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來的三中全會時間確定了，在7月15日到18日召開，而昨天國務院委托審計署向人大做的《國務院關于2023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的審計工作報告》，再一次透露了政府意圖，

一個是今年報告意見的第一條，提到財政收入方面要加大稅費征管力度，完善部門數據共享，堵塞制度漏洞，做到應收盡收、顆粒歸倉，鞏固好財政收入恢復性增長態勢。

而去年提的是要推動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力提效，保持必要的支出強度，合理安排專項債規模，支持地方正常融資需求，加大轉移支付力度。

也就是今年的重點是收，而不是支。

第二個是提到謀劃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完善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加大均衡性轉移支付力度，健全轉移支付定期評估和動態調整、退出機制。

也就是再一次提到要進行財稅改革，這個很有可能也是三中全會的重點。

那我們就簡單聊一下，為什么現在要進行財稅改革。

大家看一下這張圖就知道了，地方稅很大一部分都是跟房地產有關的，但是現在的房地產算是熄火了，地方需要向中央要更多的財權，才能完成更多的事權。

而現在最被關注的，就是消費稅了，在“關于2023年中央和地方預算執行情況與2024年中央和地方預算草案的報告”里，也有特別提到要“研究健全地方稅體系，推動消費稅改革”。

為什么會是消費稅？

消費稅不是大家想的那種，消費了就要交稅，大多數商品你買的時候，包含的是13%的增值稅，消費稅針對的是一些特定消費品，比如奢侈品、煙、油、車、酒等等。

2023年四大稅種中，增值稅占比35%，企業所得稅占比20.7%，國內消費稅占比8.1%，個人所得稅占比7.4%，而國內消費稅也是超過了個人所得稅，成了第三大稅種，在四大稅種中，只有消費稅是中央獨有的。

從國際經驗來看，消費稅是地方財源最重要的補充，像什么美國、法國、日本、韓國等等都是實施消費稅央地分成，但我們是中央拿走全部的，在房地產熄火的時候，消費稅的劃分很可能需要重新談判。

還有一個點，消費稅改革還會涉及到一個央地博弈問題。

過去，消費稅主要是在生產環節征收的，如果把部分消費稅劃歸地方，就會增加廠家所在地的財政收入，這樣的話，最大的受益者一定是貴州，因為貴州茅臺的生產地就是貴州。

但是想要增加稅收的話，更應該從消費地征收，而不是生產地，你想啊茅臺的出廠價才1000多，但終端銷售價格可是2000以上啊。

但是這樣的方法，就會讓貴州不爽了，因為貴州只能征收貴州人消費茅臺的稅，這就意味著經濟發達、人口多的廣東、江蘇等地方政府，分享了“茅臺稅”。

有學者做過測算，消費稅如果在消費地征收、并劃歸地方，云南、上海、湖北、湖南和遼寧有點吃虧，廣東、四川、河南、山西、安徽、河北比較受益。

那這些矛盾，也是需要中央去進行調解的。

改革從來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財新發布的周刊《醞釀新一輪財稅改革》里就指出：在經濟增長放緩時期，加稅改革往往更難。

再加上涉及到央地博弈這些，更是難上加難，當初1994年分稅制的改革，把稅收分成了中央稅、地方稅和共享稅，分稅制改革可以說是直接動了地方的奶酪，比如當時占全國稅收收入四分之一的增值稅，分稅制改革前，增值稅是最大的地方稅，改革后變成共享稅（中央分75%，留給地方25%），所以地方的阻力特別大。

當年還是朱總理親自下場帶隊，花了2個多月時間走了十幾個省，和地方政府面對面算賬，后面才把這件事做下去的，為什么非要朱總理親自出馬？因為只有他這個分量的，當時很多地方是不愿意的。

比如財政包干獲利最大的廣東省就明確表示不同意分稅制，當然各方談判下，最后廣東還是服從了中央的大局，只是提了2個要求，

一是以1993年為基數，

二是減免稅過渡。

后者可以理解，但前者為什么要以1993年為基數呢？

因為當時談判的時間是1993年9月，財政部當然想把基數定為1992年，因為這樣廣東就沒法做假，但如果把基數定為1993年，廣東就還可以利用剩下的3個多月時間突擊收稅，甚至“寅收卯稅”，大大抬高稅收基數，以增加未來的稅收返還。

在這個問題上，最終中央作了妥協，決定在全國范圍內以1993年作為基數年。結果這個決定引發了當年第四季度的收稅狂潮，地方突擊征稅，甚至有的地方黨政領導親自出馬貸款交稅。

所以說，財稅改革從來都不是一件小事，鄭永年教授在《制內市場》寫道：

國家所追求的是對社會的主導，但國家對社會的主導又是國家與社會力量之間的互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市場變得很重要，因為它是國家接觸社會的最有效工具。在這個市場中，財政體制是經濟秩序的核心。

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說，財政史對國家的歷史有著巨大的影響，財政措施是按照國家要求必須進行的“經濟抽取”，它創造并摧毀了工業和經濟形式。

大家可以細品這兩段話，要委婉的講，就是每一次的財稅改革都是驚心動魄的，在歷史上這樣的事也不少，我們耳熟能詳的像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本質上不都是一次轟轟烈烈的財稅改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