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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城市才是資本主義產生的關鍵

不知大家還記不記得，中學歷史教科書有這么一句話：明朝中期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當時懵懂無知的我對此深信不疑，直到我看的歷史越來越多，才知道這完全是胡扯。

我記得那時老師還講了這種觀點的理由：說什么明朝中期（其實就是萬歷年代），江南地區出現了雇傭關系和規模化生產，這就是資本主義萌芽。

這就是騙沒看過史料的小孩的。首先，早在先秦就有雇傭關系了，而且規模一點都不小。著名的如“邯鄲郭縱 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漢景帝時吳王劉濞即以銅鐵私采，富比天子。

都有富比天子的私產，還不能叫資本主義萌芽？要論對私營經濟的寬松程度，明朝怎么也不可能比得過官僚機構尚未發展、集quan意識尚未成型的先秦。

合著我這一研究，直接把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時間提前了兩千年？扯，太扯了。

其實，這套“資本主義萌芽論”的提出，還不是為了迎合蘇聯那套意識形態，即“五階段論”。必須從資本主義進入社會主義，結果把中國歷史魔改，還寫進了教科書。

我一直說，中國人應該有中國人的歷史研究方式，要符合國情、符合現實。還拿蘇聯那套老掉牙的東西不思進取，編纂教科書的人都有沒有基本的歷史常識。

下面在討論一個問題：什么是資本主義萌芽？當然這是一個蘇粉學者發明的詞匯，要么就是資本主義的雇傭關系，要么就不是，萌芽是什么東西？

那我們索性討論一下，什么樣的社會才會出現資本主義的雇傭關系？首先先秦那種不能算，那是民間自發的，沒有系統性制度保護的雇傭關系，桑弘羊鹽鐵令一出，全得上交國有。

真正的資本主義出現在歐洲中世紀的城市里。它跟希臘、羅馬的商業文明還不太一樣，后者雖然對商業和私產有所保護，但統治階層本質還是大地主、奴隸主。

但在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商人擁有絕對的主導權，乃至于自己的私人武裝。商人的地位從納稅者變成管理者，才意味著整個制度體系變成了資本主義。

這種變化是怎么出現的呢？什么技術的發展、歐亞貿易的開辟、商品經濟的繁榮，這些都是表象。根本原因是——歐洲出現了自治城市，而自治市的出現源于王權、貴族和教權的拉扯。

歐洲城市是怎么出現的？最開始，城市就是非農業人口自發的聚集地，這些人不被土地捆綁，游離于封建制度之外，開始沒人注意。

比如奧地利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因斯布魯克，直譯是因河上的一座橋。這座城市正好處于北意大利和潘諾尼亞平原的交界處。來往人多了，自然就有人在此做生意、搞船運物流，這批人聚集起來，就產生了城市。

還有一種比如維也納，最開始是羅馬士兵防御蠻夷的要塞，時間長了大家發現在這里做生意既安全、交通還方便，就開始聚人，最后成為帝國的政治經濟中心。

這些城市逐漸形成之后，是怎么獲得自治權的呢？你看，中世紀有個趨勢，不管外面打仗打得多熱火朝天，城市的自治程度是一直在提升。

按理說，城市越發展，國王越覬覦。尤其兵荒馬亂的年代，貿易、制造業需求爆棚，流離失所的農民增多，城市會變得越來越富裕、人口越來越多。

這下就招致有權者的覬覦。但是歐洲有個問題是，沒有一個人能說了算。教皇、貴族、國王都想從城市獲得稅收權和貸款，城市一下子就成了各方拉攏的對象。

于是乎，城市開始待價而沽，誰能給他更多利益就支持誰，誰要是敢強行征稅，它就聯合反對你的力量，一起干你，比如經典的漢薩同盟。

還記得13世紀“大憲章”事件嗎？英格蘭貴族因為失地王約翰的橫征暴斂而群起攻之，逼迫國王簽下《大憲章》。里面有一條很重要的內容：國王必須同意并保證所有城市的自治權。

自治不自治的跟你們這幫土地貴族有啥關系啊？當然有，你們打國王的錢都是我們給的，成功了當然要給點好處啊！

還有為什么文藝復興和最富的首批城市出現在意大利北部，看一下地理位置就明白了。北意大利北面是神圣羅馬帝國、南面是教皇國，兩大力量極限拉扯。有興趣的可以了解一下美迪奇家族是怎么在教會和王權下縱橫捭闔的。

在封建制度里，領主和國王對自己的農業土地，是有控制權的，但是在游離于封建體系之外的城市，直到它做大做強，才發現為時已晚，想要加強控制的時候，發現沒那么容易拿捏了。

那最后沒辦法，只能和城市妥協。城市的管理者最開始其實就是這個地方各種商會、工會的頭頭，在城市規模擴大之后，就開始用投票的方式選市長。

而這些市長也明白，不要跟世俗權力對抗的太厲害，該慫就得慫。于是乎，城市開始“用黃金買自由”。貴族、國王、教會們斗得越兇，就越得和城市要錢，就越得給城市更多自治權。

這一下城市里那些最有錢有勢的資本家，就成為了城市真正的主人，這才叫產生了資產階級，你得有實權。

這些資產階級發展自治的實踐，催生出現代minzhu政治的雛形。更有趣的是，精英們突然發現，我們不需要國王和教會也能把自己管理好，干嘛還要看這些貨色的臉色？

干嘛要按照教皇的標準生活，干嘛要按照封建的法統效忠于國王，為什么不能人人平等、追求世俗享樂？

這一套眼熟不？是不是正好和古希臘、羅馬時代的政治文化不謀而合。沒錯，這就是文藝復興的本質，不是有了文藝復興才有了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而是先有了這種生活方式和政治實踐，才需要一套意識形態來彰顯合理性。

這有點像中國人常喜歡講的：老祖宗很早以前就說過！其實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和古希臘羅馬時代的文化、觀念和政治制度，相差極大。而且中世紀也沒有那么不堪，但為了體現祖宗的正確性，肯定要說成“黑暗的中世紀”。

所以別扯什么資產階級萌芽了，中土古代壓根就沒出現過自治城市。唐宋之變后，皇權就實現了絕對的實力碾壓，隨便一次任性的收稅，就能讓城市積累的工商業資源破壞殆盡，哪來的什么“萌芽”。說這話的人挺“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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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作者

仝麟閣，前財經記者，發表文章累計超過300萬字。 千萬級報道作者，網易年度影響力創作者。 研究領域為政治、歷史、經濟和社會問題，在多家咨詢和教育機構任兼職講師，現居奧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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