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科舉制度史論稿》
作者:王學深 著
ISBN:978-7-5764-1533-9
定價:90元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24年6月
作者簡介
王學深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荷蘭萊頓大學訪問學者。現任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講師,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清代政治制度史和科舉史。至今在《清史研究》《歷史檔案》《北京社會科學》《華僑華人歷史研究》《國際漢學》等海內外期刊發表論文40余篇,一些代表性論文被《新華文摘》、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歷史與社會(文摘)》、中華文史網、中國歷史研究院官網全文轉載,主編《明清法律、社會與文化研究》(光明日報出版社2023年版)。代表性文章有:《低地國家的清史研究》《清代殿試閱卷標識符號釋義》《“凌辱斯文”與清代生員群體的反抗——以罷考為中心》。
內容簡介
本書跳脫傳統科舉制度運行研究范式,將清代科舉制度研究引入多元化領域,結合歷史學、社會學、歷史人類學和大眾傳播學等視角展開論述,深化清代科舉史研究。本書主要圍繞以下三個維度展開:
第一,清代殿試的“前”與“后”,包括清代科舉落第政策、清代貢士“未殿試”成因探析、清代“欽賜殿試”現象探析、清代殿試閱卷批閱標識意涵探析四個方面。本部分首先以清代科舉落第政策為切入點,討論乾隆朝“中正榜”科目。清朝統治者本著擴大統治基礎、防止人才遺漏的原則,設立“中正榜”“明通榜”“舉人大挑”“挑謄錄”等名目,保證落第舉人的出仕通道,第一章集中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設置的“中正榜”展開論述。“中正榜”指的是在每科會試落第舉人中挑取60人選授內閣中書、國子監學正、學錄等職,三者選錄合一,由于這一榜目僅施行29年,不僅在清代的文獻中多有記載謬誤之處,而且多被當今學界忽略,這一問題值得深入探究。第二章詳細論述清代貢士“未殿試”的原因。在清代,參加殿試和金榜題名是所有士人的夢想,但有一部分士人在會試中式后卻未能參加殿試,造成“未殿試”現象,本章對清代“未殿試”做歸因分析,詳細討論因“丁憂”“患病”“罰科”和“無意仕宦”等諸多復雜因素導致的中式舉人“未殿試”問題。第三章在論述了清代“未殿試”問題過后,著重探析“欽賜殿試”現象,展現清代士子悲與喜的反差。部分會試落第舉人由于機緣際會,受到皇帝的恩賜,獲準參加本科或下一科殿試,是為“欽賜殿試”。由于清代的殿試屬于排位考試,少有黜落發生,“欽賜殿試”形同于賜給士人進士功名,特別是清代“欽賜殿試”與康熙帝南巡、乾隆帝編修《四庫全書》等重大事件有著緊密的聯系,所以對于這一內容的研究有助于我們深入了解清代帝王出于平衡政治資源和防止“遺珠之憾”所做的努力。第四章探析清代殿試結束后,讀卷大臣在評閱殿試卷的過程中給出的批閱標識,分析“○”“△”“丶”“│”“×”的具體意涵,并考察閱卷評語的重要性。
第二,清代進士群體與科舉家族研究。通過具有典型性的清代孔氏“科舉家族”和福建福州府曾氏“科舉家族”,體現清代漢人科舉家族在科甲功名、婚姻策略、家族宦績以及地方事功等方面的成功與再塑過程。本部分主要以進士群體為關注對象,除前述兩大科舉家族外,還包括宗室進士群體。以宗室進士為例,隨著嘉慶四年(1799年)的規定,清朝最終允準宗室常規化地參加科舉考試,這為那些遠支、閑散的天潢貴胄開啟了一條仕進之路,讓他們有機會通過科舉考試改變境遇,逐漸完成了從18世紀“滿洲化”向19世紀“社會化”的轉變。
第三,清代科場弊案與信息傳播研究。本部分集中討論三大問題:一是清代科舉冒籍問題,主要集中在乾隆朝展開研究。冒籍也稱為冒貫、寄應或附貫,即士子假冒籍貫或偽造身份參加科舉考試的作弊手段之一。由于冒籍現象的廣泛出現極大地干擾了流入地區教育的發展和科舉考試制度的公平性,歷朝歷代都對科舉冒籍問題給予了關注并采取相應預防和懲治措施。清代冒籍主要分為地域冒籍和身份冒籍兩大類別,前者主要是士子從科考競爭激烈的地方冒籍到競爭性小的地方參加考試,后者主要是改換身份屬性參加考試,如“賤民”冒籍良民身份考試、民籍冒充商籍考試等,乾隆帝對于冒籍問題非常重視,整頓力度很大,施行了一系列的防弊措施,如順天審音御史的設置、廩生保結制度的深化、嚴厲的懲罰措施等,所以研究乾隆朝冒籍問題有助于我們全面了解清代冒籍問題。二是清代科場罷考問題。科場罷考是清代科舉考試體制下特殊的抗議方式,參加科舉考試的士子群體,往往利用科場作為平臺進行權力博弈,從而達成滿足群體利益的目的,本部分內容主要通過清政府在對這一問題管控與治理上的“嚴寬之變”,體現雙方圍繞士子罷考問題的互動,從而實現朝廷觸手回縮,釋放出更多地方力量,以保持地方有效統治。三是科場罷考案的信息傳播模式。科場事件的傳播媒介從清前期官方口徑下的邸抄逐漸轉向有清后期士人主筆的新型近代報刊,態度也從官方口吻轉換成士人的“輿論空間”,又以《申報》最具有代表性。因此,對于清代科場案傳播媒介轉變的探析,有助于我們深入了解近代傳播媒介的及時性、真實性和廣泛性的特點,從而感知科場案信息傳播的近代化轉型。
目 錄
第一篇:清代殿試“前”與“后”001
第一章 清代乾隆朝會試舉人落第政策探析——以“中正榜”為中心003
第二章 清代科舉“未殿試”成因探析018
第三章 清代“欽賜殿試”考論034
第四章 清代殿試閱卷標記釋義055
第二篇:清代進士群體與科舉家族研究067
第五章 清代宗室科舉069
第六章 清代孔氏科舉家族探研——以進士功名為中心089
第七章 清代福州府科舉家族初探——以洪塘鄂里曾氏為中心116
第八章 清代瓊州府文進士群體探研134
第三篇:清代科場弊案與信息傳播研究151
第九章 清代乾隆朝科舉冒籍問題研究153
第十章 “凌辱斯文”與清代生員群體的反抗——以罷考為中心221
第十一章 清前期基層管控視域下的科場罷考案與律法適用238
第十二章 19世紀清政府與地方精英互動模式探析——以科場罷考案為例254
第十三章 從邸抄到《申報》:清代傳播媒介的流變——以科場罷考案傳播為例280
附錄1 科舉制度與中國傳統社會的階層流動294
附錄2 清代科舉考試中的“特殊字號”320
附錄3 《另一種士人:金元時代的華北社會與科舉制度》評介323
后記 326
前 言
中國古代教育有著悠久的歷史,逐漸發展形成了士人教育和官員選拔為一體的制度模式。自兩漢察舉制開始,古代官員選拔體系引入考試機制,促進了社會的流動性,打破了先秦時期世卿世祿的狀態。降至隋唐時期,伴隨著科舉制度的創設與發展,“教育—考試—選拔”三位一體的觀念更加深入人心,開啟了科舉制度長達1300年的歷史。清代科舉體系主體承繼明代,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內容。可以說,清代科舉制度是中國古代教育考試制度的完善和集大成時期,甚至部分合理的機制與政策對今日的考試運行、規章制定、考場防弊以及保持地域公平等方面都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所以,研究清代科舉制度是解鎖中國古代教育史的一把重要的鑰匙。
自20世紀30年代起,海內外學人就已經開始對清代科舉制度進行系統的研究工作,并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90年代以前),海內外學人對于清代科舉史的研究以制度梳理為主,力圖將童生試、鄉試、會試、殿試制度運行和考選內容研究清楚,并引入社會流動性的討論。例如,商衍鎏所著《清代科舉考試述錄》一書是迄今最重要的清代科舉制度史專著之一。作者側重于清代科舉各級考試制度的論述,從童生試到朝考均作了詳細闡釋,也分別對八股文、武試和翻譯科進行了研究并對清代科場案有所述及。商衍鎏是中國科舉體制下的末科探花,親身經歷了清代科舉體系內的各層級考試,因此該書在單純敘述之外,融合了作者個人經歷與感受,也是其被奉為清代科舉史研究圭臬的原因之一。西方學界以柯睿格在20世紀40、50年代所著的兩篇論文為標志,開啟了對于科舉流動性的討論。潘光旦和費孝通同年就發表了《科舉與社會流動》一文以為呼應,何炳棣所著的《明清社會史論》(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一書的出版更是推動了東西方學界對于科舉流動性問題的討論,并延續至今。
第二階段(1990—2015年),海內外學人細化科舉史研究,既有分朝代的詳細探索,又有對清代科舉家族、舉人落第政策等熱點問題的考察。自1992年以來,以劉海峰為代表的學人將科舉研究上升至“科舉學”的高度,“將科舉研究納入一個新的學科體系,使科舉研究走向理論化和系統化”。自此以后,科舉研究逐漸發展成為囊括政治、社會、經濟、教育、歷史、文化的廣博學科。在這一背景下,清代科舉研究一方面集中于深化各專項制度討論,另一方面則開始重視對科舉群體的探析。李世愉所著《清代科舉制度考辯》一書以專題形式進行討論,比如審音制度的發展、宗室科目與覆試制度的設立等,對于深化清代科舉研究具有推動作用。與之同時,李世愉和胡平在已有研究基礎上一同撰寫了《中國科舉制度通史·清代卷》,成為第一部中國科舉制度研究通史中詳細述及清代科舉制度發展的專著。又如,張杰所著《清代科舉家族》強調了科舉史與地方史雙重概念,突出了科舉是維系家族興盛的重要手段。至此以后,“科舉家族研究已經成為科舉學的一個增長點。”海外學人著作以艾爾曼的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為代表,討論了明清兩代科舉制度的運行模式,強調了科舉政治、社會和文化再生產的過程,其兩本中譯本著作《晚期中華帝國的科舉與選士》和《晚期帝制中國的科舉文化史》已于近期出版。
第三階段(2015年以后),學界進一步深化科舉史專業性選題,一部分研究延續了第二階段的熱點議題,如2020年出版了由劉海峰主編,王日根等人所著的《中國科舉通史·清代卷》,進一步深耕清代科舉制度的研究,著眼于《欽定學政全書》《欽定科場條例》等政書對科舉考試的建設與規范作用;另一部分則推動了視角與內容的創新。與此同時,這一時期很多清代科舉檔案史料相繼出版,為學人深入研究清代科舉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值得注意的是,與第二、三階段研究時限重疊的是伴隨著“科舉學”興起的跨學科研究嘗試,即將清代科舉制度史與文學、社會學、法律史等結合考察,成為清代科舉史研究的一大趨勢。
綜上所述,本書意圖將清代科舉史研究引入多元化的視角和理論,各篇章對于清代科舉制度的探研包含政治、事件、人物、弊案、群體、家族和信息媒介等元素,從實踐的層面推進“科舉學”理論,進一步深化清代科舉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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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源:第四編輯部
編校排版: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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