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1月中旬，世界聞名的物理學家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及其妻子埃爾莎踏上了前往日本的旅程，應日本改造社的邀請進行了一次學術訪問。

在這次的旅程中，他們都在途經的上海作了短暫停留，愛因斯坦夫婦在上海的每一步都吸引了眾多目光和媒體的關注。報道遍布各大報紙，市民們對這位科學巨擘的到來充滿了好奇。愛因斯坦也在私人日記中記錄了這次經歷，然而，當他的日記被公布出來的時候，卻引起了廣泛的爭議。

在日記中，愛因斯坦對遇到的中國民眾進行了一番尖銳的描述。他稱中國人“勤勞，骯臟，愚鈍”，這是愛因斯坦在旅途中的即時看法，也是很多人認為愛因斯坦“種族歧視”的原因。

評論者們就此紛紛展開討論，爭論他的評價是否只是基于那短暫停留的表面印象，還是本身確實帶有“種族歧視”的主觀色彩。

愛因斯坦對中國人的評價

2018年5月，普林斯頓大學出版了一本題為《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游記》的新書，這本書收錄了愛因斯坦旅行的日記，其中不僅有對科學的思考，還廣泛涉及了哲學、藝術及他在旅途中對不同文化的見解和感受。

英國《衛報》的報道指出，這本日記記錄了愛因斯坦對他所遇到的亞洲各國人民的印象，其中對中國人的看法尤其引人注目。

1922年，愛因斯坦與夫人愛爾莎受邀踏上了一次講學和訪問之旅，他們的目的地是日本。這年11月13日，他們去時途經上海，并在上海短暫停留了一天。

雖然只是途經，但這位科學巨匠的到來還是在中國知識界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很多上海名流對他熱情招待，記者們也都蜂擁而至，掀起了一股“愛因斯坦熱”。

那天，愛因斯坦首先在日本方面的陪同下到上海的“一品香”餐廳享用美食，隨后參觀了“小世界”欣賞昆曲，還游覽了城隍廟和豫園等著名景點。

在之后的歡迎宴會上，中國著名的書法家于右任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致辭，并且稱贊愛因斯坦是“現代人類之夸耀”，不只在科學界有偉大貢獻與發明。

愛因斯坦的回應同樣充滿了贊美和期待。幾個月后，1923年1月1日，愛因斯坦從日本返回上海，再次進行了一次演講后，便啟程前往耶路撒冷。他在公眾場合繼續表達對中國的美好印象：“余第一次至東方，極為歡喜，有許多驚異之聞見。此間理想之氣候，澄清之空氣，南方天空燦爛之星斗，皆使余之頭腦得一難以消滅之印象。此種印象，余將永不忘之。”

然而，與愛因斯坦在公開場合的這些贊美言辭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在私人日記中對中國人的描述。

是否算得上“種族歧視”

愛因斯坦的行程中，他在中國香港、新加坡短暫停留，并兩次前往中國內地。在這些地方，他記錄了對當地社會和人民的直接觀察。根據《衛報》的報道，新書中的日記內容顯示，愛因斯坦在描述中國人時采用了極為直接的語言。他寫到，即使是那些被迫從事重體力勞動的人，也“沒有表現出懂得痛苦的樣子......經常更像自動機器而不是人。”他還對中國男女之間的差異表示困惑，對中國女性的魅力提出了質疑。

在斯里蘭卡（當時的錫蘭）首都科倫坡，愛因斯坦描述了當地的居住環境為“骯臟”，并感嘆當地人“做的很少，需要的很少”。然而，在日本，愛因斯坦的態度則截然不同。他被日本人的行為所吸引，稱贊他們“不炫耀、正派，總體看很有吸引力”，這是他對不同文化的不同反應。

愛因斯坦在日記中對中國社會的評論充滿了負面情緒和文化偏見。這些私人記錄展現了一個截然不同的愛因斯坦，與他公開場合中的友善和贊美形成了強烈反差。

他的這些表述在當時可能只是對所見所感的直接記錄，但他的這些評論在今天看來確實有失偏頗，因為它們基于的只是短暫的觀察，并沒有深入了解這個歷史悠久的民族。正如他所指出的，即便是那些日常生活中看似苦難的人們，也未必如他所言是沒有意識地承受著生活的重壓。

這本日記的公開，同樣可以看出愛因斯坦個人在文化交流中的局限性，也反映了一個更廣泛的問題，那就是即便是最偉大的思想家，也可能對于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缺乏深入的理解和同情。

而因為這些評價，也引發了關于愛因斯坦種族觀念的廣泛討論。評論家羅森克蘭茲表示，愛因斯坦的一些觀點可以被視為種族歧視，尤其是他對中國人和印度人的描述。羅森克蘭茲進一步解釋說，愛因斯坦的言論中體現了一種看待外來“種族”作為潛在威脅的態度，這在當時并不罕見，但今天看來這些言論具有明顯的偏見。

這些爭議性的記錄也讓現代讀者可以更深入地探討和理解歷史人物的復雜性。愛因斯坦雖然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但他的社會和文化見解同樣受到了他所生活時代的影響。

當然，因為當時的中國是一個充滿矛盾和變遷的社會，除了愛因斯坦，很多人對中國的評價也不高。

不同視角的批評

日本的文豪夏目漱石在1909年訪問滿洲時，他對當地人的描述同樣帶有貶損的色彩，稱他們為“骯臟、魯莽、麻木、狡猾”，體現了當時日本對中國的普遍看法。芥川龍之介在1921年訪問中國時，也記錄了中國城市的衰頹和人民的粗魯，他的書同樣反映了一種居高臨下的視角。

這些外來視角的描述，并非完全是客觀的事實，而是混雜了觀察者的個人偏見和時代背景，以及文化之間的隔閡和誤解。比如愛因斯坦對中國葬禮的“野蠻”描述，明顯是他帶有文化偏見，且不了解中國習俗的表現。同時，在帶有偏見的情況下，當時許多西方人對東方社會的普遍看法都和愛因斯坦相似。

即使是中國作家郁達夫，因為曾在日本留學，也對日本社會的秩序表示了贊美，而對中國社會的混亂予以批評，這在他的作品中有所體現。

中國文學的巨匠魯迅，也曾以其尖銳而深刻的筆觸批評社會弊病。在20世紀的中國，他不僅直面社會的丑陋，而且其作品透露出一種對變革的渴望和對民眾的深切同情。這種批評，與愛因斯坦那種更多基于觀察的外國視角不同，顯得更具建設性和救贖意味。

在當前的互聯網時代，社會對外國評論的反應往往呈現極端化態勢。例如，外國人的一句簡單贊美可能在社交媒體上被無限放大，而一絲批評則可能激發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引發一系列的網絡反彈。這種現象在今天的社交平臺上表現得尤為明顯，一個簡單的評論有時足以引發廣泛的爭議和激烈的爭論。

在魯迅的《燈下漫筆》中，他表達了對那些真正理解中國并誠實反映中國社會缺點的外國人的欣賞。他認為，這種批評出于真正的關心和希望看到中國進步。

同時，魯迅對那些未深入了解中國卻輕率贊美或批評的行為也持批判態度，認為這種膚淺的表態無助于國家和民族的實質成長。

而愛因斯坦的事情則提醒我們，即便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也不免受到其文化和政治環境的影響。即使作為科學巨擘，愛因斯坦的觀點和評論，也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的局限性。

這種跨文化、跨時間的對話，不僅展示了評論者的見解，更加深了我們對于接受外來觀點處理反應的理解，尤其在今日全球化和互聯網普及的背景下，這種理解變得尤為重要。

通過這種歷史與現代的對比，我們看到，無論是魯迅時代還是今天，如何處理和反思外來的批評與贊美，始終是一個值得深思的話題。

最后

雖然當時愛因斯坦對中國的印象并不好，但他的態度并不是一成不變的。

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之后，當日本侵略中國東北，對中國主權構成威脅時，愛因斯坦站出來公開譴責日本的侵略行為，并支持對日本的經濟制裁。

回顧愛因斯坦的言論和行為，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在思想和態度上不斷進化的人。他的早期日記所反映的可能是一個初到中國、對于中國社會及文化尚未深入了解的外國人的片面看法。而隨著對中國和世界局勢更深的認知，他的看法也出現了轉變。

在今天這個更加注重“政治正確”的時代，我們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更加全面和審慎。正如《種族主義源流》一書中所述，我們不能單從偏見出發來評判一個人的全部，而應當更多地看重其具體行為及對制度的影響。這種平衡的視角幫助我們更公正地評價愛因斯坦，既不忽視他的過失，也不過分夸大他的失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