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胡志明去世后，越南勞動黨就不再設主席職務，因此，作為第一書記的黎筍自然而然成為了北越的最高領導人，他繼承胡志明主席的遺志，繼續領導越南人民堅持抗美斗爭。

1975年，越南抗美斗爭結束后，黎筍卻公然背離了胡志明主席的路線，逐漸走向“親蘇反華”的道路，并在蘇聯當局的慫恿和支持下，于1978年入侵柬埔寨。

對于黎筍集團倒行逆施的危險行為，以黃文歡為首的越南老一輩革命家與其進行了堅決的斗爭，結果被黎筍一伙視為“眼中釘，肉中刺”，不斷受到排擠和打擊。

1976年12月，越南共產黨在河內召開了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即“四大”）。在此期間，黎筍采取不正當手段使黃文歡落選，并將其被排擠出中央委員會，只保留了一個沒有任何實權的國會副主席的頭銜。

然而盡管如此，黎筍一伙依舊不肯善罷甘休，此后又相繼采取了許多卑劣的做法包圍和孤立黃文歡。

面對黎筍一伙的緊緊相逼，黃文歡深感自己若繼續待在國內的話不僅毫無作用，甚至連基本的生命安全可能都無法得到保障，于是他便萌生了來中國的念頭。

事實上，黃文歡對中國并不陌生。

早在1926年秋，時年21歲的黃文歡就來到了中國廣州，尋找救國的真理。可以說，黃文歡的革命生涯就是從中國的土地上開始的。

到了廣州后，黃文歡被安排進入胡志明舉辦的政治訓練班學習，并在這里度過了來華的第一個春節。春節結束后，黃文歡也從政治訓練班順利畢業了，而后加入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不久后返回國內，開始從事各種革命活動。

而此次來華，也給黃文歡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他也很想再回去看一看。但很快，這個機會就來了。

1935年后，由于革命需要，黃文歡再次來華，并先后在南京、廣州、長沙、昆明等地從事革命活動，在此期間，他結識了我黨的很多同志，并與他們成為了好朋友。

1950年1月18日，中越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國也是第一個同越南建交的國家，為此，越南還將1月8日作為其——“外交勝利日”。

兩國建交后，黃文歡成為了越南首任駐華大使和越南勞動黨中央派駐中國的代表，他在中國一呆就是八年。在此期間，他還被選為了越黨中央政治局委員。

在這8年里，黃文歡為中越友好做出了重要貢獻，而黃文歡也一直將中國視作他的第二故鄉。正如他晚年時所說：“在我的記憶里，永遠不會忘記的是越、中之間深厚的情誼。”

然而，隨著胡志明主席的逝世，黎筍集團的上臺，這一切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對于黎筍集團奉行的“親蘇反華”政策，黃文歡表現得極為憤慨，他曾多次提出反對意見，并全力促進和維護中越友好關系。

盡管黃文歡是越共元老，又是政治局委員、國會副主席，但也始終無能為力，不僅使自己處于孤立地位，甚至還有生命危險。

于是，在1979年7月，黃文歡便借前往東德治病之機，改道去了中國。

來到中國后，黃文歡受到了中國領導人的高規格禮遇，并將他安排住進了301醫院，讓最好的醫生、用最好的藥為他治病。最后，在醫護人員的精心護理下，黃文歡的病很快便痊愈了。

然而，當黃文歡改道來華的消息傳到黎筍耳朵里后，他大為震怒，當即便決定開除他的黨籍。次年6月，黃文歡以“叛國”罪被判處死刑。

不過，對于黎筍集團自導自演的這出好戲，黃文歡并不感冒，他來到北京后不久，就舉行了中外記者招待會，并發表了《致全國同胞書》，宣布：

中國是“曾經在抗法 、抗美救國斗爭中，和我國人民一起流血犧牲，并肩戰斗的鄰邦”；黎筍等人這是“顛倒黑白，認友為敵”……

在當時中越雙方關系緊張的情況下，黃文歡的正義發言，無疑在維護中越關系、以正天下視聽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上世紀80年代后期，隨著黎筍的離世，中越關系逐漸趨于緩和。盡管越南當局仍沒有撤銷對黃文歡的判決，但還是做了一些緩和之舉，比如允許他的兒子到北京探望他，允許他的夫人來華小住等。

1990年北京亞運會期間，越南原國防部長武元甲大將還作為特邀嘉賓，來華參加了亞運會開幕式，在此期間，武元甲還與黃文歡見了面。

事實上，從1986年阮文靈上臺后，就曾準備為黃文歡“平反”，但由于各種原因而未能付諸實踐。

1991年5月18日，黃文歡在北京病逝，享年86歲。25日，黃文歡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大禮堂舉行，后葬于八寶山。

斯人雖逝，但其為中越友誼所作出的貢獻，卻永遠留在了兩國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