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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學研究領域的創新突破

——讀《中國禹跡圖導讀》有感

陳鵬兒（紹興市鑒湖研究會）

《中國禹跡圖導讀》

不久前，一部禹學研究的最新杰作《中國禹跡圖導讀》（以下簡稱《導讀》），由中國文史出版社隆重推出，出版發行。此書由中國水利博物館、紹興市鑒湖研究會聯合編制，邱志榮、張衛東共同主編，全國百余位水利、地理、考古、歷史、方志專家學者通力合作，在歷年編繪紹興禹跡圖、浙江禹跡圖的基礎上，歷時二年、編著而成。全書分上下冊三編，為上編“正圖釋文”、中編“補錄釋文”和下編“相關史料輯錄”，約105萬字1002幅圖照，在多學科考察基礎上，收錄全國范圍29省的禹跡651處及堯跡舜跡26處，每處設編號、類別、位置、流域、簡介、圖照，有的附錄論文；又在卷首增設中國主要河湖水系圖，下編收錄先秦以來禹學文獻及民國以來主要禹學研究成果，是一部集史料、考證、研究、圖照于一體的禹學集大成之作。其在禹學研究上的突破性貢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中國禹跡圖

一是創新性。上世紀20年代，在我國歷史界存在疑古思潮，其代表性觀點之一，就是對先秦以來信史記載鑿鑿、民眾代代相傳的我國治水英雄、立國始祖大禹，虛化成“神”，說“禹是南方民族神話中的人物”“這個神話的中心點在越（會稽）”。對這種“神禹”論，我國近代水利史先驅冀朝鼎先生30年代就提出疑問，他堅持“傳說”論，說：“然而，這個關于禹傳說的起源的結論，并不意味著長江流域的開發比黃河流域還早。同時，中國文化的發源地是后者而不是前者這一事實也不能因此而改變。將來新發現的證據，可能證實也可能推翻顧頡剛所作結論的積極貢獻。”一個世紀過去了，“新發現的證據”確實不少，其中最重要的有三項。一項是晚更新世以來三次海進海退研究成果，說明禹所治洪水來自卷轉蟲海進，而不是顧、冀二先生所說的來自錢塘江；又因為寧紹平原在海進海退滄海桑田的地理變遷中特別典型，進而證明了禹治水傳說的“中心點在越”，這個傳說繼而從南方傳到北方。另一項是考古學研究的成果。在錢塘江流域發掘了比仰韶文化更早的河姆渡文化，有力地證明了中華文化的發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國文化的發源地是黃河流域的論斷”。特別是紹興出土的九板橋玉圭可確定是夏朝的玉圭，它以實物證明了夏朝存在的真實性。再一項就是前面所說的多學科田野考察成果。這部禹學研究創新之作的我國首幅禹跡圖與《中國禹跡圖導讀》，以無可辯駁的全國范圍內多學科田野考察的眾多事實，進一步佐證了大禹治理洪水和建立夏朝的真實性，否定了神化大禹的歷史虛無主義觀點，得到了國內外學術界的肯定和認可。如浙江省社科院教授徐吉軍評價此書：“對大禹治水、禹會諸侯等等問題，還原了歷史的真實面貌，從而推動了中國水利史的研究，甚至對中華文明的探源工程做出貢獻。”日本禹王研究會會長植村善博評價《中國禹跡圖》：“贊揚大禹及其業績的茫茫禹跡的存在，盡人皆知。此次，首次整理中國所有地區的禹跡分布及特征，這是前無古人的壯舉，也是中國人民值得驕傲的事業。”

二是學術性。學術性的最大特點就是嚴謹性，言必有據，邏輯嚴密。以這個標準來衡量《導讀》，它的學術性主要體現在《導則》和結構上。首先是組織水利、文物、文史、測繪等數十位專家編寫《禹跡圖編制導則》，共8章22節，規范了禹跡、禹跡圖含義，編制原則、要求、流程、資料、成果、評審要求及成果應用建議等，作為禹跡圖編制的行業標準貫徹始終，確保了編制全過程的學術質量。其次是全書結構。在篇目設計上，《導讀》突破了《中國禹跡圖》正圖局限，采取上溯中擴下延的方法，以正圖323處禹跡調研成果編撰成《正圖釋文》，列為上編，由此上溯至水環境演變圖即我國主要河湖水系圖，為禹治水遺跡提供水系支持；然后以上編為標桿，擴大調研范圍，新增禹跡328處及舜跡、堯跡等26處，輯為中編《補錄釋文》，使禹治水、立國的事跡事功更加充實和完整；最后收錄先秦迄會有關文獻、論述、對外交流等禹學研究的主要成果，匯編成下編《相關史料輯錄》，形成一個完整的禹學研究體系，在邏輯上環環緊扣，無懈可擊。

2023年5月21日邱志榮、張衛東、金小軍一行考察山東南旺禹跡

三是系統性。如前所述，《導讀》在篇目設計上并不局限于“禹跡圖”正圖，而是以正圖為基礎，采取上溯中擴下延的篇目設計方法，形成一個全面、系統、嚴密的學術研究鏈，增強了篇目設計的邏輯性。不僅如此，在內容編著上，《導讀》同樣致力于收錄大禹治水活動的全面性和系統性，包括從歷史文獻到民間傳說，從地名、文物、碑刻、書籍、紀念物等物質文化遺產到祭祀活動、民俗風情等非物質文化遺產，從立足于紹興和浙江的禹跡，到面向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的禹跡，及收錄傳播日本、韓國等的海外禹跡，都一一實錄、存照、立圖，增強了內容編著上的邏輯性。例如上編《正圖釋文》中的“西周遂公盨”條，除統一的全國編號、地區編號、類別、地理位置、所屬流域外，設有簡介192字，不僅介紹了遂公盨的概況、價值、來歷、藏館等要素，而且將銘文中的大禹治水內容，與先秦文獻《尚書·禹貢》《尚書·序》的相關記載，進行對比研究，高度吻合，進一步證明了大禹及夏朝存在的真實性。又有遂公盨全景及銘文全部的照片2幅，圖文并茂，證據確鑿。最后，附錄我國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李學勤發表于《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論文《遂公盨與大禹治水傳說》全文，對遂公盨“成為大禹治水傳說最早的文物例證”的價值與地位，作了權威性的結論。

以上僅僅是筆者從學術角度探討《導讀》價值的幾點粗淺認識。而《導讀》的全部價值當然要廣泛得多。中國文史出版社編輯室主任王文遠先生論證了《導讀》的思想價值，認為此書“體現了鮮明的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個突出特征”，實屬高明。不僅如此，《導讀》對于禹學研究的積極貢獻，有的可能需要在今后禹學研究的實踐中，被進一步發現和證明。

“纘禹業緒”（篆刻 張國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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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程丹 高方鳴悅

審核：壹之

總期：77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