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陀

【導讀】上世紀，社會主義運動曾在全球范圍內產生深刻影響，有與資本主義分庭抗禮之勢。但隨著后來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遭遇各自的危機和挫折，人們一度對社會主義的前景喪失信心。80年代以來，中國在社會主義體制之下，歷經不斷的改革，發展為工業大國，并在全球資本主義危機持續深化的背景下，展現出別樣的生命力，為社會主義注入了新內容。而反觀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則面臨產業萎縮、技術創新力下降、社會撕裂、民主失靈等危機。在這一歷史語境下，社會主義再度在全球政治話語競爭中得到重視，成為人們應對危機的可能方向。

但是，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實現社會主義，各界又一直存在激烈爭論。為了回應這些問題，李陀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放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的視野下進行思考。文章從歷史上屢次受挫的社會主義實驗入手，闡明了社會主義的實現是一個充滿嘗試與迂回的漫長過程。而這其中，對于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能否實行多種所有制的并存，更是自1921年列寧提出新經濟政策以來就一直在進行探索和實驗。1949年3月，毛澤東也曾提出五種經濟成分并存的設想。這一設想的實踐經歷了一波三折的過程，直到80年代開啟改革后，才逐漸以制度形式確立下來。

對于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來說，鼓勵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并行，并非對原則的拋棄，而是在一個建設的具體階段中，實驗著把多種經濟融入社會主義經濟，再把它們整合為一個新的經濟體系的艱苦努力。列寧在百年前就曾指出，不要“期待歷史會順利、平靜、輕易、簡單地產生出‘完整的’社會主義來”，“它只有經過一系列建立這個或那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各種各樣的、不盡完善的具體嘗試才會成為現實”。

今天中國的改革，依然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的一個大實驗。中國的高鐵網絡、“西電東送”和綜合經濟區等方面的建設，都為在更大規模的空間里，依照社會主義的理想實現經濟的再結構化和再組織化，提供了宏偉的前景，而在純粹的資本主義體系下，這些偉大創舉都是不可能發生的。在社會主義體制下并存并行的不同經濟形態，既為經濟社會帶來了活力，也讓意識形態領域充滿矛盾沖突。因此，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一定會存在復雜激烈的思想斗爭。也因此，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社會主義的復雜性、實驗性與風險性。

本文是作者根據在《文化縱橫》雜志社舉辦的“八十年代的‘兩個運動’與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問題”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而成，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第3期，原題為《對社會主義和改革復雜性的一些思考》，時值中國共產黨成立103周年，特刊發此文，以為紀念。

對社會主義和改革復雜性的一些思考

李零建議我在這次討論里，可以就知識分子的問題說上幾句，老實說，這題目太大，我講不了。不過，在“兩個運動”那篇訪談里確實有不少和知識分子相關的內容，那就接著訪談里所涉及的一些方面說幾句。我是做文學批評的，比較注意實際，所以今天想說的也是個比較實際的問題：當下知識分子該怎么看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應該取一個什么樣的態度。

但是這次繞個遠，從歷史說起，從列寧說起。

▍一

在“兩個運動”那篇訪談里，我有一個看法：認識社會主義的復雜性，最好能夠宏觀一些，注意研究社會主義運動史的實際發展，特別是要研究這個實際發展中一個往往被忽略的方面——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始終伴隨著持續不斷的社會實驗，它們有的成功了，有的失敗了。然而，今天回顧起來，可以清楚地看到，不間斷的社會實驗其實是社會主義實踐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但是在“兩個運動”那篇訪談里，這個想法沒有展開，現在借這個討論會的機會，把這個想法展開，多說幾句。

這不能不涉及歷史，尤其是社會主義的實踐史。

回顧一下，這種社會“實驗”早在社會主義運動的最初期，在空想社會主義階段就已經有了。其中，歐文于1824年到美國去，在印第安納州南部沃巴什河岸邊買下1214公頃土地，進行的“新和諧公社”社會實驗曾經轟動世界。雖然這個夢想的世外桃源，只堅持了四年就失敗了，但是，它畢竟是在資本主義世界建設理想社會的第一次嘗試，所以我們還是應該把它看作一個了不起的新歷史的開端。

半個世紀之后，巴黎公社進行了一次更偉大的實驗。

巴黎公社的勝利僅僅維持了72天。在這短短的72天里，巴黎無產階級不僅建立了第一個工人階級政府，而且他們推出的一系列政治經濟和文化舉措，比如廢除常備軍和國家官吏，廢除官員的高薪制，取消議會制，各級公務員實行民主普選，不僅在建立于私有制基礎上的歷史發展里，是前所未有的，并且從人類社會實踐史的層面來看，公社的所有革命舉措都是第一次，為此它們自然都具有實驗的性質——革命實驗。

雖然這實驗只堅持了短短72天，就由于血腥的鎮壓而淹沒在血泊中，但馬克思在《巴黎公社一周年紀念大會決議》中指出：“英勇的三月十八日運動是把人類從階級社會中永遠解放出來的偉大的社會革命的曙光。”在這曙光的照耀下，后來以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為革命目標的社會主義運動雖然發展曲折，但是各種革命實驗此起彼伏，從未停止——這是巴黎公社為社會主義革命遺留下來的一個最寶貴的遺產。

▍二

著名的“紅色維也納”在城市建設上所做的改革實驗，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1918年至1934年間，奧地利社會民主黨曾經在維也納有過一段執政經歷，被稱為“紅色維也納”。利用這個機會，社民黨在維也納市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也可以說是一次民主社會主義的實驗。這個實驗中最突出的，是針對維也納工人階級的生活環境惡劣的狀況，實行的興建公共住宅工程：截至1934年，維也納建成近65000座公共住宅，構成了有很強的社會主義色彩的348個新居住區；其中，很有名的一座大型建筑，是1924年建成的卡爾·馬克思大院。“大院”是一座龐大的公共住房單元，不僅包括可以為5000人提供居所的1400套公寓住房，還包括大型洗衣房、公共浴室、牙醫診所、婦產科醫院、公共圖書館、藥房等多個大小公共設施建筑。由于設計上充分考慮了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合理調節，住在這公寓里的工人，都享有良好的居住條件和公共服務。

一切事情都有結局：由于奧地利社會民主黨是一個走議會道路的堅持改良主義路線的政黨，所以在1934年納粹上臺后，這個主要限于城市建設的社會主義實驗也就戛然而止了。

▍三

不過，今天回顧“紅色維也納”這個改良主義的社會實驗，有另一種作用——拿它做參照系，我們可以從“實驗”的角度重新思考列寧于1921年春宣布要進行“戰略退卻”，放棄戰時共產主義、改行新經濟政策這一段歷史實踐的重大意義——它不僅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的認識，而且為社會主義運動提供了一個新的方向。

對于列寧在其生命晚期完成的如此重大的轉變，以往的研究已經形成了專門的領域，論說著述很多。為此，關于列寧為什么宣布“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并且放棄對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代之以實行一次迂回，“退到國家資本主義的陣地上去，從‘強攻’轉為‘圍攻’”，這里就不再做重述式的回顧、分析和討論。

不過，今天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梳理、探究和著述，雖然意義繁多且歧義叢生，但是都忽略了一個問題：對于剛剛誕生不過三年，可以說腳跟還沒有站穩的蘇維埃政權，實行這樣驚人的革命策略的轉換，其實在實踐上有很大的實驗性——列寧為“迂回地”實現社會主義的過渡所進行的“一連串的退卻”，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一連串的“實驗”。

如果更宏觀地看，1917年的十月革命自身就是一次革命實驗：在一個談不上實現了工業化，并且是以農奴制為基礎的落后的農業大國實行無產階級革命，這從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看來，是不可能的，也是完全背離19世紀以來歐洲無產階級革命實踐經驗的。為此，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們，對于列寧認為要從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里最薄弱的環節入手進行革命的理論，完全不買賬，不認同。也為此，不用說第二國際那些正統理論家從來就對布爾什維克和列寧領導的革命抱否定的態度，即使在基本贊成列寧路線，卻對列寧的具體實踐有懷疑的馬克思主義者中間，由于困惑而取批評立場的人也不在少數。而且，由此發生的思想和理論爭論，一百多年來從來沒有停止過。在中國的理論界和知識界，情況也差不多，特別是進入后“文革”和改革開放時期，圍繞十月革命歷史的思考和爭論，一直是一個很熱的研究領域，但是同樣，對內在于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的實驗性，都討論不多。這種情況也影響了我們對列寧于1921年開始進行的重大戰略轉折（放棄“正面攻擊”和“直接過渡”，而代以“迂回的辦法”，繞個彎子來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認識和理解，以至于往往會忽略這個“迂回的辦法”中的艱險和困難，忽略它無論在理論還是在實踐上都提出了多么嚴重的挑戰。

▍四

關于這些挑戰，列寧都有明確的論述，特別是在《論糧食稅》《在莫斯科省第七次黨代表會議上關于新經濟政策的報告》《十月革命四周年》《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員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論合作社》這些寫作于晚年的重要文獻里，列寧不但一面不斷回溯新經濟政策實施前后的歷史，做了嚴肅的檢討和自我批評，吸取其中種種失敗的經驗教訓，并且再三指出蘇維埃新政權在以后的社會主義建設中還將會遇到更多的困難，更多的挑戰。例如在《論糧食稅》這一對新經濟政策具有特別關鍵作用的文獻里，列寧就明確提出不要“期待歷史會順利、平靜、輕易、簡單地產生出‘完整的’社會主義來”，“它只有經過一系列建立這個或那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各種各樣的、不盡完善的具體嘗試才會成為現實”。不僅如此，針對那種認為俄國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不相稱，根本不具備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條件，因而布爾什維克就不應該奪取政權，十月革命是犯了不可救藥的錯誤的荒謬輿論，列寧給予了尖銳的抨擊：“他們忘記了，‘相稱’是永遠不會有的，在自然界的發展中，也和在社會的發展中一樣，這樣的相稱都是不可能有的，只有經過多次的嘗試——其中每次單獨的嘗試都會是片面的，都會有某種不相稱的毛病——才能從一切國家無產者的革命合作中建立起勝利的社會主義。”

列寧這些觀點，與有關“迂回地”實現社會主義過渡這一總主題的其他著述綜合起來，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思想脈絡，內容非常豐富，也非常復雜。但就實踐層面而言，其中的關鍵可以集中到一點：社會主義建設不要夢想一個“完整的”社會主義能夠在某一時刻馬上得到實現。

不能追求直接實現一個“完整的”社會主義，這是列寧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提出的一個新的戰略思想，意義重大。

如果我們系統地回望一下列寧于1921年前后所實行的“一連串的退卻”，雖然戰術上變化多端，每一次“退卻”都有特定的政策舉措，如實行糧食稅，恢復小工業和小農經濟，恢復商品交換和貨幣流通，鼓勵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等——這每一個“退卻”，可以說都是對小農經濟的自發勢力和商業資本主義因素（私人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實行的某種妥協，但總起來，它們都是不再要求直接地實現一個“完整的”社會主義這個總戰略思想的具體實踐，都是實施這個總戰略的一個個具體步驟。

這些“退卻”帶來了嚴重的政治后果。

批評和否定的聲音來自四面八方。

首先是來自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領導人、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的嘲笑和攻擊。例如，奧地利社會民主黨領導人鮑威爾就直接批評說：“他們在退向資本主義；我們一直說，他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路標轉換》雜志則攻擊說：“你們正在滾進通常的資產階級泥潭”，而在布爾什維克黨內，思想也很不統一，不少人對于“退卻”有抵制，有的老黨員直接向列寧抗議：“您講國營商業干什么呢？在監獄里又沒有人教過我們做生意！”即使在黨的中央委員會里思想也不統一，列寧和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之間，在理論和策略各個層面都有過激烈的爭論。這給列寧實行新經濟政策帶來了非常大的困難。

何況，1921年前后，一方面，剛結束內戰的“俄國就像是一個被打得半死的人”，另一方面，列寧和很多馬克思主義者寄予希望的歐洲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浪潮相繼失敗，使俄國革命完全處于孤立無援的處境。更嚴重的是，國內各種險情一時并舉：工業發展停滯，農業減產，出現嚴重饑荒，農民由反對余糧收集制引發的不滿愈演愈烈，有的地區甚至發生了暴亂。蘇維埃政權可以說處在重重危機之中。然而，正是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最終決定在經濟領域實行大改革，實施一系列傳統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從未有過的革命行動，這不僅在理論上是個重大的挑戰，在實踐上更面臨極大的風險。

關于列寧當年如何團結全黨應對這樣的挑戰，克服具體實踐中的一個個危機，世界和國內理論界都已經有了大量研究，我在這里就不重復了。但是，在用“迂回的辦法”來開辟一條實現社會主義的新道路的實踐里充滿了實驗性，因而格外崎嶇坎坷，我覺得不應該被忽略——列寧并不是沒有預料到探索這條新路有很大的風險，甚至可能會失敗。

▍五?

對這失敗的風險，列寧是不是有充分的估計呢？

還是看看列寧的想法。

1921年4月21日，列寧在《論糧食稅》中說：“社會主義的導師們之所以說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要有一整個過渡時期并不是沒有原因的，他們強調新社會誕生時的那種‘長久的陣痛’也不是沒有緣故的，并且這新社會還是一種抽象的東西，它只有經過一系列建立這個或那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各種各樣的、不盡完善的具體嘗試才會成為現實。”

1921年10月14日，在《十月革命四周年》的演說里，列寧又說：“前一革命可以轉變為后一革命。后一革命可以順便解決前一革命的問題。后一革命可以鞏固前一革命的事業。斗爭，只有斗爭，才能決定后一革命能比前一革命超出多遠”。

過了半個月，11月3日和4日，列寧《在莫斯科省第七次黨代表會議上關于新經濟政策的報告》中更進一步強調：“在決定整個階級的命運、決定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這個問題的戰爭中，是否有合理的根據設想第一次解決這個課題的人民一下子就能找到唯一正確無誤的方法呢？有什么根據作這樣的設想呢？毫無根據！經驗證明恰恰相反。在我們所完成的任務中，沒有一項是不經過反復而一次完成的。失敗了再來，一切重新做過”。

隔了一年，1922年3月27日，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中，列寧再次重申：“在國家資本主義問題上，我們的報刊和我們的黨都犯了一個錯誤，就是染上了知識分子習氣，墮入了自由主義，自作聰明地來理解國家資本主義，并且去翻看舊本本。可是那些書里寫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寫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國家資本主義，而沒有一本書寫到過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國家資本主義。連馬克思也沒有想到要就這個問題寫下片言只語，他沒有留下任何明確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無可反駁的指示就去世了。因此現在我們必須自己來找出路。”

1923年1月，列寧在病體惡化的情況下，口授了《論合作社》這篇論及國家制度創新的重要文章，文中又一次強調：“我們的敵人曾不止一次地對我們說，我們在一個文化不夠發達的國家里推行社會主義是冒失行為。但是他們錯了，我們沒有從理論（一切書呆子的理論）所規定的那一端開始，我們的政治和社會變革成了我們目前正面臨的文化變革、文化革命的先導。”

我們今天再重溫列寧的這些論說，不能不把它們和列寧去世之后的社會主義運動史聯系起來，不能不重新檢閱這段歷史中的具體實踐，不能不注意這段歷史中的很多曲折和失敗，都和列寧一再指出的不能進行直接過渡以求實現“完整的”的社會主義這一思想有關——建設社會主義如果不怕迂回和退卻，不追求“唯一正確無誤的方法”，不“去翻看舊本本”以確定道路和方向，而是履行“各種各樣的、不盡完善的具體嘗試”，那么，落到實踐里，很多“具體嘗試”不可避免地具有實驗性質。

這也就是說，不間斷的社會實驗是社會主義實踐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也是內在于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內容。

▍六

在1949年后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歷史中，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與列寧新經濟政策中的理論和實踐之間，有著什么樣的連接和發展關系，是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重要課題，討論和著述已經不少。可是，我覺得在有一些方面，如在社會主義的“過渡”這個問題上，列寧關于不能簡單地直接實現“‘完整的’社會主義”的思想，及其實踐中具體政策的實施，在中國的革命實踐里如何被繼承，又如何被毛澤東做了創造性的發揮和發展，以及其中的成敗得失，還可以做更細致的探究。

例如，若不直接實現“‘完整的’社會主義”，就必然會面臨社會主義所有制的一個核心問題——列寧所說的“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國家資本主義”，應該如何理解？在具體實踐中應該如何實現？其制度形態可能或應該是什么樣子？這些問題在《論糧食稅》等著述中雖然有所闡發，可是沒有來得及在實踐中實施、檢驗和解決，列寧就于1924年去世了。而后繼的斯大林主義，完全離開了列寧的思想和路線，不但自己編制了另外一個劇本，以至最后導演了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徹底失敗的悲劇，同時還給社會主義運動留下巨大的難題。

那么，作為列寧最堅定的繼承者的毛澤東，是如何處理和解決這個難題的？

今天要理解中國革命，特別是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進入并且思考這個問題對于我們至關重要。

中國革命與俄國革命都是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可是閱讀毛澤東的有關著作，特別是《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以及《毛澤東文集》中的相關著述，還有在他主持下寫作的《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以及薄一波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等歷史文獻，我們就不能忽視，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與列寧新經濟政策中的理論和實踐之間雖然有著明顯的繼承關系，但是兩個革命有著巨大差異。比較之下，1949年后新中國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所面對的困難和問題更為廣泛，其實踐活動也更為復雜，成功經驗最多，失敗經驗也最多，不但是社會主義運動史上更富于創造性的革命，更強調“運動”的生動性和靈活性的革命，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也是為社會主義的未來留存了更多可能性的革命。

這是我們審視兩個革命的繼承關系時絕不能忽視的。

也為此，如何解決列寧留下的難題，自然是我們認識中國革命和中國改革時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

▍七

1949年3月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五種經濟成分（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結構（經濟制度）設想，并認為：“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加上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加上個體經濟，加上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是人民共和國的幾種主要的經濟成分，這些就構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全面提出社會主義體制中多種所有制可以并存并行的思想（這個思想在近年改革開放的環境里，常常被經濟學界概括為“所有制的多元化”或“混合所有制”，這在理論上是不夠嚴謹的，還是取列寧的說法更準確）。在新中國即將成立之際，如此明確地提出人民共和國的社會所有制將以五種經濟在結構上并存，是一件大事；即使放在整個社會主義運動史來看，也是一件意義深遠的大事。不過這個想法，并非憑空而來，其中很多萌芽式的思考和實驗性的實踐，可以追溯到中華蘇維埃時期和解放區根據地的一些經濟政策和活動。其中一個特別要重視的來源，是張聞天多年來對這個問題的研究。

還是1922年，在美國勤工儉學的張聞天注意到一份英文刊物上刊載了一篇《蘇維埃俄羅斯政策之發展》的材料，這是一篇經列寧親自審定過的文字，對實行新經濟政策的背景和理論做了仔細的說明。敏銳的張聞天立刻意識到其重要性，立刻把這篇文字譯成中文，并且寄回國內，在上海的《民國日報》上刊載。這應該是最早在中國介紹列寧新經濟政策的言論，其時，這個大轉折其實不過剛剛開始。后來，無論在漫長的土地革命時期，還是在解放戰爭時期，即使離開了總書記的中央領導崗位，張聞天依然保持著對列寧新經濟政策的研究，并且做了很多調查研究，不但寫出《發展新式資本主義》等論文，還幾次向黨中央提出，在革命政權下可以大力發展農村資本主義的設想。在薄一波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中的《七屆二中全會繪制的新中國建設藍圖》一節里，就特別指出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東北局常委的張聞天，在全會即將召開之際，向中央提交了《關于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這個文件經劉少奇修改后，毛澤東又做了修改并明確提出：就“整個經濟政策來說，是限制私人資本的”，但也要“引導私人資本納入‘國計民生’的軌道之上”。

在1956年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做了《論十大關系》的重要報告之后，陳云在中共八大上做了《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高潮以后的新問題》的報告，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著名觀點，認為在堅持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的基礎上，可以允許個體經濟、自由市場的發展，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進行補充。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確定后，周恩來也提出要在國家統一領導下，在一些地區有計劃地建立自由市場。由此可見，社會主義體制中多種所有制可以并存并行的思想，在中國共產黨內是有過長時間的醞釀、思考和討論的。這個想法早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被凝固和肯定，后來又在八大會議期間被重提和討論，這都絕不是偶然的。

不過，這個思想在具體實踐里的實現，卻是一波三折。

今天回頭看，50年代初的農業合作化，在“三反”“五反”中注意團結民族資產階級，1956年前后以“公私合營”方式實行工商業的和平改造，以及相繼進行的全國手工業的改造，這些具體政策的制定和實行，應該說基本上都是多種所有制可以并存并行的思路，而且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在回首這些成功的時候，很多人會忽略，它們解決的都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大難題——對比一下蘇聯，這些難題在蘇共的社會主義實踐里都沒有獲得妥善的解決，后來之所以產生蘇聯解體的悲劇，其實是那時候種下的禍根。不過，進入50年代后半期，中國社會主義遭遇了嚴重的挫折：1958年黨的八屆二次會議制定和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之后，全國掀起“快字當頭”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以及從屬于這一運動的其他群眾運動，它們轟轟烈烈的發展，讓全黨全國人民一時都相信，共產主義已經不遠，就在明天。然而，不過一年多的時間，這些運動前后都相繼失敗了。特別是“文革”時期，毛澤東借在全國建立“臨時革命機構”的機會，又做了一次努力，再次實驗建立以巴黎公社為樣板的革命公社（上海公社、北京公社），但是這最后的努力也失敗了。

▍八

今天，如何認識交織在這個歷史階段的成功和失敗，探討其中的原因，以及它們對社會主義運動長遠的影響，已經是中國革命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中的大課題。圍繞這個課題展開的研究，已經遍及左翼和右翼的很多理論和學術領域。其中，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失敗，討論最多，批評也最為尖銳，但普遍存在一種忽略：最早對這個失敗的批評和檢討，其實來自共產黨內部。就在1959年，“大躍進”不過進行了一年左右，在著名的1959年2月27日召開的鄭州會議上，毛澤東就指出并批評“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陣‘共產風’”。此后，從1959年初到1962年初的三年時間，毛澤東先后在黨內不同層次、不同范圍內作了十次左右的自我檢討和自我批評。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這一段時間里，毛澤東不但仔細閱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借此檢討以往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并且還從理論上提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這已經不單是對“大躍進”運動的反思了。

與1921年戰時共產主義受挫之后，列寧立刻決定戰略“退卻”，并立即開始實施“新經濟政策”相似，“大躍進”失敗之后的“退卻”，于1960年就開始了。而且，在1962年制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中，明確規定了“生產隊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單位”，“這種制度定下來以后，至少三十年不變”——這“退卻”速度之快，也讓人想起列寧。

不過，今天再思考和檢討毛澤東于50年代中期的一些思想和實踐，例如其中受到最多批評的“左傾”錯誤，由于時過境遷，今非昔比，我們是不是應該采取更歷史化的態度？在50年代中期那一階段，毛澤東沒有堅持七屆二中全會提出的五種經濟成分（所有制）并存以發展經濟的途徑，而是想通過“人民公社”的實驗，越過“迂回”，尋找另一條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這能不能用“左傾”錯誤就可以解釋清楚？是不是沒有把它和中國革命史上其他一些“左傾”錯誤區別開來？是不是缺少了必要的歷史分析？從1924年于廣州辦農民運動講習所那個時代開始，毛澤東就開始了對中國革命的特殊性的不斷探索——這些漫長的思考和探索，不可能不延續到新中國成立之后，并且影響他對社會主義的理解，特別是對中國社會主義走什么道路的理解。如果仔細研究“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冒進，及其實踐中所表達的理論思考和種種復雜思慮，我們就不能不聯系他從60年代開始，總是更多強調意識形態領域中的階級斗爭，一再思考如何才能避免資本主義從內部瓦解和顛覆社會主義的可能性——這些是不是和毛澤東總是強調中國革命發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有關？和強調“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有關？還有，和50年代開始的中蘇兩黨在意識形態上出現分歧，并在60年代開始進行中蘇之間的公開論戰有關？當然有關。正是這一切歷史和現實的因素匯合在一起，形成“三面紅旗”“大躍進”出現的歷史環境。

如果這樣把歷史和現實聯系起來，我們就不能只研究“左傾”問題的具體錯誤，還要思考它們與毛澤東獨特的社會主義思想和理論的內在關系，以及進一步把它們放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史的大背景里，研究它們與不斷發展中的社會主義思想和理論的內在關系。例如，今天看人民公社的實踐，與列寧關于“只有經過一系列建立這個或那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各種各樣的、不盡完善的具體嘗試才會成為現實”這個思想顯然有一定的關系，那么，它可不可以看作一個“不盡完善的具體嘗試”？或者，人民公社運動，其實是一種試圖不迂回，不繞彎子，直接過渡實現“‘完整的’社會主義”的實驗？或者，人民公社的失敗，是不是反過來又證明了直接過渡實現“‘完整的’社會主義”的不可行？

這都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不只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的成功需要我們珍惜，其中的失敗，作為未來實踐中的寶貴經驗和路標，如果能夠有足夠的檢討和反省，其實對我們同樣有重要意義，同樣彌足珍貴。

▍九

對于關切1958年“三面紅旗”興衰的反思和檢討的人來說，以上言及的很多材料并不陌生。這里之所以再次重復，不過是想強調，我們能不能換一種眼光來重新看待它們——不把它們局限于中國這個特定的具體歷史時空當中，不把它們看作犯錯誤和糾正錯誤的具體的歷史，而是從社會主義運動的大歷史的角度審視它們，把其中所有的成功、失敗、前進、退卻、轉折、反復，都和內在于社會主義運動的某些必然性聯系起來，和內在于社會主義運動的實驗性聯系起來。當年列寧以斬釘截鐵的口氣說：“沒有一本書寫到過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國家資本主義。連馬克思也沒有想到要就這個問題寫下片言只語，他沒有留下任何明確的可供引用的文字和無可反駁的指示。”這不僅是在說，社會主義沒有事先設計的藍圖，其實也在告誡十月革命的后來者：社會主義者都只能白手起家，從頭做起。既然實踐證明，無論俄國還是中國，在一個工業化落后的環境里不可能通過直接過渡實現“‘完整的’社會主義”，而必須迂回，必須繞彎子，必須實行“一系列建立這個或那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各種各樣的、不盡完善的具體嘗試”，去探索一條通向社會主義的路，那么一路上這樣那樣的實驗就是不可避免的。

社會主義運動是一個充滿實驗性的運動。

這種實驗性在80年代的改革時期得到了充分的表現。

▍十

在1985年，鄧小平對來訪的阿爾及利亞和日本代表團都強調過，我們的整個開放政策是一個試驗，從世界的角度來講，也是一個大試驗，都是書本上沒有的，路子走得是否對，要看一看。???

基辛格曾對鄧小平說：“像中國這樣大規模的改革是任何人都沒有嘗試過的，世界上還沒有別的國家嘗試過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如果你們成功了，就將從哲學上同時向計劃經濟國家和市場經濟國家提出問題。”???

如果當年還說要“看一看”，今天已經很清楚：80年代開始的中國改革——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的實驗——不是中國人智慧的一次突然爆發，更不簡單是為擺脫危機而被迫尋找出路，它是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合理的發展。這特別表現于：中國的改革經過一系列探索和實驗，建立起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并且，它在以后長達幾十年的經濟奇跡中不斷得到證明——實驗是成功的。

這開啟了社會主義運動史的一個新階段。

20世紀很多社會主義國家都進行過改革，自50年代中期開始，波蘭、匈牙利、民主德國、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匈牙利、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前后都實行過內容不一、方法不一的改革。雖然直接目標大多都是破除“蘇聯模式”的束縛，以進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早已經進入的工業化歷史進程，而客觀上，它們都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體制及經濟所有制這些核心問題上進行某種改革實驗——正是在這些核心問題上，這些改革前后都失敗了。而且，這些失敗最后導致這些國家紛紛紅旗落地——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自此走入空前的低潮。

回顧這樣的歷史，我們不能不反復思考，為什么只有中國的改革獲得了成功？為什么只有中國完成了所有制的改革？不僅如此，為什么中國在經濟上于90年代之后進入了全球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卻并沒有根本改變其意識形態體系的主要特征，也沒有在根本上改變其政治和經濟體制，不僅仍然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歷史的一種新形態的繼續，而且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所形成的大分裂、大動蕩、大改組的新歷史環境里，在實驗一種社會主義運動史上從未有過的新的社會主義實踐？

▍十一

關于自80年代開始的改革，中國思想界和理論界幾十年中不斷有跟蹤式的研究和總結，有了很多文章和著述。但是，如果更多地聯系社會主義運動的曲折發展，把它放在種種成功和失敗的歷史中，放在這個歷史中常常被人忽略的社會主義實驗性中，是不是我們就可以以更細致、更具體、更復雜的眼光來評價和審視它們？

即以80年代啟動的改革和列寧當年的新經濟政策的關系而論，中國明顯是列寧思想的繼承者；但是仔細比較，中國的改革和當年列寧的做法有很大區別，以至在具體實踐中，如何實行“退卻”，如何進行“迂回”，以及如何針對過去的錯誤或不當做法進行改革和試驗，也自然形成種種區別。追究起來，這些區別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比較一下列寧和毛澤東，他們的革命在道路、方針、方法、策略上明顯有很多不同，正是這些不同，歷史地形成了中國革命復雜性的有機成分，同時也是當代中國改革復雜性的有機成分。因此，認識這種復雜性，就不能不與毛澤東的思想和理論的歷史發展聯系起來，既要具體地研究他和列寧在社會主義過渡問題上的思想和策略的一些差異，還要具體研究他們各自把馬克思主義和本國革命結合，又各自有自己的創造方面的差異。例如，研究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的著述不少，但是這個文獻中所表達的毛澤東的很多創造性思想，就很少被放在十月革命道路和從井岡山時期逐漸發展起來的革命道路之間的差異來分析——差異早在井岡山和早期蘇維埃紅色政權時代就萌芽了——這個差異絕不僅僅是革命策略和方法的差異，其中其實已經隱含著對社會主義理解的差異。如果再追究一下，今天的改革其實又和《論十大關系》有著或隱秘或直接的聯系。如果說在80年代改革初期，這一點還不明顯，那么到了改革發展越來越深入的今天，它們之間的聯系就相當清晰了。不過，那清晰并不是簡單的繼承關系，而是既有接受，也有不接受，其間肯定否定的辯證相當復雜。

總之，中國革命是復雜的，中國的改革也是復雜的，這種復雜性是歷史地形成的，和漫長而又曲折的社會主義實踐的歷史有著難以分割的緊密關系。今天我們要認識中國的社會主義，就不能不注意這種復雜性。

忽略這種復雜性，我們有可能在認識上犯大錯誤。

▍十二

但是我們今天看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往往會忽略這復雜性，特別是知識分子，就更容易忽略。

正面或全面思考和研究這種復雜性，是一個大工程，不是我的能力所及。不過面對中國當下的現實，特別是面對當下改革（包括其中的種種實驗）并沒有停止、還在不斷有新發展的現實，一些最容易出錯，或者最容易產生片面認識的問題，覺得還是可以說一說。

其中之一，是很多人對中國改革的一個先決因素——這是從列寧的改革中承接過來的——即不追求通過直接過渡來實現“‘完整的’社會主義”這一思想，總是認識不夠，或者完全忽視。不僅如此，由于多年形成的成見，他們心中的那張社會主義藍圖，其實是一個“‘完整的’社會主義”，一個只要進行改革，就可以實現在各個方面都能“達標”的理想的社會主義。因此，他們所理解的改革，像是在修剪一棵生長得不夠規矩、不合標準的大樹，雖然修剪不易，但只要方法正確，社會主義這棵大樹就會一舉恢復精神，生氣勃勃。也因此，雖然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明確提出了“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加上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加上個體經濟，加上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是人民共和國的幾種主要的經濟成分，這些就構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這樣的多種所有制可以并存并行的思想。但是很多人并沒有把這些思想和現實的改革聯系起來，沒有想到今日的改革，就是回過頭來重新實行五種經濟在社會主義體制內并存發展；更沒有認識到，這其實就是不通過直接過渡來實現“‘完整的’社會主義”，就是實行“迂回”，繞彎子，而且很可能要繞一個很大的彎子（這繞彎子的過程不可避免地需要做很多實驗）來探索一條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的新道路——可以說，很多人對這樣的改革之路，基本上沒有思想準備，或者完全沒有思想準備。

因此，面對目前社會中普遍存在的不符合社會主義精神和原則的種種問題，諸如階級固化的傾向日益嚴重、貧富差距日益拉大（中國的基尼系數曾一度超過了美國）、機會和資源的不均衡分配、社會嚴重“內卷”化、私人大企業壟斷性發展以及普遍的腐敗對權力的嚴重腐蝕等現象，始終相信并一直期待實現“‘完整的’社會主義”的人，就會生出種種疑惑，以致懷疑改革是否方向對頭，甚至懷疑中國目前還是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不過，對這些懷疑，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它們歸結為認識上的錯誤。因為在“五種經濟”中，合作社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以及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四種經濟，在實際的改革中更容易和市場經濟融合，而且，通過這種融合釋放出很大的能量，甚至創造出種種奇跡——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里說“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就是在肯定這種能量。因此，當那些心里還在追求立即實現“‘完整的’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們，眼見了這種能量的釋放，卻又眼見它們和社會主義的理想、價值以及公平訴求有著嚴重的矛盾，從而對它們采取否定態度的時候，簡單地把這種態度看作一種錯誤并不合適，因為人家看到的是客觀事實，是今天中國社會所發生的實際變化。何況，對一些熟悉哈耶克的著作或類似批判社會主義的著作，且對他們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對自發秩序和個人自由思想有認同的一些知識分子來說，情形就更復雜一些；因為他們對看見什么和對什么視而不見，是有意識形態選擇的，“事實”對于他們，其意義完全不同。

總之，理解改革不容易，理解社會主義的復雜性更不容易。

▍十三

我不懂經濟學，因此，對于怎么認識社會主義的復雜性，即使從經濟學看來是比較初步的知識層面來談這個問題，也做不到。我只想從比較常識、比較實際的方面提一些看法。

我的想法比較簡單——我們能不能換一個角度，看我們改革之后的社會主義做了哪些事，是今天資本主義不能做也不可能做的？這是個笨辦法，但是有個好處，看問題從實際入手，從具體入手。

用這個辦法，我們對今天的中國就能夠有新的認識。

我想從“要想富，先修路”說起——這句話已經成了口頭禪，其實不簡單，在改革實踐中，其含義隨著各種基本建設的實施而不斷演化，實際上不僅成了國民共識，而且成了體現改革戰略的一個象征性口號。

先說路。

不錯，美國現有鐵路運營長度高達25萬公里，已經接近中國鐵路線路的兩倍，不過，中國高速鐵路建成約3.61萬公里，而美國高鐵里程為0——表面看似乎各有長短，但有一個重大區別：美國這些鐵路都是私營的，它們各自為政的一個客觀表現，就是事故多得可怕。依照美國交通統計局1975~2021年的數據顯示，每年平均有1704次火車脫軌事故，也就是說，平均每天有4.7次。當然，美國鐵路今天這么落后，有具體國情的原因——地廣人稀，決定了航空運輸是當代美國人在交通上的首選。根據美國NPIAS的數據，截至2018年，美國共有19627個飛機場，公共機場5099個（相比之下，我國目前共有814個機場）。但細做些分析，且不說其中私人機場占了14528個，能夠直接在網站上買票的機場也不過幾百個，問題是這些機場大多已經很老舊，都急需更新。何況，不只機場，各航空公司所配套的很多設備和基礎設施，也都已經相當老舊，急需更新。更麻煩的是，自疫情肆虐以來美國的航空業整體陷入各種危機，事故頻發，這屢屢見諸新聞，已經司空見慣，成了常態。但問題是，和前邊所說的鐵路情況一樣，這些急迫的問題本來都急需解決，可就是不能很快解決，而且一時看不到解決的前景。為什么情況會這么糟？答案其實一樣，進入航空業的市場主體絕大部分都是私營企業——面對利潤、成本、競爭和市場其他經濟因素的諸多壓力，它們沒有一攬子解決問題的辦法，甚至是無計可施。說美國的交通，作為生活在汽車輪子上的國家，其龐大的公路交通當然不能忽略。但只要看一個數字，美國一共有617000座橋梁，其中42%是50年前造的，而基礎設施使用壽命大都約為50年。這還僅是橋梁，其實整個美國的基建系統，其設備都因為老舊過時急需維修或重建。根據ASCE的測算，到2025年之前，美國基建資金缺口將超過2萬億美元。如果了解一下美國近來的財政情勢，誰都會替他們發愁：這2萬億美元從哪兒來？

也許我這里對近年美國交通方面的一些情況，介紹得有點啰嗦，但是這有個好處，可以為我們著重談中國的“要想富，先修路”這個大戰略的時候，提供一個可以做比較、參照的大背景。在這比較中，一個突出的問題是：我們實施的很多公共工程，特別是大型工程，為什么一般所謂的“先進國家”做不到？即使是美國這個最富的超級大國，也同樣做不到？

對比之下，就容易明白它們為什么做不到。

首先是“八縱八橫”的高鐵建設。

用資本的眼睛（為了避免一些枯燥的經濟學概念，用了這么一個說法，有點偷懶，可是生動）來看，那是賠本的生意。高鐵建設不但需要巨額的投資，只鐵路建設這一項，每公里成本就高達1.2億~1.5億元人民幣，而且運營成本也很高。何況，“八縱八橫”并不是每一“縱”和每一“橫”都能在短時間里產生經濟效益；相反，其中很多條路線都處于經濟欠發達地區，想一本萬利，吃金吸玉，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站在純市場經濟立場看，“八縱八橫”都是很不合理的，違反規律的。可是，我們國家頂住各種批評，背著不懂經濟的惡名，抗住光燒錢不賺錢的巨大經濟壓力，一直堅持在做，預計到2030年前后可以基本完成。

和高鐵建設相比，更“不合理”的是貴州的橋——貴州省這些年修建公路橋梁已經有28023座，貫通了21萬公里的公路。世界前100座的高橋，一半在貴州，前10座的最高的橋，那里有4座。貴州過去一直有“地無三尺平，天無三日晴”的名聲，是中國最窮、最落后、最不發達的地區之一；即使在改革開始一段時間之后，仍是經濟非常落后的一個省。那么，我們就不能不問一下，為什么在貴州修建了那么多橋？兩萬八千多座大橋啊！有什么必要，出于什么理由？為發展一個比較偏遠、比較貧困的地區的經濟，做這么大的投入，合理嗎？也許，比較關心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熟悉東南亞大政治形勢的人，會舉出一些理由，來說明貴州戰略地位的重要，以此說明修建這些橋梁的必要性。但是，這明顯也沒有足夠的說服力。我們還是要問，如果用資本的眼睛看，出于什么樣的理由，一個規模巨大的投資，會去做這種長期得不到回報，甚至最后可能打水漂的事呢？當然不會，因為這壓根兒就違反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如果沒有了利潤的追求，資本的回報率可以忽略，那么所謂市場主體、所謂市場必需的自由競爭，有什么理由存在？

也許關于貴州橋梁建設我說的太多了，但這有一個理由，我們應該正視這樣一個現實：在今天中國的經濟建設和經濟發展里，雖然發展市場經濟是改革的基本方針，是國之大策，但其中有很多實際作為，又是不符合市場經濟，特別是自由市場經濟的理念和規矩的。

這里有深刻的矛盾，我們不能不正視這些矛盾，不能不在理論層面做出相應的解釋，而且是有說服力的解釋。

這里可以再舉一個大型建設工程為例——“西電東送”。

嚴格地說，“西電東送”不過是全國大規模的電源、電網、電力建設工程的一部分。不過，這里還是把“西電東送”獨立出來，它自身也是一個偉大的工程，是一個世界奇跡。“西電東送”，重點在“送”：三條幾千公里的電力通道，用特高壓輸電技術形成的輸電網，從南到北，從西到東，跨過高山大漠和縱橫川河，由北、中、南三路把西部能源源源不斷送往全國。為此，前后三十多年，該工程累計投資已經達到4.4萬億元人民幣。在這里，同樣的問題需要回答，如果是純粹的自由市場經濟，會有投資主體投資這樣的工程嗎？回答也是一樣的：出于資本回報上的思量斟酌，這是不可能的。“西電東送”使國家經濟資源得到“一盤棋”的合理配置，以促使東西部協調發展，以實現全國“共同富裕”的經濟愿景。這些愿景和思慮，是任何一個生存于自由經濟市場里的投資主體或市場主體都不可能關心的，只要無利可圖，他們當然會袖手旁觀，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至于這個工程另一個了不起的后果：居住著幾億農民的中國廣大農村，在今天實現了村村通電、通水、通網絡——它的意義又遠超出工程本身，那不只是現代史上的一個偉大事件，也是烏托邦并不完全是夢想的某種見證。

而這一切，我再強調一下：它們都是純粹的市場經濟不能做到的，更是資本主義所不可能做到的。

以上幾個例子，我不嫌啰嗦，說得比較具體，是因為在今天市場經濟非常活躍的環境里，這些工程不容易被“看見”，不容易進入“中國故事”，更不容易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日常話題。原因其實很簡單：它們鎖定的經濟效益，又大又公；而作為“公”字帶頭的經濟活動，無論其形式，還是其內容，都不如市場經濟的活動那樣容易引發種種社會效應，那樣容易和“我”的衣食住行、日常消費、工資收入、居住環境、文化娛樂等日常生活發生聯系，那樣直接和“我”的利益相關。當然，對這些大工程，新聞媒體也不是完全沒有報道，但是往往相當簡略，沒有細節，沒有故事，也沒有人物，更沒有對于它們如何在更深刻的層次影響和決定著我們每一個人的現實和未來的具體分析。記得在50年代和80年代，“報告文學”一度非常盛行，那其實就是在今天很熱的一種非虛構寫作。作為一個文學批評家，我很懷念那個時代的“報告文學作家”們，他們很像是一群勤奮的礦工，總是在最日常、最普通生活的深處挖掘，探索普通人隱藏在情感和內心的秘密。當下非虛構寫作熱起來了，文學寫作重新又把注意力轉向了真實的日常生活，那么，作家們能不能把一部分注意力轉向當代經濟建設領域的人和事呢？在那里，根本用不著“虛構”，那里有當代最可愛的人和最美麗的故事——只要作家能看得見，寫得出來。

關于“公”字帶頭的經濟活動，還可以舉另一個更不容易被我們于日常經驗中感受到的例子，那就是從改革開放以來，國家不斷進行的各種經濟綜合區的“實驗”。強調實驗，不僅是因為它們形式多種多樣——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沿海經濟開發區、自由貿易試驗區、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等，都是經濟領域具有創新意義的新鮮事，還因為它們都是現代化歷史中沒有過的經濟活動形式。所謂“綜合區”，雖然和傳統經濟學上的經濟區域一樣，具備一定的合理組織和配置資源的功能，但在國家力量的強力介入之下，其空間組織功能無論在質上，還是在量上，都被大大擴展、改造了：工業、農業、貿易、金融、保險、運輸、旅游、房地產、文教科技等多個領域的經濟活動和生產活動，都按照經濟綜合區的不同功能，對該空間中相關的諸經濟要素、生產要素和資源要素做了不同形式的整合——這種整合不是拉郎配，而是自上而下，由各級政府創造合適的條件，依照市場規律形成一定的搭配、重組和建構。宏觀地看，這種整合的創新性和重要性更在于，它實際上是對這些經濟空間內的所有經濟和生產構成要素，進行了一次全面的再組織化和再結構化。面對如此規模和如此激烈的“整頓”，我們往往會視而不見，似乎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然而，這在資本主義發展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也不可能有的——這樣的改革如何理解才好？

如果我們把“八縱八橫”的高鐵、“西電東送”的大工程以及各類經濟綜合區的創立這三項經濟建設聯系起來看，它們客觀上都在不同層次和不同空間里，對經濟要素、生產要素以及資源要素實行了這樣或那樣的重新組合，并且其客觀效應已經大大溢出了這些工程各自的空間，擴及或影響了其他經濟組織實體或地域經濟空間（大到都市經濟圈，小到以產業鏈發展為中心的生態圈，甚至波及以“小區”為單元的日常社會生活空間）。考慮到中國不只在歷史軸線上是一個大國，在空間向度上更是一個對今天世界發展有重大影響的大國，特別是考慮到當下“一帶一路”對外開放總綱領于近年實施中所產生的重大影響，這些對經濟區域內的構成要素進行重新組合的種種實踐，就獲得了新的重要意義：它們不只在思想上，還在具體實踐上，為在更大規模的空間里，依照社會主義的理想實現經濟的再結構化和再組織化，提供了一個宏偉前景。

可以肯定，這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未來發展帶來了新的可能性。

想想看，這一切難道不都是現代歷史中一個空前的大實驗嗎？

這個大實驗的結果如何？我想就不用多說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已經給出了答案。

▍十四

關于“要想富，先修路”說了不少了，可還想再延伸一下。

為什么高鐵、“西電東送”和綜合經濟區的建設（其實在改革里，性質類似的經濟作為，大大小小，還有不少）如此重要，可是它們在社會上，包括在知識界、文化界，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它們不能像馬云發明的淘寶網、螞蟻金服，或者馬化騰創立的騰訊公司那樣，立刻被看作經濟發展中的新事物，是改革的重要標記和成果，這是為什么？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仍然是當下社會對改革中呈現的社會主義的復雜性，普遍不夠重視，甚至完全漠視。這帶來一個嚴重的后果：在很多人看來，“改革”改什么？不就是全力發展市場經濟嗎？不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嗎？不就是通過發展市場經濟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嗎？——這是一種純經濟主義的發展觀和改革觀，可是近些年相當流行，而且，改革越成功，就越流行。回顧一下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對經濟主義我們一點也不陌生，不用追溯更遠，蘇聯于90年代之所以一下子解體，就和整個斯大林時代未能從根本上擺脫經濟主義，而且從赫魯曉夫時期開始愈演愈烈、變本加厲，以至后來所謂的“500天綱領”完全演化為帶有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葉利欽三家印記的經濟主義改革，有著直接的因果關系。這段歷史其實是在當代現實里一直回響著的警鐘，它提醒我們：對于“不忘初心”的共產黨人來說，對于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來說，如此大力發展市場經濟只是一次不得已的“迂回”，是在一個建設不“‘完整的’社會主義”的具體階段中，實驗著把市場經濟融入社會主義經濟，再把它們整合為一個新的經濟體系的艱苦努力。

對于社會主義運動來說，這開啟了新的歷史。

這個歷史不可能不充滿復雜性，也不可能不體現于改革中。

但是，要如此去看改革，并不容易。

因為把市場經濟融入社會主義經濟，再把它們整合為一個新的經濟體系，并不是實行一個純經濟的改革方案，也絕不是單純的經濟實踐。一旦我們擺脫經濟主義，換一個角度，把改革和社會現實聯系起來，和社會上各種此起彼伏的思潮聯系起來，和思想界、知識界各種公開的或私下的爭論聯系起來，其實就不難看見，與這實踐緊密相連，并且與之互為表里的，是一些充滿對立、沖突、矛盾的思想體系和知識體系在改革中彼此競爭，并且都想通過改革“實現自我”。所以，它們也可以表述為，這些思想和知識體系，在改革中都不甘寂寞，都各自試圖在改革里找尋并實現自己的物質形式。

把改革看作純粹經濟實踐的人，很難理解這樣的看法。

近些年理論界對改革實踐，尤其是對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做了很多研究；但是對改革實踐活動里隱含著的思想沖突和動蕩，往往不夠注意；而對沖突中還存在著一個充滿對立、沖突及矛盾的思想體系和知識體系，那就更不夠注意。我們今天的討論會請了陳越和吳子楓兩位學者，我非常高興。一段時期以來，他們兩位一直在做阿爾都塞的翻譯和研究。特別是陳越，自2003年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哲學與政治：阿爾杜塞讀本》以來，二十多年來不但編輯有“阿爾都塞著作集”，而且一直在努力推進國內阿爾都塞研究的系統化和規模化。可遺憾的是，我們理論界對阿爾都塞重視不夠，甚至在傾向左翼的知識分子圈子里，也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從當代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大視野來看，阿爾都塞的思想有一個鮮明的特色，就是他在對哲學史中一切脫離大眾、脫離政治實踐的“眼睛不是盯著大地，而是盯著觀念的天空”的“高深”傳統哲學做了決絕式的尖銳批判的同時，還一貫到底地反復強調理論聯系實際，理論聯系實踐。這使得他的理論與20世紀50年代以來興起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尤其與那些在“后現代”思想環境中發育、發展起來的種種左翼理論，有著性質上的不同。正是這個不同，使他的思想不但在檢討社會主義運動史的時候，能夠幫助我們獲得批判性的視角，而且在檢討當代社會主義的具體實踐時，也能幫助我們注意接地氣，實事求是。

對于認識改革的復雜性，這樣的理論態度非常重要。

在當代馬克思主義的地圖中，阿爾都塞的《論再生產》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這部著作重構了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學說，完整地提出了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以及與之一體兩面的生產關系再生產的理論。與馬克思和列寧有關國家問題的論述相比，在阿爾都塞的國家理論里關鍵的概念是意識形態。在對以往各種傳統意識形態概念，也包括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經典的意識形態概念，做了解析、批評、再認識、再闡釋之后，他提出了對意識形態的全新認識：意識形態不純粹是精神活動，不是觀念的存在，而是一種物質的存在，它總是存在于一些機構當中，特別是存在于國家/國家機器當中，成為不可或缺的、使國家機器得以運轉的結構成分，即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這把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推向了新的實踐。

如果要對近些年流行的經濟主義改革觀進行批評，并且通過這種批評認識改革實踐中存在的思想斗爭，阿爾都塞的理論，特別是他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不但是我們寶貴的理論資源，而且是可以立即產生威力的思想武器。

▍十五

在阿爾都塞的理論框架內，意識形態具有實踐性，因此意識形態和經濟生產之間的關系并不是陰陽兩分的兩個世界。相反，它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實存在于一個世界。甚至可以說，在現代社會里，既沒有完全脫離意識形態的經濟生產，也沒有完全脫離經濟生產的意識形態。這當然與歷史上有關意識形態的種種解釋都不相同，阿爾都塞不但否定了意識形態的精神性，也不再把意識形態看成“上層建筑”——作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意識形態存在于國家的一切活動之中。他為此有一個著名的比喻：如果把國家和社會看作一座大廈，意識形態很像水泥，這座大廈里沒有一個角落、沒有一個層面、沒有一個空間離得開水泥這個元素——意識形態水泥滲透于國家大廈中的一切部分，不僅包括人的現實生活，也滲透于發生在這大廈里的所有人的實踐活動之中，更滲透到了經濟實踐和政治實踐的關系之中。因此，比之經典的馬克思主義關于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關系的論述，阿爾都塞的思想可以幫助我們用另一種新鮮的眼光看改革，看改革中市場經濟的作用，看國家在經濟改革和發展市場經濟中的作用，當然也看當前經濟生活各個層面都有什么意識形態因素在現實地起著什么樣的作用。比如，“西電東送”工程的成功建設讓我們國家有了充足的電，有條件實現村村通電、通水、通網絡，這三通無疑都是經濟行為，但為什么，沒有也不可能有私人投資做這件事？表面看，這似乎很自然，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投資有沒有回報，是再實際不過的實際問題。但是追到這“實際”后面，那是“經濟理性人”對人的經濟行為的嚴格管束。而不聲不響躲在這個嚴格管束后面的，讓“經濟理性人”得以成立的，是包含古典經濟學、社會學和近代哲學的一個龐大有序的知識體系，是不折不扣的意識形態——“經濟理性人”是一個巨人。

沒有純粹的經濟行為。

這還可以聯系改革的一些具體經濟活動做進一步的分析。

從社會主義運動史的連續性來看，當年毛澤東為發展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提出了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五種經濟成分（所有制）并存發展的路線，在80年代啟動的經濟改革里雖然有些調整，但依然是經濟發展的主要路徑。然而，五種經濟是什么？僅僅是五種經濟活動的形式嗎？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或是多少了解馬克思主義的人，都知道那是五種所有制，而其中每一種所有制都代表著一種生產關系。也就是說，我們的改革是在五種生產關系構成的網絡里進行的，可是我們過去很少注意到這個環境，很少琢磨這樣的環境是多么復雜；在理論界和經濟學界，在有關改革的研究里，也很少有人把它列為研究的專題。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以往的社會主義建設歷史上，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里，幾種生產關系這么長時間地糾纏在一起，是很少見的。過去的社會主義研究，應該說也沒有處理過這樣的理論對象，甚至會苦惱于不知道如何提出問題。然而，如果用阿爾都塞的眼光，用他關于生產關系再生產的理論去做些分析，我們就可以找到解釋和思考這種復雜性的路徑。

依照阿爾都塞的國家理論，社會主義中國由于建立了革命政權，掌握了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當然會動用包括學校教育、家庭生活、宗教傳播、文化和通信，以及必需的政治治理等各種國家機器的能力，來保證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再生產。可是，不能忽視的是，我們現實的市場經濟的改革政策，又容許合作社經濟、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生存和發展，那么，它們要進行某種生產關系的再生產是很自然的。同時，它們各自的“再生產”彼此間不可能不發生競爭，并且，它們也不可能不與“國營經濟”發生一定的競爭。無論從理論層面看，還是從實際層面看，這些競爭一方面發揮各自的積極性，為整體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環境，為改革帶來種種靈動和變化因素；另一方面，它們也會利用除政治機器（它牢牢控制在社會主義國家手中，用阿爾都塞的話說，那是國家的“堅硬果核”）以外的多種形式的國家機器，甚至包括意識形態機器，實現各自的再生產。為此，我們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這種多層面、多空間、多方向的再生產，是不是構成改革經濟發展復雜性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當前改革中之所以有種種對立、沖突的思想體系和知識體系存在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時，也是讓我們難以看清社會上流行的經濟主義改革觀的原因？

這些都是新問題，值得我們認真琢磨和研究。

由高鐵、貴州橋梁和綜合經濟區的建設這三個話題引起的一些感想，沒想到說了這么多。

最后還想強調一下，認識今天的社會主義的困難，往往還是由于對今天改革的復雜性認識不夠，對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以及貫穿于其中的社會主義實驗性認識不夠，特別是，對于我們現在還是處于迂回階段，還不是在建設一個“‘完整的’社會主義”認識不夠。但是，中國改革的實踐證明，正視這些復雜性，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歷史發展中認識這些復雜性，恰恰是我們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復雜現實中不斷推進改革，從而為實現社會主義開辟新的可能性的一個歷史條件。

中國的改革絕不是單純的經濟改革，而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革命。

不過，就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全局來看，社會主義目前不僅處于前所未有的低潮，而且處于嚴重危機之中。更麻煩的是，這些危機很多都來自運動內部，來自號稱是“社會主義左翼”的知識分子當中，他們往往把自己打扮成新馬克思主義或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例如拉克勞和墨菲，就是實際在取消或破壞社會主義運動的危險人物。因此，社會主義的實際發展不是沒有風險，不會沒有斗爭，不過這已經是另一個大話題。

就說這么多吧，謝謝大家！

本文是作者根據在《文化縱橫》雜志社舉辦的“八十年代的‘兩個運動’與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問題”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而成，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第3期，原題為《對社會主義和改革復雜性的一些思考》，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