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張斌給央行布置了一個任務，把錢變“毛”。他說，央行需要讓消費者、投資者明白，“自己會不遺余力的讓你們的錢變毛，你花不花？你不想花也得花”，“要把你的錢變毛”。

為了避免斷章取義之嫌，把圖貼這兒：

看完張所長的講話，我默默地洗了洗眼睛。這套虎狼之詞，太“兇殘”了，比切三天洋蔥還辣眼睛。

大概是為了不讓張委員的形象變“毛”，一些正規報道把張委員的虎狼之詞大幅刪改了，成了“斷章取義”式的報道。還好互聯網是有記憶的，為我們、為后世保留了張所長的“經濟學理論”。

雖然一口一個“日本”、“克魯格曼”，很是謙虛，逼老百姓花錢的“把錢變毛論”卻是張所長的原創理論。克魯格曼可沒這么大膽子。

在經濟學界，保羅.克魯格曼的確是個另類。他才華橫溢、文筆犀利，被譽為凱恩斯之后文筆最好的經濟學家。克魯格曼也充分發揮自己的媒體天賦，活躍在各大媒體上。所以，克魯格曼最有影響力的不是經濟學著作，而是發表在媒體上的大量評論。

半個媒體評論人的角色，克魯格曼有很強的“問題意識”，而不像大多數同行那樣看重“理論體系”。比如，他以自由貿易的全球化理論獲得諾獎后不久，就發表評論說理解和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的貿易保護政策。很多同行一臉蒙圈，老克這是啥意思？才說拆除貿易壁壘促進全球化是最優解，怎么這么快就變臉了呢？克魯格曼完全不在乎。什么學派、理論體系完整性，他就沒當回事。

克魯格曼的“大嘴屬性”好不好、理論成就高不高，見仁見智，這里不多做評論。需要指出的是，克魯格曼很多觀點是針對具體事件，一些犀利的表達是有修辭屬性的。

比如，張斌說克魯格曼勸日本央行做一個“不負責任的央行”，其實是克魯格曼諷刺日本央行的銳評。因為，日本央行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負責任”實在太辣眼睛了。

日本央行的騷操作始于日元升值后超發貨幣，導致經濟過熱、資產泡沫堆積。問題浮出水面，日本央行慌不擇路連續暴力加息，導致股市、房地產市場全面崩盤。闖下驚天大禍后，應對遲緩，錯過了挽救的窗口。日本央行的業務不行，可是甩鍋厲害啊。左手甩鍋市場，右手甩鍋名義上的上級大藏省，自己擺出一副“我盡力了，我是負責任的”委屈姿態。

這時候日本輿論界還在為“遏制高房價”的夙愿得償開香檳，央行當家人三重野康被他們捧為“負責任”的昭和英雄。真崩潰了，事情鬧得不可收拾了，媒體不好意思自己打臉，只好配合央行甩鍋。

于是乎，經濟崩潰的始作俑者日本央行居然還體面了好幾年。可是，紙包不住火，克魯格曼是最早對日本央行禍亂經濟提出批評的經濟學家之一。

克魯格曼建議日本央行做一個“不負責任的央行”，充滿了反諷的意味——“負責任的央行”？你裝什么蒜啊，都照你這么“負責任”，經濟得完蛋，趁早“不負責任”吧。

克魯格曼給日本經濟開的藥方，可不是張斌的“把錢變毛”、讓老百姓“不花不行”。人家可沒那么大膽子。

克魯格曼確實主張央行和政府政策引導提高通脹率。安倍政府把年度通脹率目標定為2%時，克魯格曼說低了，怎么說也得到4%。通脹率多少合適，也就是對經濟有利、老百姓能承受“溫和通脹”上限在哪兒，經濟學家是有爭論的。膽子大的認為9%為上限，膽子小的認為是3%就差不多了。克魯格曼建議的4%，充其量是略膽大。4%的通脹率，也絕對到不了“把錢變毛”、“不想花也得花”的程度。

克魯格曼是犀利的，但不瘋不壞，沒有禍禍老百姓的勇氣。

話可以亂講，貨幣政策藥方不可以亂開。

貨幣政策保持溫和通脹，是經濟學界的主流觀點，也是各國央行的政策目標。“人造通脹”對不對、好不好，姑且不論。至少沒有哪家央行敢把貨幣放水放出“貨幣變毛”的惡性通脹。3%也好，9%也罷，基本的底線還是有的。

嗯，事無絕對，“把錢變毛”的奇葩央行也有。最近的例子是津巴布韋、委內瑞拉央行這對臥龍鳳雛。張斌“貨幣變毛論”的實際應用效果，可以參考這兩家。

而且，津巴布韋和委內瑞拉央行的貨幣放水渠道，也和張斌的建議一樣——印錢給政府花，印著印著貨幣就變毛了。

后果也的確如張斌所言，“政府多花錢，非政府部門收入就越多”。津巴布韋的“錢變毛”后，老百姓手頭的錢多得不得了，多到拿去糊墻了。多到委內瑞拉人嫌棄鈔票太硬，擦屁股不方便。

可是，“惡性循環局面”并沒有改變。錢都糊墻了，哪有啥循環？扔馬桶里的是循環了，在下水道里循環。

市場的堵點不除，實體經濟的循環不暢，大規模超發貨幣的下場就是變成沖進下水道的廢紙。這才是正經的經濟學常識。

沒有正常的市場環境，抑制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作用，央行印錢、財政花錢，造更多沒人要的房子，修更多沒車跑的高速、沒客流的高鐵，搞更離開財政補貼活不下去的產業，不只是錢變毛了，整個宏觀經濟都會變“毛”。

大規模資源錯配得不到糾正的情況下，讓央行把錢變毛，讓老百姓的錢“不得不花”，老百姓怎么辦？買條鐵路啃鐵軌，買十套八套低線房產放骨灰盒？

張斌以為，錢變毛了，老百姓的腦子也變毛了嗎？

的確，目前中國經濟循環存在“需求不足”的問題。但是，“需求不足”不可能靠印錢放水暴力拆解。

因為，“需求不足”不是經濟循環跑不動的“因”，而是經濟循環堵塞的“果”。錢在“財政-金融”體系里繞著地方債和地方債背后的不良資產空轉。越放水，債務包袱就越大，經濟循環越堵，根本留不到下游。老百姓的錢包沒有源頭活水，需求當然不足。

通下水道的都知道，下水道小堵，放點水一沖，能沖掉。可是，水泥堵得嚴嚴實實的，非要開閘放水，那是拆家。這么淺顯的道理，經濟學家竟然不懂？

因此，采取任何政策之前，先要正視一個問題：今天中國經濟循環體系，到底是大堵還是小堵？經濟學家開藥方、下猛藥之前，怎么能跳過診斷環節呢？

看到發高燒的，只會開生理鹽水，一瓶不夠就兩瓶，是最爛的庸醫。財政政策也好、貨幣政策也罷，都是引導，而不能逼迫。老百姓沒錢花、有錢不敢花，就不顧后果逼著老百姓花。這不是經濟學邏輯，而是強盜邏輯。

大放厥詞建議央行不負責任印鈔時，想起克魯格曼了，拿他的“金句”給自己的虎狼之詞鍍金。經濟學家們早干嘛去了？

多年前，克魯格曼批評亞洲經濟模式“過度依賴政府主導投資、過度依賴勞動力投入，而非勞動生產率提高”時，我們的經濟學家忙著謳歌“中國模式”。

2011年到2015年，克魯格曼反復提醒中國經濟要出問題時，我們的經濟學家們積極反駁他“唱衰中國經濟”又在想啥？

前兩年，克魯格曼發文建議中國“將更多收入轉移到家庭，從生產端轉移到消費端，增加居民收入從而增強消費需求”時，我們的經濟學家怎么沒想到“需求不足”？

克魯格曼對中國經濟的診斷、開的藥方未必都對，其中有洞見，也有隔岸觀火的想當然。他不是很懂中國，但是他也沒有向中國同行傳授罔顧民生、掠奪民財的強盜邏輯。

關胖再出發，敬請新老朋友們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