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自己的身體擋住歹徒的尖刀，救下校車上更多的孩子，我們現在知道這位英勇的女士名叫胡友平。

感謝蘇州公安公布了她的名字。人們不用再擔心她的生命安全，不用擔心她被仇恨日本的“愛國人士”報復，也不用擔心網暴，因為她已經死了。

被評為見義勇為，多少是一種安慰。但是，這個通報對她“事跡”的講述，我認為是有很大問題的。

“胡友平在蘇州高新區塔園路新地中心公交站臺發現有人持刀行兇，立即奮不顧身……”這樣的描述，似乎告訴我們，胡女士只是一個“路人”，而這也是普通的持刀傷人事件。

根據之前官方通報，事件造成一對日本母子受傷，歹徒想到校車上傷害更多人，被胡女士攔住，這才是她重傷的原因。

現在的通報，既沒有提“日本人學校”，也沒有提“校車”二字。

這當然是有所顧慮，但是無疑是讓人遺憾的。看上去想隱藏，但是恰恰證明了一個事實：在中國，“救日本人”是有爭議的行為，只能模糊為“在他人面臨嚴重生命威脅”。

而試圖攻擊校車，不管是車上是日本孩子還是中國孩子，都會讓人感到更為不安，所以通報把行兇事件的場景限定為“公交站臺”，避免大家想到校車。

胡女士的行為讓人敬佩，官方“追授”也值得肯定。但是，如何評價理解和講述胡女士的事跡，也關乎到她的“意義”，在胡女士已經離世的情況下，這變得更加重要，因為她永遠失去了自己講述的機會。

這個通報中的胡女士，當然是英雄，但是卻也變得面目模糊，有點抽象。當初促使她不顧生命危險去攔下歹徒的，到底是怎樣的情緒？

可能是一個母親的本能；也可能是一個員工的職責。日本媒體報道，她是校車上的工作人員，“引導員”，負責引導小朋友上下車。這個身份下的胡女士，是一個普通人，卻更為可敬。

官方通報會斟詞酌句，權衡利弊，最初寫下通稿的人可能奠定了敘事風格。在這里無疑責怪，你也不可能從一個官方通報中要求太多。

但是，在整個事件中，新聞媒體的報道是缺失的，這是對胡女士最大的不敬，昨晚網上甚至有幾篇文章呼喚她的名字——這既詭異又悲哀。

這是一個悖論：官方想把這件事當成普通治安事件來處理，淡化它的影響，不要影響江蘇和日本的關系，但是最終因為敘事的不足，卻造成一個輿論事件。人們不得不讀翻譯過來的日本媒體的零散報道，這又是一個悲哀：如果真的存在“敘事的話語權”的話，中國媒體失去了這個話語權。

知道了她的名字，還遠遠不夠。人們想知道更多，如實知道她的事跡，才是對她最好的紀念。

人們也想了解歹徒行兇的動機到底如何，只有更充分地了解事件的面貌，“疑云”和“不安”才會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