼降王世充，完成一戰擒兩王的功業。

隋唐易代的歷史證明，搞經濟建設，長安不如洛陽，決定天下興亡，洛陽不如長安。但沒有開國建政，就沒有經濟建設，洛陽的經濟地位，事實上取決于長安能否獲得軍事勝利。

唐朝平定四海以后，效仿西周、西漢定都長安，居高臨下，以一隅而制天下。

但到了唐高宗李治和武則天時期，隨著人口暴漲，長安出現了糧食危機。公元657年，李治下令，改洛陽為東都，此后“二圣”就經常移駕洛陽，就近補充糧食和其他物資。

公元684年，即李治駕崩的一年后，洛陽已是“天下舟船所集，常萬余艘”的繁華盛地，臨朝稱制的武則天便把洛陽改為神都，正式確定為唐朝的新都城。

武則天遷都洛陽，同樣是試圖依托洛陽，以隋唐大運河為觸手，整合唐朝的經濟。

然而，武則天也失敗了。

公元705年，宰相張柬之等人發動政變，擁立唐中宗李顯復位，逼年邁體衰的武則天退位，隨后改洛陽為東都，長安重新成為唐朝的都城。

洛陽，又一次敗給長安。

這背后固然有楊廣、武則天不得人心的因素，但世人更愿意以軍事中心為主、經濟中心為副的價值觀，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

武則天失敗以后，洛陽便開始急劇衰落。

因為在數十年后，唐朝爆發了“安史之亂”，導致魏博、成德、盧龍等三鎮割據河北自立，唐朝徹底失去了河北的賦稅。

東南地區，成了唐朝唯一能依賴的經濟重鎮，而在運輸糧食和物資的過程中，大運河南段的通濟渠和江漢漕運，又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在這樣的背景下，洛陽的“大運河南北交匯點”地位，越來越不重要了，洛陽的經濟功能，逐漸轉移給同樣毗鄰大運河、但更靠近東南地區的開封。

所以啊，出自黃巢起義軍的宣武節度使朱溫，才能依托開封掃平中原，篡唐稱帝。宋太祖趙匡胤想遷都洛陽，再遷長安，卻被以趙光義為首的大臣們抵制，堅決要留在開封。

畢竟，開封都已成為中國的經濟中心，誰還愿意回到日漸荒涼的西部呢？

回顧歷史，楊廣和武則天兩次遷都洛陽，與其說是洛陽有史以來的巔峰，不如說是洛陽衰落前的回光返照。

此后千年，隨著經濟中心持續東移，長安再也沒能成為都城，洛陽也淪為一座小縣城。

中華文明誕生時期的雙子星，同時陷入了千年沉睡。

最后，我們再延伸一點。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宋朝定都開封，其實是繼承了楊廣和武則天的“經濟建設”思路，而只顧經濟建設不顧軍事防御的結果，便是慘絕人寰的靖康恥。

直到元明清定都北京，并重新疏通京杭大運河來溝通東南，才再次理清軍事中心和經濟中心的關系。

在中國歷史的后一千年，無論軍事意義還是經濟意義，兼容農耕和游牧的北京就是新長安，守護京杭大運河并鎮守東南的南京，便是新洛陽。

這樣看來，神都洛陽的實體雖然灰飛煙滅了，但洛陽的精神，卻以另外一種形式繼續存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