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美國總統選舉再次上演了喬·拜登和唐納德·特朗普的對決。人們或許會感到，這是兩位早該退休的老家伙之間為自由世界未來而爭奪的一場乏味的復賽。但這一次似乎有些不同，難以言喻。特朗普最顯著的支持者不再是那些戴著“MAGA”標志帽子、在集會上高喊“抽干沼澤”口號的憤怒藍領工人，而是國內一些最成功的商界精英。他們在網上不斷發帖表達不滿，強烈批評移民問題和烏克蘭戰爭，并持續對拜登的表現和年邁提出質疑。

埃隆·馬斯克(Elon Musk)、Citadel創始人肯·格里芬(Ken Griffin)和甲骨文公司(Oracle Corp.)聯合創始人兼董事長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等人，或明或暗地表達了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支持。他們同時也接受了重返特朗普時代政治動蕩的前景。換言之，在當今呼聲最高的顛覆現狀者中，有些正是那些因過去幾年穩定現狀而獲益、見證自身財富穩定增長的人。“他們中有不少人來自科技界，他們的成功一定程度上便是建立在破壞的基礎之上的，”Signum Global Advisors董事長、民主黨政治顧問查爾斯·邁爾斯(Charles Myers)說。“他們認為我們的國家和政治需要進行徹底的顛覆，由此引發的混亂令他們陶醉。”

約翰·保爾森(John Paulson)，對沖基金經理，和Cantor Fitzgerald LP的首席執行官霍華德·魯特尼克(Howard Lutnick)在4月份為特朗普舉辦一場籌款活動。華特·迪士尼(Walt Disney Co.)的冤家對頭納爾遜·佩爾茨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采訪時公開表示了對特朗普的支持。此外，酒店開發商羅伯特·畢格羅(Robert Bigelo)這樣曾在共和黨初選中藐視特朗普并成為佛羅里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頭號捐款人的財閥如今也已改弦更張，轉而支持特朗普了。格里芬3月12日在CNBC表示，曾在共和黨初選中力挺德桑蒂斯和前南卡羅萊納州州長妮基·黑利(Nikki Haley)的投資者總體上認為，特朗普當選對資本市場有利，給人一種政府與我們立場一致而非與我們作對的感覺。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 & Co.)首席執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亦是如此。今年1月他曾表示特朗普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人物。”

風險投資家彼得·泰爾(Peter Thiel)八年前逆勢支持特朗普，在科技界算得上獨樹一幟。一些最讓人驚訝的特朗普支持聲音如今恰恰來自硅谷，這里曾是崇尚社會寬容的自由主義堡壘，也是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和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一類政客的堅強后盾。根據Puck的報道，甲骨文的埃里森雖然尚未向特朗普競選陣營提供任何捐款，但他最近曾在多個場合與特朗普共進晚餐。其他科技界大佬，包括風險投資家大衛·薩克斯(David Sacks)和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等，盡管還沒有正式宣布支持哪一位候選人，但也在社交網絡X（原推特）上不斷發文抨擊拜登和他的政策。

馬斯克的政治立場轉變生動展現，他從崇尚綠色民主的加州人到成為得州的反覺醒斗士。他在X上發文稱：“需要超級明確的是，我不會給任何一位美國總統候選人捐款。”然而，他每天都在發帖痛批他口中的“覺醒思想病毒”，并篤信一種陰謀論，即拜登允許非法移民進入美國，以創建一個永久性的民主黨支持陣營。在一次3月中旬的訪談中，馬斯克對主持人唐·萊蒙(Don Lemon)表示，他“正在遠離拜登”。

最簡單最現成的解釋就是物質至上：這種反水基于一種未加掩飾的恐懼，即民主黨會盯上他們的財富。拜登已經明確發出過威脅，他在國情咨文中呼吁對價值超過1億美元的個人資產（不只是年收入或資本利得）征收25%的億萬富豪稅。此外，他還表示要把企業所得稅稅率從21%提高到28%，并取消特朗普時代面向富人的減稅政策，稱該政策為導致聯邦政府債臺高筑的罪魁禍首。

拜登的議程遠不止減稅。他還努力想要翻轉自1980年代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時期開始的那些親資本、反工會政策，許多經濟學家都將不斷加劇的社會不平等歸咎于這些政策。去年秋天，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nited Auto Workers, UAW)舉行了為期46天的激烈罷工，拜登曾親臨現場，后來在國會發表演講時還認出了UAW主席肖恩·費恩(Shawn Fain)。最近，UAW宣布正在努力將電動汽車制造商特斯拉的工人拉入聯合會。

拜登政府還在大力審查和阻止并購交易，這或許是又一個不受商界領袖待見的舉措。“確實聽到他們對（聯邦貿易委員會主席）莉娜·汗(Lina Khan)和反壟斷執法機構頗有怨聲，”美國經濟自由計劃(American Economic Liberties Project)常務董事尼迪·赫格德(Nidhi Hegde)說。她同時指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盡管這一旨在推動競爭的議程已經真正有了長足的進展，但是許多針對大型科技公司的反壟斷案都是在特朗普執政時期啟動的”。

這些原因都是華爾街和科技界領袖人物開始對這位前任總統有好感的理性原因。不過其中可能也還有一些情感因素。對于那些有資源購買和體驗任何自己想要的東西的人來說，在社交媒體上語出驚人或表現出與眾不同可能真的會令其興奮不已。“他們喜歡惹惱和激怒那些被特朗普惹惱和激怒的人，”跟蹤行政部門官員任命信息的組織旋轉門計劃(Revolving Door Project)的執行董事杰夫·豪瑟(Jeff Hauser)說。

這其中還有報復的成分，對于一群自認受到了傷害（不管他們是否富裕）的人而言。特朗普在2016年的大選中獲勝，使得科技公司受到了政府內外的格外“關照”，也使得馬斯克和其他科技界大佬受到了令其無法釋懷的重新評價。“科技業巨頭在普通文化語境中的失寵，為其針對拜登和民主黨的反水提供了助力，”豪瑟說。“他們認為自己的言論自由受到了束縛，自身受到了蔑視。”

這一特朗普支持陣營的壯大，似乎更多地帶有憤怒情緒，并凸顯了超級富豪與政界、學界和媒體界其他精英之間明顯的緊張關系。他們之間的相互鄙視日益加劇。馬斯克、安德森以及對沖基金巨頭比爾·阿克曼（Bill Ackman）——另一位在社交媒體上大聲預測特朗普會輕松獲勝的網絡名人——不僅批評拜登。他們還強烈指責主流媒體和一流大學，稱前者總是將特朗普的謊言和他對民主構成的威脅拿來說事，而后者在反猶主義、多元化、公平和包容等問題上采取了危險的立場。

這樣看來，這些億萬富豪與特朗普的主要選民群體——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工薪階層白人家庭——也沒有那么大的區別。二者都傾向于將高層精英們的一舉一動視為陰謀，認為他們時刻都在企圖剝奪他們的影響力，侵吞他們的財富，并不顧一切地損害美國的優勢地位。支持特朗普，甚至對其在2021年1月6日國會大廈沖擊案中的角色進行辯護和歌頌，是他們用以痛斥現實或想象中的權勢派的方式。另一方面，取悅潛在的下一任總統，以此保護自身的經濟利益，可能也是一種明智的風險對沖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