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oss Douthat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 慧諾(編譯) | 文化縱橫新媒體

【導讀】當地時間7月15日，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通過詹姆斯·戴維·萬斯（J.D. Vance）作為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的提名。現年78歲的特朗普曾表示，自己最看中副總統候選人是否能在他結束第二個任期后“接班”；“80后”萬斯雖然政治資歷淺，卻是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主張的最激進捍衛者之一，尤其在外交、貿易和移民政策主張方面。因此有評論認為，萬斯只是特朗普團隊的一個年輕附庸。然而，鑒于特朗普已“年事已高”，39歲的“副手”萬斯很可能成長為美國政壇和MAGA事業的重要人物，他的背景和立場值得進一步思考。

本文指出，曾經畢業于耶魯大學的投行家萬斯雖然政治理念與特朗普相仿，但在內政外交政上依然有著強烈的精英色彩，并展現出律師/政客的老練“風格”與特朗普顯著不同。事實上，萬斯最早在2016年因其暢銷書《鄉下人的悲歌》出名，并且一度猛批特朗普，是眾多自由派的精英的寵兒。然而，“特朗普當選后的執政表現”，以及左右建制派精英“更糟糕表現”，改變了他的想法。

在經濟政策方面，萬斯支持特朗普的關稅方案，認為這是解決美國財政危機的重要手段，但最核心是要提高美國工人的工資。在外交領域，萬斯指出美國應該遵循“現實主義”理念，更多依賴工業和軍事實力，將戰略重心放在東亞，持續降低對烏援助并啟動對俄談判。

回顧2020年的大選結果，萬斯認為最大失誤還是在于共和黨，因為其沒有積極預防和應對民主黨及其支持者對選舉規則的操縱——這都是民主的一部分不用抱怨，但這次選舉中他們將吸取教訓。此外，萬斯也在訪談中暗示，在特朗普執政還是即將卸任時，美國軍方始終對特朗普“陽奉陰違”，這一點特朗普已清晰認識，并可能在新任期進行整頓。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原創編譯系列“美國之變的想象與真實”之十七，編譯自美國《紐約時報》今年6月對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萬斯的專訪（What J.D. Vance Believes）。小標題為譯者自取，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萬斯的信仰

（《鄉下人的悲歌》之后）我逐漸被用作一種工具，用來傳播一些“刻板印象”，卻沒有激發人深入了解，成為了自由派建制的一部分。我越認為到這個問題，就越感到有必要堅決地與它劃清界限。

2016年，詹姆斯·戴維·萬斯（J.D. Vance）的暢銷回憶錄《鄉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讓他成為解讀美國“特朗普現象”的關鍵人物之一。在書中，他以第一人稱的視角，深入剖析了工人階級的動蕩與民粹主義的興起。

自從首次當選俄亥俄州的參議員，萬斯便成為了美國政壇上最具影響力的特朗普支持者：他不僅是特朗普的忠實盟友，也是對國內外政治建制派共識的尖銳批評者，甚至被認為是副總統的潛在候選人，以及特朗普第二任期民粹主義政策的積極推動者。

八年前，萬斯曾因其對民粹主義的深刻見解而受到特朗普反對者的廣泛贊譽和感激。然而，如今他似乎已被許多原本支持他的人所唾棄和畏懼。他的政治立場轉變，成為特朗普時代最為引人注目的故事之一，其影響甚至在特朗普卸任后仍可能持續影響共和黨的政治格局。

在接下來的訪談中，我與萬斯深入探討了他的政治觀念如何演變，他與美國精英階層以及特朗普本人的關系，他對民粹主義經濟政策的看法，以及美國對烏克蘭的支持立場。此外，萬斯還對特朗普在2020年大選后的行為進行了堅定的辯護。

▍自傳暢銷后，為何轉變立場？

問：我第一次意識到您寫的《鄉下人的悲歌》將引起轟動是在2016年8月。現在回想起來，幾乎可以肯定，那家小書店里買書的顧客大多是受過良好教育的自由派人士，他們對特朗普現象感到困惑，他們欣賞你的書，不僅因為它的文學價值，更因為它讓他們看到了一個人，既同情特朗普選民，又強烈反對特朗普。為何你今天成為特朗普的堅定支持者？你的觀點是如何演變的？

答：《鄉下人的悲歌》之所以受到廣泛關注，是因為人們確實在努力理解他們不熟悉的這個國家的另一面。但同時，它也暴露了一個問題：人們試圖通過這本書來解釋特朗普的選民，卻從未真正要求他們挑戰自己的成見，或重新審視他們對這些人的看法。

我逐漸被用作一種工具，用來傳播一些“刻板印象”，卻沒有激發人深入了解，成為了自由派建制的一部分。我越認為到這個問題，就越感到有必要堅決地與它劃清界限。

讓我給你講個故事：2018年，我受邀參加了商業圓桌會議的一個活動，那里有很多我尊敬和喜歡的人，但后來也有很多人對我恨之入骨。至少當時，每個人都對我贊不絕口。但在晚宴上，我坐在了一家全球連鎖酒店集團的CEO旁邊。他幾乎成了一個典型的企業高管，抱怨他不得不給員工支付更高的工資。

他說：“勞動力市場非常緊張。特朗普在邊境的政策完全迫使我改變了與員工的互動方式。”然后他轉向我：“好吧，你和任何人都明白這一點。這些人只需要振作起來，做好自己的工作。現在，因為我們不能雇傭那么多移民，我們必須以更高的工資雇傭這些人。”

這位CEO居然認為我會同情他的問題，而不是工人的問題。這讓我意識到我正坐在一輛陌路狂奔的火車上，我必須下車，否則十年后我會非常討厭自己變成了什么樣子。所以我決定下車，我覺得我唯一能做到這一點的方式，就是在某種程度上疏遠和冒犯那些喜歡我書的人。

問：對于精英自由主義者以及反特朗普的共和黨商業人士，您這些年的看法有顯著變化嗎？

答：都有變化，但我難以斷言哪一方對我影響更大。我的成長背景迥異，從與送餐員爭分奪秒的祖母，到在太陽谷與億萬富翁為伍，我的人生軌跡發生了巨大轉變。

我曾對左翼的政治觀點持有開放態度，尤其是那些被標簽為“伯尼兄弟”的年輕人（譯者注：Bernie Bros，2015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創造的一個名詞，用來形容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中支持伯尼·桑德斯的那些年輕的、白人、進步的男性，該名詞沿用至2020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中，在主流媒體中或含貶義）。但我發現，無論是表現出色的自由派還是保守派，他們都存在一個共通的盲點：無法真正建立一個“為民眾服務”的體系。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越來越不想與那些不支持桑德斯的人站在一起。反特朗普的保守派之所以反對他，部分原因是特朗普對他們一直享受的利益構成了威脅。

回顧2016年的選舉，人們可能會說特朗普并沒有真正批評華盛頓的外交政策共識，他只是利用這一點來獲取政治利益。但事實上，在特朗普出現之前，美國從未真正質疑過兩黨共識的錯誤，尤其是在右翼，沒有人對小布什的政策失敗提出質疑。

和許多其他精英一樣，我之前過分關注特朗普的個人風格，而忽略了他在外交政策、貿易和移民等重大問題上提出的實質性觀點差異。對很多我認識的共和黨人來說，支持特朗普并非因為贊同他的所有觀點，而是覺得自由派對手的表現更讓人無法接受。

卡瓦諾大法官的聽證會確實觸動了很多人，讓他們意識到必須站出來支持特朗普。我妻子曾為卡瓦諾工作，她對他評價很高，從不相信那些指控。這讓我們開始反思，如果他們能這樣對待卡瓦諾，那他們也能這樣對待任何人。（譯者注：2018年，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選人卡瓦諾Brett Kavanaugh被指控在上世紀80年代性侵了一名女性，這場9個小時的聽證會成為彼時兩黨攻訐的重要縮影）。

2019年和2020年，我開始深思自由主義的本質。這些人似乎都讀過卡爾·施密特的書，認為沒有法律，只有權力，自由派的本質目標就是要奪取權力。無論是在卡瓦諾事件還是"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中，這一點都表現得很明顯。

許多有社會意識的人內心都有一個聲音，告訴他們什么該說，什么不該說。但在2020年，這個聲音變得極其專制。你幾乎不被允許表達任何可能冒犯他人的觀點。我們中的許多人開始說："我們受夠了。我們不想被控制，不想被限制我們的思想和言論。"

對特朗普的許多支持其實都是這種社會壓力的體現。如果你承認特朗普的某些觀點有道理，就會遭到過度反應。包括我在內的一些人開始反思，是不是我們內心的聲音在告訴我們該說什么，該支持誰。到了2020年，這個聲音顯然已經失控。

問：換個角度來看，保守派之所以信任特朗普，是不是因為他敢于挑戰精英自由主義的常規？有人甚至認為，你在參議院競選時也在做類似的事情，通過激怒自由派來贏得共和黨選民的信任。你怎么看？

答：我并沒有刻意去激怒任何人，但在決定參選之前，我和妻子討論過，如果我要真誠地表達我的觀點，就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一些關系。我必須接受這樣一個現實：一些老朋友可能會因此而對我產生負面看法。

比如我的第一個電視廣告，通常這類廣告都是由顧問團隊撰寫的，但我親自寫了那個廣告。我發現很多人對移民問題有自己的看法，卻不喜歡被貼上種族主義者的標簽。于是我決定做一個直接對鏡頭說話的廣告：“你是種族主義者嗎？你討厭墨西哥人嗎？”然后我說：“不，我們不是。這就是我們關心邊境問題的原因。”這個廣告效果非常好。我在做這個廣告時，只是有意識地不想被他們過濾掉。

我第一次見到特朗普是在2021年。他給我講了一個故事，關于一些將軍如何通過改變中東地區軍隊重新部署的時間來誤導他，讓他以為軍隊人數在減少，實際上他們只是在調整短期內的人數波動。

媒體可能會認為特朗普的這種行為是出于個人的不滿，尤其是在1月6日事件之后不久，他談到最多的是：“我是總統，我告訴將軍們做點什么，但他們沒有做。”我當時就想，這個人比我想象的要精明得多。而且我對這種情況感到非常不滿。這簡直是對民主的威脅——將軍們不聽從美國總統關于部隊重新部署等問題的意見。

▍民粹主義的經濟政策是什么？能否奏效？

（一）民粹主義經濟議程

問：讓我們先討論政策問題。您認為存在一個全面性的民粹主義經濟議程嗎？

答：戰后美國的全球化秩序主要依賴于廉價勞動力，無論是通過貿易還是移民。這其實是同一問題的兩面：貿易涉及海外的廉價勞動力，而移民則是國內的廉價勞動力，它們都對從醫療服務到住房的各個方面造成了價格上漲的壓力。

在我看來，民粹主義的愿景恰恰相反：我們應盡可能提高工資水平，同時降低人們所使用的服務成本。過去40年，我們的創新太少，而勞動力替代現象太普遍。這就是為什么我認為經濟學界對移民和關稅的看法從根本上是錯誤的。關稅確實可能推高價格，但我認為這種影響被夸大了。當你開始更多地利用國內的勞動力時，會帶來許多積極的動態效應。

舉個例子，如果最低工資被提高到每小時20美元，有時會有自由主義者認為這是壞事，擔心麥當勞會用自動售貨機取代員工。但我認為這是好事，因為這樣可以讓留下的員工獲得更高的工資，自動售貨機發揮其作用，而整體工資水平的提升實際上會帶動所有人受益。真正糟糕的是，用每小時掙15美元的移民取代了在俄亥俄州米德爾敦每小時掙17美元的麥當勞員工。我認為這是精英自由主義的核心觀點，無論他們是否愿意承認。

以酒店業為例。如果你不能雇傭非法移民，那么你就得從數百萬失業的美國中年男性中找到員工，想辦法讓他們重新就業。這其實是一件好事。我實際上非常同意自由主義者對監管制度的批評。“如果沒有這些移民，我們就無法經營我們的業務，因為我們找不到愿意做這份工作的人。”但是我的回答是，如果有適當的激勵，會有美國人愿意做這些工作。

（二）那么，財政的錢從哪里來？

問：特朗普任期內雖然提升了底層工資，但經濟政策也帶來了一些挑戰，比如低利率和低稅收。您認為當前的民粹主義議程有何不同？

答：經濟不可能長期承受巨大的結構性赤字。在監管方面，我們有很多可以改進的地方，比如簡化核設施、天然氣管道和住房建設的審批流程，這些措施不僅能節省成本，還能創造收益。

然而，非民粹主義的共和黨人更傾向于強調財政紀律。無論長期經濟結構計劃如何，社會保障都需要調整。民粹主義者通常排除了削減福利支出的想法，那么民粹主義者能否提高稅收？我們認為，關稅實際上也是一種稅收。

社會保障的財政問題根源更深。工作年齡的人群需要撫養嬰兒和老年人。如果主張削減社會保障，實際上就是在提議將支付老年人費用的公共問題私有化。我不認為簡單地讓老年人自力更生就能解決問題。

以那七百萬未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黃金年齡男性為例，這些人通常依賴公共資源。如果能讓這些人從失業轉為就業，全面提高工資，提高關稅，我認為我們獲得的收益將遠超十年。關稅可以帶來收入，但更多的收入來自于更多人進入勞動力市場、更高的生產率增長和工資提升。

在哲學上，我不反對提高稅收。但我們必須問，提高的是什么稅，這些稅從何而來？比如，如果將邊際稅率提高到42%，這實際上能增加多少收入？提高中產階級的稅收，我個人不太喜歡這個想法，原因顯而易見。雖然可以從提高富裕美國人的稅收中獲得一些收入，但在人口結構日益惡化、經濟結構性增長率僅為1%左右的情況下，僅靠向富人征稅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我們必須解決根本問題。

▍新外交政策應該是什么？

（一）外交政策概覽

問：您如何概括您的外交政策立場？如果不用“親普京”這個詞，您會怎么描述它？

答：我可能有很多不足，但外交政策上的親普京傾向絕不是其中之一。我傾向于使用“現實主義”這個詞，我認為21世紀的現實主義外交政策應該基于三個核心原則：

首先，我們不應簡單地將國家劃分為“好”或“壞”，而應基于它們對美國利益的影響來決定與它們的交往方式。這并不是說我們完全沒有道德考量，而是要誠實地評估我們打交道的國家，這是我們許多外交政策機構目前沒有做到的。

其次，我們必須記住二戰給我們的最重要的教訓：軍事力量依賴于工業實力。雖然我們目前仍然是世界軍事超級大國，這得益于我們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工業基礎，但中國作為一個工業大國，其軍事力量在未來20年將變得更加強大。

最后，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生活在一個多極化的世界中。我們需要盟友的支持，這樣我們才能集中精力應對東亞，特別是中國，它將是未來二三十年我們最重要的競爭對手。

（二）戰略重心向東移

問：關于臺灣，美國是否應該派兵出擊？

答：我們的政策本質上是保持戰略模糊性。我認為我們應該采取措施，使得任何進攻行為都難以實施。如果他們真的發起進攻，我們會設法應對。我們現在能做的是提高對方行動的成本。但是，我們并沒有這么做，因為我們把武器都送往了烏克蘭，而不是臺灣。

這是我與拜登政府最大的分歧所在。我認為支持烏克蘭進行反攻將是一場災難，我們的行動更多是基于道德主義，而非戰略考量。俄羅斯在許多方面已經做出了深刻的調整。當你在保密的環境中與我們的軍事領導交流時，他們會非常懷疑烏克蘭能否取得任何戰略性的突破，這一點非常明顯。

我想做的，也是我認為在美國的領導下可以實現的——當然，在對話之前你永遠無法確定——就是將領土邊界凍結在接近當前的位置。這是第一點。第二點是既要保證基輔的獨立，也要確保它的中立。這是俄羅斯從一開始就提出的基本要求。我知道俄羅斯在很多方面并不誠實，但中立顯然是他們認為至關重要的。第三點是，從長遠來看，美國必須提供一些安全援助。我相信這三點是完全可行的。

（二）如何解決俄烏沖突？

問：您和其他反對進一步對烏克蘭軍事援助的人認為，如果我們不能向俄羅斯證明我們對烏克蘭的持久承諾，那么俄羅斯就沒有動機去實現和平。但如果俄羅斯認為他們已經贏了，而我們又削減對烏克蘭的援助，普京為什么會同意和我們達成協議呢？

答：我們對俄羅斯的優勢并不在于能讓烏克蘭無限期地維持成功的防御。我要明確指出：以我們的能力，加上俄羅斯目前的行動，我們不可能永遠阻止他們。

但是，我們手中有兩張王牌。第一，俄羅斯可以占領烏克蘭，但治理烏克蘭則是另一回事。現實是，俄羅斯若要有效地治理好烏克蘭這個國家，需要派出數十萬軍隊。第二，戰爭經濟有其內在的動因。目前，俄羅斯的國防開支占國內生產總值的7%，他們已經將經濟結構調整為圍繞戰爭而非改善民生。長期來看，俄羅斯自己會有各種嚴重問題。

順便說一下，如果俄羅斯在未來五年內繼續維持戰時經濟，這同樣不符合我們的利益。因為這樣會使他們變得更加軍國主義和侵略性。

▍2020年大選結果和“國會山”事件，你是什么立場？

（一）2020年，共和黨沒有為各種“變化”做好準備

問：讓我們回到特朗普的話題。首先，您對2020年大選的合法性有何看法？

答：我認為特朗普的“風格”，特別是在外交政策上，其實是一種優勢，而不是弱點。正如他的支持者和批評者都指出的，特朗普的不可預測性是他的一個特點。他深知這一點，并且我也相信，在不泄露國家機密的前提下，這種不可預測性對美國是有利的。

對于2020年的大選，我有兩個基本的批評點，同時對特朗普的一些做法也些一點批評。

首先，2020年的選舉中，許多機構參與者、科技公司以及各種形式的言論審查，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動員起來，抵制任何可能改變選舉結果的“十月驚奇”（譯者注：“十月驚奇”是美國政治術語，通常指在11月大選前發生的有可能改變選舉結果的事件）。在美國民主中，無論是否認可拜登，這都應該讓選民來決定。然而，針對特朗普的各種信息封鎖，實際上是對美國基本民主意愿的一種阻礙。我不認為遠程投票改變了最終的選票結果，但民主意愿確實受到了損害。

其次，選舉的規則在過程中被改變了。比如在賓夕法尼亞州，選票必須在何時郵寄到達才能被計入？規則的改變是因為新冠疫情，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疏忽——我們沒有做好準備，而民主黨則做好了準備，并利用了這一點。

這就引出了我要說的第三點，我認為1960年的選舉存在問題，2000年的選舉也有爭議。挑戰和質疑選舉的合法性實際上是民主進程的一部分，但我不支持“竊取選舉”的說法。其實，卡爾森（Tucker Carlson）在7月打電話給我，警告我因為許多改變的投票規則可能導致選舉結果被竊取，而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本應對此作出回應卻沒有做到，這是對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失職。

（二）美國缺乏對2020年選舉問題的反思

問：如果選舉結果已經確定，那么再去改變它還有意義嗎？

答：我相信，如果當初我們真正努力提供替代的選舉人名單，并引發了一場辯論，那么2020年之后的情況會好很多。這樣對我們國家來說會更有益。拜登現在還會是總統嗎？有可能。但至少我們會有一場真正的辯論。

然而，我們所看到的只是共和黨內一些人上演的法律鬧劇，并沒有圍繞選舉本身進行真正的辯論。現在每次提起這個話題，人們都會說，“是的，他們對所有這些提起了訴訟。”但這不是司法訴訟能解決的；這需要政治辯論。我們從未就2020年大選進行過真正的政治辯論。

對我而言，當時的憲法危機并不是特朗普利用憲法程序呼吁軍隊支持，而是他作為總司令命令軍隊采取行動，而軍隊卻沒有執行。我想明確一點：我不認為特朗普在這里做了什么根本性的壞事。

在選舉公正性方面，我們已經取得了一些有意義的進展，比如佐治亞州的選民身份證法。如果沒有共和黨的努力，這些進步是不會發生的，我們需要訴諸大規模的政治辯論。否則，不管你如何看待特朗普，當時美國處于一個真正的憤怒時刻，而“國會山事件”正是這種憤怒情緒的最糟糕表達。

本文為文化縱橫新媒體原創編譯系列“美國之變的想象與真實”之十七，編譯自美國《紐約時報》今年6月對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萬斯的專訪（What J.D. Vance Believes）。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