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發布：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犯罪構成要件明確……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源自于打擊暴力虛開行為，隨著暴力虛開的漏洞被彌補得越來越嚴實，這種情況在當下已經很少，相信未來會更少。雖然暴力虛開行為逐漸減少，是否意味著本罪的適用越來越少呢？相反，目前司法實踐中，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并沒有減少，而且呈現數量激增的態勢。

究其原因，很多新型的虛開行為不斷涌現，而且司法實踐中本罪入罪條件存在非常大的爭議，為此導致各地方為了追繳稅款或者其他的目的而依據稅法這樣的行政類法律法規追究刑事責任。

典型的就是在刑事訴訟中，辦案機關往往依據稅務稽查出具的決定書認定為稅款損失，這種情況在具體案件中并不鮮見。但是，稅法與刑法屬于完全不同的規制法律，稅法是為了規范繳納義務等而設立。但是刑法中關于打擊侵害稅收和擾亂發票制度的規定，本質是解決稅法等前置法律不能解決的犯罪行為，由其獨特的適用條件，與稅法截然不同。

比如稅法要求貨票相一致，否則就處以相應處罰。但是在刑法中，即便貨票分離也不必然需要追究刑事責任。舉例而言，張三從李四處購買貨物，因李四無法開票，為此王五給張三開具了增值稅專用發票。這種情況從稅法角度審查必然屬于違法行為。但是就刑法而言，不應當入罪，道理很簡單，就是沒有造成稅款損失，只是稅款流轉主體發生變化。

稅法、刑法除了保護國家、集體以及公民財產和權利不受侵犯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為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保駕護航，其根本在于輔助民事法律的施行，維護交易安全等。換言之，刑法是民事法律的保障法。既然其屬于保障法，必然不應當成為阻礙合法民事法律關系成立、履行的障礙。

為此就要求刑法也需要尊重民事主體的權利。如果不保障權利而一味地打擊，就違背了其根本的目的。

市場交易紛繁復雜，交易模式也會迭代更新，適用法律時應當嚴格遵守罪刑法定的原則審查處理。比如張三和李四交易，張三先買貨并支付部分保證金或者提供擔保，在季度末或者年末統一開票。因為原始交易時并未包含開票的費用，在開票時必然需要支付開票成本。此時就出現所謂的開票費，也可能發生資金回流，但卻不能由此認定行為人具有騙稅目的，造成了稅款損失。

相反，如果張三和李四交易完成不開票才可能會造成稅款損失。但在實踐中卻出現了將該種模式作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打擊的情況。為避免法律適用不統一的現象，2024年3月20日最高法、最高檢頒布施行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危害稅收征管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24〕4號，簡稱《司法解釋》），以解決司法實踐中入罪標準不統一的問題。

《刑法》第二百零五條規定，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論處。該規定采用的是簡單罪狀的方式。如前所述，本罪設立之初是為了解決暴力虛開的犯罪行為。但是，隨著社會和經濟發展，這種情況基本被杜絕，但又出現了其他新型的看似屬于虛開的情形。比如為融資而虛增業績等虛開的，應否入罪就是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

一、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犯罪構成要件厘清

簡單罪狀在刑法中比較常見，比如故意殺人罪、搶劫罪等。刑法中之所以存在簡單罪狀，是因為這些犯罪特征易于被人理解和把握，無需在法律上作具體的描述，條文簡練概括，避免繁瑣。

但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不一樣，其屬于不厘清就極其容易發生歧義的罪名。實踐中存在行為犯、目的犯、實害犯等觀點，由此導致司法實踐難以統一，不同地區不同案件，甚至相同地區的不同案件都出現了入罪要件和標準不統一、罪責刑不一致等現象。

刑法采取簡單罪狀規定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已然不能解決當下問題，而且導致發生了司法適用亂象。為此，《司法解釋》應運而生，帶著使命而來。

《司法解釋》第十條通過例示方式規定了四種犯罪情形，同時為了避免掛一漏萬，又做了兜底規定。根據該規定，無論純虛開還是虛增開票數額，抑或是將不能抵扣業務包裝成能夠抵扣業務等情形都可以認定行為人具有騙稅的目的。如實講，依據常理理解的話，行為人虛開的目的可能真的就是為了多抵扣稅款，非常顯然。

但是，如果這種情況依然不能排除行為人為了虛增業績、融資、貸款等目的的虛開行為，為此第二款又作了特別規定。

或許你會說，刑法對此種情況依然沒有調整，而且《司法解釋》也沒有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實則不然。《司法解釋》第二款已經將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認定為具有目的性的實害犯。主觀上要求具有騙稅目的，客觀上要求因抵扣造成稅款損失。只有主客觀相一致才能構成本罪，這就是《司法解釋》給出的定論。

二、不能認定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情形

罪刑法定要求凡認定構成犯罪，必須符合刑法規定。刑法沒有規定的，不能歸罪。《司法解釋》已然規定了具體的犯罪情形，即沒有實際業務的暴力虛開、虛增稅額的虛開、虛構業務的虛開和篡改型虛開。除此之外，其他情形必須滿足與前述情形具有相當性，結合第二款的規定，必然需要主客觀相一致才能入罪。

騙稅目的隱藏于內心，不易被察覺和發現，但是客觀行為可以推定主觀意識。比如前文所述的張三讓王五給其開發票的行為，其目的就不是騙稅，而是在發生了真實交易后為了正常抵稅而不得時采取的行為。這種情況能夠認定張三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嗎？顯然不能。其雖然違反了稅法等行政類法律規定，但是有實際業務。只是因為客觀原因李四無法開具而由王五開具。

同樣，在農產品采購活動中，收購方自開自抵，因為客觀原因而無法與出售農產品的農民一一對應開具，卻實際發生了業務，只是將多人的發票合并為某一人或者某幾人的發票而已。這種情況就應當認定虛開用于抵扣稅款發票罪嗎？顯然也不能。

還有典型的就是掛靠類的情形也不能認定為虛開，最高院的復函對此作了規定。另外，還有其他不符合主客觀要件的情形都不應入罪，在個案中具體案件具體分析。

無罪的情形不能列盡，但正如上文所述，認定犯罪應當嚴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則，在本罪中應當堅持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即沒有騙稅目的，沒有造成稅款損失的，就不應當入罪。

目前，行政執法現狀也難以明狀，使被行政處罰人戰戰兢兢，不知所措。因為稅務稽查發現了違反稅法規定的行為，就要求補繳，不審查客觀原因。如果不補繳則毅然決然地移送經偵處理。而在刑事訴訟中，定罪率高且對于稅務稽查的決定又“言聽計從”，導致被行政處罰者無以自處。

《司法解釋》第十一條解決了部分后顧之憂，即補繳稅款、挽回稅收損失，有效合規整改的，從寬處罰。對于情節輕微的可以不起訴或者免于刑事處罰，以及情節顯著輕微，不以犯罪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