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攝影在中國的歷史，其實跟世界歷史不差很多，攝影術誕生于1839年，大約三年之后，在中國的江蘇鎮(zhèn)江，就出現了進行攝影活動的記錄。1844年，是現存中國最早照片誕生的年份。

這是威廉·桑德斯在1870年代拍攝的作品——上海理發(fā)店，使用的是古老的蛋白照片介質，也是現存最早的中國題材攝影作品之一。

如果對舊照片感興趣，現在還是有不少畫冊的。比如這本《尋覓舊京》續(xù)篇，主要是老北京的照片。

收錄大量珍貴影像和文字介紹，更在宮殿、園林、廟宇、民俗等板塊之外，增添了市井街衢的內容，更為完整、全面地展現了封建社會末期至民國初期北京的面貌。

此后一百多年來攝影都是記錄與創(chuàng)作的重要途徑，直到了動蕩的十年，不論從物質上還是從精神上攝影都不再是一種自由的藝術。山東畫報出版社《老照片》主編馮克力曾評論那時期的作品“本質上屬于宣傳照片，但相比同時期搞攝影的人來講，抓拍的內容相對多一些。”而攝影評論家那日松在中信出版社《彩色的中國》一書序言中把這種“抓拍”稱為“真誠的擺拍”，“因為他的拍攝對象都已經自覺地變成了荒誕時代的無法啊主宰自己命運的演員。”

到了1976年以后，中國攝影掙脫束縛，重獲自由空間，那么這個轉變的歷史過程到底是怎樣的呢？可能知道的人真的不多，但是這么重要的節(jié)點又怎么可以缺席，所以就有了這本《家中的攝影班》。

所謂“家中”，就是以“星期五沙龍”為代表的民間攝影實踐者在池小寧家中，大約持續(xù)了三年的攝影班，其主要形式是年輕的攝影愛好者向年長一代專家學習攝影。學習班所提供的、彼時極為難得的攝影教育和實踐機會，使大部分成員相繼找到了和新聞出版、影視或藝術相關的工作。

這本書通過對這個群體的研究，揭示這段承前啟后的時間及其前后兩個迥然不同的攝影史階段之間的關系。

和很多歷史大事一樣，我們往往都只關注前后，對中間的轉折點關注反而少了，對星期五沙龍的關注其實也是對中國攝影藝術轉變的關注。

星期五沙龍，或者說是一個攝影興趣班其實只是其中的一樣，當時很多這樣的興趣班。主要是起源于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陸續(xù)返城的知青以及老一輩知識分子或被分配工作或進入了新的生活情境，兩代知識分子在調適的過程中，多數在工廠當工人的年輕人求知若渴卻無處可學，年長者則苦于無法充分發(fā)揮被擱置已久的專業(yè)知識。一些年輕人主動到樂意傾囊相授的年長一輩知識分子家中請教，催生了這種自愿自發(fā)的學習小組。

這個簡單的學習班可以說是大佬云集，電影攝影師陳國鐸受邀成為“星期五沙龍”的第一位老師，開始在池家講課，通常是每周選擇一晚上課，講授曝光和膠片沖印等基本技術，以及人像攝影的技巧等。還有還有“北影”的攝影師李維明和杜煜莊，北京照相機廠的技師郝小石等，臨時分配到北京科學教育電影制片廠（“科影”）擔任特效攝影師的攝影評論家狄源滄（1926-2003），成為學習班的主要導師。狄源滄介紹了很多攝影愛好者前來聽課，并邀請到錢紹武、邵柏林等老師教授藝術課程。

最重要是狄源滄將攝影置于更廣泛的藝術領域之中，聯(lián)系并借鑒國內外其他藝術門類，如水墨、音樂和詩歌，從而拓展了學生文化藝術層面上的認知，并向學生展示了攝影作為表現性媒介的可能，而非只是政治宣傳的工具。我們常說決定照片質素的是相機后面的那個腦袋，而狄源滄可以說是給大家更換升級了腦袋，讓大家重新認識到攝影是一種藝術。

除了于星期五晚間在池家授課外，狄源滄和這些攝影愛好者們還在周末或假期到北京郊外的山區(qū)和村莊（如大覺寺、十渡、順義東府村和海坨山等）進行攝影采風，拍攝當地的風景、村民活動或肖像。

通過這本《家中的攝影班》我們除了了解這段特殊的歷史，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再次回顧攝影的初心，特別是在攝影越來越簡單的時代，我們拿起手機就能拍攝。

現在還有AI功能加持，我們的拍出來的照片不但不需要很高的技術，后期更是簡單，可是那是一種藝術嗎？如果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拍攝更多是一種宣傳，今天我們很多照片其實也是“宣傳”的一種——自我宣傳——一樣是看似抓拍的“真誠的擺拍”。而最近更是有一種說法，手機橫拍是最后的倔強。

從19世紀中期攝影術進入中國開始，直至當下，攝影作為科技發(fā)展的產物、藝術媒介、傳播工具乃至大眾文化現象，滲透、影響和形塑著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留下的不僅是時代的形象，也有理解當下的線索。

如果對改開期間的攝影感興趣，可以看看大象推薦過的安哥的作品集。

同樣是攝影展冊子，可惜已經絕版了。

對于攝影相關的書，喜歡的話就早日拿下吧！不然真的隨時就絕版了。

最后還是那句話，跟大象一起讀好書，好讀書，讀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