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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代王朝中，相比于以開放包容著稱的漢唐時代，明朝總是被人冠以保守與封閉的印象，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看似保守的大明宮廷中，竟一直活躍著來自藩邦的特殊群體。他們的地位并不顯赫，以至于我們長期忽視了他們的存在。

來自高麗的美人

明王朝作為承繼元朝的華夏正統王朝，同樣也繼承了元代對于周邊附屬國的藩屬關系。

元朝時期，在蒙古鐵騎的進攻和威懾下，位于朝鮮半島的高麗王不得不臣服納貢，甚至一度成為元朝的征東行省。高麗國王兼任行省長官，以后的歷任高麗王世子在即位前幾乎都要在元大都長時間做人質。在長期使者來往與文化交往中，“高麗女”也登上元朝的政治舞臺。

首先，草原崛起的蒙古游牧民族習慣將女子作為部落集團的財產，來實現各部落聯盟的和平，將占有更多女性作為政治權力的標志。在這樣的社會文化體系中，是否向最高統治者貢納女子成為是否服從政治權威的衡量標準。而在中國古代文化中，“高麗女”是中國文人比較了解且十分欣賞的異族女子符號，金國出使高麗的翰林趙可曾作《望海潮·發高麗作》一文描寫高麗女子的美麗：

云垂馀發，霞拖廣袂，人間自有飛瓊。三館俊游，百銜高選，翩翩老阮才名。銀漢會雙星。尚相看脈脈，似隔盈盈。醉玉添春，夢云同夜惜卿卿。離觴草草同傾。

后來的金國宰相蔡松年同樣對高麗使館中的女子情有獨鐘，并寫下一首《石州慢·高麗使還日作》感慨高麗女子的美貌：

云海蓬萊，風霧鬢鬟，不假梳掠。仙衣卷盡云霓，方見宮腰纖弱。心期得處，世間言語非真，海犀一點通寥廓。無物比情濃，覓無情相博。

于是，基于蒙古人的政治傳統與社會審美現實，在元朝社會中后期甚至出現了蒙古貴族以高麗女子為妻妾的攀比風尚，形成了一股崇尚擁有高麗女子以抬高社會地位的奇特社會風潮。這些高麗貢女中最有名的莫過于元順帝的第三位正宮皇后奇皇后。她不僅為元順帝生下了太子愛猷識理答臘，更與兒子謀逼順帝禪位，最終引發元廷內戰，成為元朝后期高麗女子攪弄朝堂風云的典型代表。

明朝初年，元朝已然覆滅，高麗王朝也被朝鮮王朝所代替，但是朝鮮王朝依舊是明朝麾下忠心的藩屬國（甚至朝鮮之國號亦為朱元璋所定）。明朝皇室依舊保留著前朝的“獨特愛好”，自明太祖朱元璋開始，明成祖朱棣與明宣宗朱瞻基都曾經以種種方式“密令”向朝鮮索要貢女，有明一代朝鮮貢女7次，其中后宮16人，侍女48人，歌舞女與執饌女（做菜）50人，合計有上百人之多。

來自高麗（或朝鮮，李氏朝鮮于1392年取代高麗）的女子在明朝皇室之中的存在感極強。據記載，明太祖的兩任妃子（韓妃與碽氏）均來自高麗（碽氏存在爭議），其中韓妃生下了歷史上著名的含山公主，史載這位公主“以洪武十三年（1380）生，二十七年下降駙馬尹清，永樂間進長公主，洪熙初進大長公主，至天順六年（1462）方薨，年八十三。于太祖位下二十五子十六女中，最為壽考”。這位混血公主見證了明朝十六位皇帝中的八位，可謂明朝歷史的活化石。

明成祖時期，大概由于燕王封地與朝鮮毗鄰，明成祖對朝鮮貢女的寵幸也尤為明顯，如有權賢妃（永樂七年二月冊為賢妃）、韓麗妃（永樂十五年朝鮮貢女），崔惠妃（永樂七年二月命為美人）與任順妃都屬皇妃等級，李氏、呂氏和崔氏被封為昭儀、婕妤，余者朝鮮貢女鄭氏與黃氏也皆有品位。《太宗文皇帝實錄》在記載明成祖朱棣永樂七年（1409）所立七個后妃中，“除王氏蘇州人外，余皆朝鮮人”。可見當時明成祖后宮朝鮮貢女之盛。

而這竟在明永樂十二年（1414）造成了一場因為后宮爭寵而釀成的血案——“魚呂之亂”。

據《朝鮮王朝實錄》記載，徐皇后崩后，明成祖朱棣曾令權妃管六宮（朝鮮單方史料），這被同為朝鮮貢女的呂美人所妒。與此同時，當時的“賈人子呂氏”（一位姓呂的商人之女）也入皇帝宮中，欲以同姓結好朝鮮貢女呂氏，這位朝鮮呂氏不從，從而招致了商人女的忌憚。永樂八年（1410），明成祖出兵漠北，天生麗質且善吹玉簫的朝鮮權妃因獨得恩寵而隨行出征，不料在回師途中病逝于山東。

懷恨在心的商人呂氏借機誣陷朝鮮呂氏毒殺權妃，以至明成祖勃然大怒，下詔：

“呂氏不義， 與內史金得謀買砒礵， 和藥飲之， 再下麪茶， 以致死了。朕盡殺呂氏宮中之人。”

明成祖以此為由誅呂氏及同為朝鮮人的宮人宦官數百余人。隨后不久，明成祖又因為呂氏與魚姓兩妃子與太監私通一事拷打賈呂侍婢，侍婢皆誣服云：“欲行弒逆。”由此掀起了后宮瘋狂的大殺戮，“凡連坐者二千八百人， 皆親臨剮之”，朝鮮后宮女子也在此次大亂中被誅殺殆盡。

幸免于難的崔氏與韓氏兩位朝鮮貢女也在明成祖駕崩之后殉葬而死。自此之后，朝鮮貢女行為才稍稍減少，至明宣宗乃至景泰皇帝時期，朝鮮王朝的貢女依舊有進入明朝宮廷的記載。

安南火者

明太祖登基后，陸續與周邊國家建立起宗藩關系。安南（今越南）是最早表示歸附明朝的政權。安南、爪哇、真臘、琉球和朝鮮等國，都曾向明廷貢閹，其中安南和朝鮮進貢最為頻繁。據明太祖實錄記載，洪武十五年（1382）至洪武十九年（1386）間，安南使者總計上貢宦官89人。

永樂年間，明朝取得了征伐安南的巨大勝利，一度將安南變為“國之郡縣”，作為安南大捷的主將，征夷右副將軍張輔在永樂五年（1407）回朝時，將胡朝諸叛犯俘送至南京，包括胡季犛及其子漢蒼、澄等胡氏子孫，以及被閹割的三千幼童， 所謂“取安南火者三千”，火者便是被閹割的仆役。這次大規模的宦官輸入堪稱明朝歷史上外朝輸入人口之最，安南的史籍《大越史記全書》同樣有記載：

“明人入東都，擄掠女子玉帛，會計糧儲，分官辦事，招集流民，為久居計，多閹割童男，及收各處銅錢， 驛送金陵。”

這些安南太監在明朝內廷之中多有晉升，甚至有大量宦官成為可以設墓立碑的高階太監。

此外，明代文獻及北京廟碑中記載的大量阮姓宦官，同樣極有可能來自安南。

在明代，來自藩邦的宦官都有一項特殊的用途，就是作為大明的外交使者出使母國，這些人既有語言優勢，也了解該國國情，況且因為閹人的特殊身份而大概率不會對母國有過多的個人情結，這樣的使節無疑符合大明利益。永樂三年（1405），明成祖朱棣為了處理明朝、安南之間寧遠州歸屬的糾紛，曾派遣阮宗道回到安南出使調和。這些太監在出使期間甚至也兼有刺探情報的相關任務。

安南火者最為出彩的時刻在明宣宗朱瞻基時代：朱棣把相當一部分安南閹童賞賜給了太子朱高熾和太孫朱瞻基，《明史》記載：

“成祖愛之（安南火者），教令讀書，涉經史，善筆札，侍仁宗東宮。”

安南閹童從潛邸時就一直追隨仁宗、宣宗，其中最為出名的是王瑾，初名陳蕪。宣宗為皇太孫時，其朝夕給事。及即位，賜姓名（王瑾），并成為明宣宗朱瞻基的心腹。這位安南宦官也確實有卓越的軍政才能，不僅曾經參加宣宗平定朱高煦的戰爭，還參與到宣德時期的軍務處理。“從征漢王高煦還，參預四方兵事，賞賚累巨萬，數賜銀記”。明宣宗甚至為了他打破了宦官不可娶妻的禁忌，“賜以（王瑾）兩宮人，官其養子王椿”，可謂殊榮備至。

同樣受到寵信的還有安南宦官金英、范弘。宣德七年（1432），皇帝賜司禮監太監“（金）英及范弘免死詔， 辭極褒美”。這兩位安南宦官從小就受到系統的文化訓練，具備了處理政務的能力。以范弘為例：

“范弘者，交趾人，讀書有文章。正統中被蒙眷遇，凡經筵講義，若制誥之。令主修實錄及五倫書，皆以命弘。弘剛毅果敢，勇于為善，與土木難死焉。”

安南宦官不僅協助皇帝處理行政事務，甚至隨同英宗皇帝出征，在土木堡死于亂軍之中，誠然可謂忠義。

頗為驚艷的是，來自安南的宦官在指揮國家工程層面也有突出表現。正統五年（1440），明朝重修京城的城墻。工部侍郎蔡信認為“役大，非征十八萬民不可”，而后，皇帝命太監阮安董其役，其借取京師操練的兵卒萬余并不驚擾百姓，年中就完成了。楊士奇贊曰：

“（阮） 安之忠于奉公，勤于恤下，且善為畫也，謂事之成非由于人乎。”

除了行政軍務之外，來自安南的外臣同樣擅長發明火器。明朝平交阯之后，創設神機營，專掌“操演神銃、神炮諸火器”，神機營“分為五軍、中軍、坐營內臣一人，武臣一人，其下分為四司，各監槍內臣一人”。作為胡朝篡逆之子的黎澄（胡朝，越南古代朝代，建立者系胡季犛，本是越南陳朝末期的權臣，后改為黎姓）因擅長火器，得以被成祖寬宥，被授以在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的職務，專門負責制造火器，“授以官專督造兵仗局銳箭火藥”。宣德三年（1428）正月，被升為工部右侍郎。正統十年（1445），“六月甲寅，升工部左侍郎黎澄為本部尚書”，這位安南外臣竟最后以正二品安老余生，不可謂不令人驚嘆。

明宣宗年間之所以重用安南宦官，是因為這些人來自異域的“火者”身份注定其在朝中甚至中華境內基本孤立無援，只有盡心效忠一種選擇。他們既不容易擴張勢力，甚至也不會和文官集團產生沖突。這對于宣宗維持政局的平衡與穩定產生了奇特的政治效應。尤其是宣德年間，安南宦官與內閣中的楊士奇、楊榮相互裨益，形成了明朝歷史上少有的宦官與文臣共榮的局面。

來自高麗（朝鮮）與安南的貢女、宦官不僅相貌普類中華，且久習漢字書籍，與中原之人幾無區分，加之他們多無根基背景，因而能夠在明朝內廷中迅速崛起，受到明朝帝王寵愛和倚重，躋身上層政治圈層。

參考文獻：

1. 齊暢：《明朝安南宦官研究》，《中國史研究》2023年第2期。

2. 林常薰（韓國）：《明代貢女問題初探》，《河北學刊》2012年第3期。

3. 〔朝鮮〕鄭麟趾等著，孫曉主編：《高麗史》，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2014。

4. 〔越〕吳士連等著，陳荊和合校：《大越史記全書》本紀卷之九，漢蒼開大五年五月，上冊，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84。

作者 | 王凱迪

編輯 | 胡心雅

排版編輯 | 鄭美玲（實習）

校對 | 古月 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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