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每一段征途中，都會有這樣一對伙伴，一個擔任主導，另一個則是不可或缺的支持者，兩者共同形成一個強大的團隊，將事業推向新的高度。

在中國近代史中，也有這樣的組合。如太平天國中的洪楊，一起推動了一場社會深刻變革；戊戌變法時期的康梁，雖然最終未能成功，卻為中國的現代化思想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辛亥革命的孫黃，攜手推翻了千年的封建帝制，開啟了民國時代。在這些歷史節點上，總有兩個人的名字并列，共同引領著一個時代的風雨兼程。

而在中國共產黨內，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也是這樣的組合，雖然內部沒有“毛周”這樣的并稱，但他們對彼此來說同樣是不可或缺的。

1976年，周總理因病離世，總理生前的友人，同志都來參加追悼會，但在這些人中，卻始終不見毛主席的身影。

毛主席聽聞周總理逝世的消息，也十分悲痛，兩次落淚，但卻沒親自來到他的追悼會現場，這是為什么呢？

一再遲到的相識

20世紀20年代，國內外政治風云急變的年代，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運動和民族主義運動都在興起。毛主席和周恩來也處在這場歷史旋渦中。

同樣是黨內早期著名的青年才俊，他們的相識卻很晚。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毛主席正是參加黨的“一大”中的十三位代表之一，他的政治理論和戰略視野開始在黨內外形成影響力。在1923年的黨的三大上，毛主席被推舉為中央局秘書，開始在黨內占據核心地位。與此同時，周恩來則在法國巴黎深入學習共產主義理論，全心投入到旅歐青年團的活動中，磨礪自己的思想和能力。

1924年，周恩來帶著滿腔革命熱情從法國返回，直接前往廣州參與革命活動，而毛主席則因工作調動從廣州遷往上海。這戲劇化的變動讓他們錯失了首次相識的機會。次年，周恩來抵達上海參與黨的四大，但毛主席卻因病回到湖南休養。這次，他們同樣沒能認識彼此。

不過，歷史的洪流終將把他們推向一起。1926年，國民黨二大在廣州舉行，毛主席和周恩來終于見到了對方，將彼此的名字與人“對上了號”。但這時，兩人還沒更深入的了解。

這年3月，蔣介石發動中山艦事件，試圖控制國民黨。周恩來在與蔣介石的交談中察覺到了蔣介石的神色不對，及時發現了蔣介石的動向，并向黨內發出了警報。而毛主席判斷出這件事的性質后嘗試聯合黨內外的力量進行有效反擊，但遭到了拒絕。毛主席和周恩來也因為這件事對彼此深入了解，并且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這年夏天，周恩來應邀前往由毛主席主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講課，而毛主席也在黃埔軍校進行演講。他們的頻繁互動使得友誼和合作日益加深。

即使在毛主席得不到黨信任的時候，周恩來也對毛主席一如既往的尊重，并且在遵義會議鼎力支持他。

遵義會議鼎力支持

1935年1月，中國共產黨在貴州召開遵義會議。毫不夸張的說，這場會議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

周恩來當時作為紅軍總政委及政治局常委，他以“三人團”成員的特殊身份，堅定地支持毛主席的正確主張，并全力推舉由毛主席領導紅軍的行動，得到了多數人的支持。毛主席后來特別強調：“恩來起了重要作用”。

事情的起因在1932年8月，當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在作戰方針上形成了嚴重對立的看法，矛盾日趨激化。

10月上旬，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召開全體會議，會上許多人將矛頭指向毛主席，提出要將他召回后方，由周恩來負責戰爭領導。

周恩來不同意這一意見，他認為毛主席的作戰經驗和興趣對前線有幫助，因此努力抗爭，提出兩種讓毛主席留在前方的方案，但不被多數人接受。最終，毛主席因得不到全權信任，不得已表示自己身體不好，請病假到后方休養。

周恩來在赴前線指揮作戰前，專程到毛主席駐地看望道別。即使是在前線，周恩來依舊掛念遭遇不公的毛澤東，在發布戰役計劃時，也會特別標明若方便，讓毛主席一閱。

1933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不得不走上長征的道路。出發時，作為戰略轉移“三人團”成員之一，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準備計劃的執行，他堅持認為毛主席應隨軍出發，并為此與毛主席做了交談。最終，毛主席隨隊長征，改變了中國革命的歷史走向。

長征途中，周恩來對毛主席也十分關心。湘江戰役中，他堅持在湘江東岸的渡口指揮部隊搶渡，危急關頭還掛念著毛主席的安危，關切地詢問毛主席是否已經渡過湘江。

當他看到毛主席走來時，立刻迎上去，催促其迅速渡江，自己則承擔殿后護衛之職。在長征的艱苦轉戰中，毛主席身體不好，周恩來看在眼里、記在心里。

一次，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李克農特意捎來一只紅燒蹄膀，周恩來親自用刀切了一大半讓警衛員送給毛主席，而毛主席收到后也提醒警衛員周恩來十分辛苦，要多注意他的身體，不可再收他的吃食。

在遵義會議上，面對黨內激烈的紛爭和撲朔迷離的局勢，周恩來基于對毛主席的深刻了解和信任，堅定的表示了自己對毛主席的支持。

周恩來將挽救紅軍、挽救中國革命的重擔托付給了值得信賴的毛主席，并且一心輔佐，一生追隨，無怨無悔，兩人在新中國的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在中美外交上聯珠璧合

新中國成立后，兩人一同為開創新中國外交事業做出了杰出貢獻。中美建交正是其中一例。

周恩來作為新中國的總理，他的外交才智和政策執行力確保了國家的穩定發展和國際地位的提升。

1949年毛澤東訪問蘇聯，涉及雙方的條約和協議時，他便指示：“我想叫周恩來總理來一趟。”周恩來的到來使得談判順利進行，這是毛主席對他的絕對信任，也同樣展示了周恩來在國際談判中的重要地位。

而中美的建交，也是正是由周恩來在外交舞臺上精心執行和推動的。

1974年，隨著中美關系的逐步解凍，周恩來在醫院里與美國參議院民主黨領袖曼斯菲爾德會面時提到，正是毛主席早期對尼克松文章的關注，才開啟了中美關系的緩和。周恩來強調，這是毛主席的決策。

其實，中美關系的突破并非一帆風順。在1971年初，兩國關系正處在一個微妙的破冰前期，長期的敵視和意識形態對立使雙方都極為謹慎。

不過，周恩來巧妙地把握了契機，通過乒乓外交這一非典型的外交方式，逐步推動了兩國關系的正常化。

1971年3月，中國乒乓球隊參加在日本的世界錦標賽，毛主席與周恩來邀請美國隊訪問中國。周恩來在百忙之中接待了美國代表團，并精心策劃了與美國隊的互動，不僅拉近了中美人民的距離，也為后續的外交突破奠定了基礎。

這年4月，中國正式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消息傳到尼克松耳中，他沒想到這場建交會由乒乓球隊開啟，尼克松十分驚喜，并發出自己會在離任前訪華的信號。周恩來的外交策略很成功，因為緊接著基辛格就秘密訪華，而尼克松也在1972年訪問中國。

周恩來的很多外交舉措，都鞏固了毛主席的領導地位，也為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主權和尊嚴贏得了空前的尊重和認可。

總理逝世，毛主席兩次落淚

1976年初，周恩來的一摞摞病情報告送往毛主席的住所。這些報告都是周恩來正與病魔作著最后的抗爭的證明。

從革命時期，毛主席和周恩來就共同面對著國內外的重重挑戰。毛主席在政治舞臺上高瞻遠矚，而周恩來則以其精湛的外交和政治手腕，確保中國在動蕩不安的國際環境中保持穩定。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兩位老戰友都已年邁。

1月8日早晨，當鐘表的秒針指向9點57分時，周恩來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就在那天下午三點，政治局派來了周恩來逝世的訃告清樣。毛主席的秘書小孟，輕聲走進書房，手里拿著文件。她猶豫了一會兒，終于忍不住打破了沉默，緩緩地念出了訃告中的文字。聽著這些充滿重量的詞句，毛主席閉上眼睛，任由眼角的淚水靜靜滑落，沿著滄桑的面頰緩緩流淌。

1月15日，周恩來的追悼會隆重舉行，雖然準備好了去參加追悼會，但毛主席的身體已大不如前，因為病痛的折磨，他根本無法參加。

小孟撥通了汪東興的電話詢問主席是否要參加總理的追悼會，汪東興回答說政治局并未發出通知請主席參加追悼會。就這樣，主席未能去參加追悼會。

追悼會的前一天，小孟再次為毛主席讀報，這是鄧小平準備的在追悼會上的悼詞。毛主席聽著聽著，他淚如泉涌，失聲痛哭起來，這樣的真情流露，正是對周恩來的沉痛悼念，是他對周恩來的深厚情感無處寄托的悲傷。

周恩來的離去，對毛澤東來說，不僅是失去了一個多年的戰友，更像是結束了一個時代。接下來的日子里，每當小孟為他讀到有關悼念活動的報道，毛澤東總是默默地流淚，小孟的心也越發沉重。她知道，這位老人已被巨大的悲傷所困，無法自拔。

在周恩來逝世后的一段日子里，毛主席幾乎不再笑。是啊，周恩來總理一生為中國，為人民鞠躬盡瘁，他的離世，怎么會不讓人為之落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