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多年的歲月長河，呼和浩特平原相繼興建過大大小小近百座城池，星羅棋布，熠熠生輝，織就了呼和浩特城市發展的錦繡華章。其中最著名的五座古城成為連綴“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最耀眼的五顆明珠。即：戰國秦漢時期“云中郡故城”、北魏“盛樂古都”、遼金元時期“豐州城”、明代“歸化城”和清代“綏遠城”。從時間上看，五座古城上迄戰國秦漢，下至滿清，綿延兩千多年；從空間上看，五座古城均建在大黑河沿岸或近大青山；從人文上看，五座古城由漢族及北方少數民族共同建造，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彰顯北疆文化的標志性符號和重要載體。

1691年，喀爾喀蒙古臣服于清朝，但衛拉特蒙古整合為強大的準噶爾汗國，成為清朝大敵。歸化城是“京畿之鎖陰，晉垣之襟帶，烏（蘭察布）伊（克昭）諸盟之屏蔽，庫（倫）科（布多）、烏（里雅蘇臺）諸城之門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清康熙皇帝曾3次駐蹕歸化城。1697年，御駕親征，第三次征討噶爾丹時，作七律《出塞》：“森森萬騎歷駝城，沙塞風清磧路平。冰畔長河堪飲馬，月來大野照移營。郵簽紀地旬余驛，羽轡行邊六日程。天下一家無內外，烽銷堠罷不論兵”。1735 年（清雍正十三年）為加強西北邊防，奏準在距歸化城東北部 2.5 公里處另建一座軍屯城，乾隆朝 1737年至1739年建成。山西的“綏遠將軍”率八旗滿漢軍移駐此城，清廷賜名“綏遠城”意為綏靖遠人。從此，歸化城被稱為舊城，主要是溝通草原與內地的商業中心；西北諸部眾、喀爾喀蒙古來往貢使，都要在歸化城停留，清廷限定200人入京，其余都要在歸化城或張家口貿易。綏遠城為新城，則是駐軍御敵穩邊的要塞。雙城并置的城市格局形成，后逐漸并稱為歸綏。

綏遠城舊照

清代的綏遠城是一座八旗兵駐防城。乾隆初年駐防將士達3900人，多為八旗漢軍和八旗蒙古。后八旗漢軍陸續出旗頂補綠營兵，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綏遠城成為滿蒙八旗兵的駐防城，時綏遠城將軍共轄有20佐領，其中八旗滿洲16佐領，八旗蒙古4佐領。每佐領轄旗兵165人。清朝末年，緩遠城駐防將士為3300人，全城男婦子女人口為11727人。

修建綏遠城的過程可謂是一波三折。在綏遠城動工之初，呼和浩特各召廟喇嘛們強烈反對，他們認為新城的建筑破壞了舊城的風水，要求停建。為了緩和矛盾，順利建城，清政府在1727年新建的小召下院塔布·斯普爾罕召的后院增建了一座“金剛座舍利寶塔”，作為新城的“鎮物”。這座琉璃五塔與新城同時動工，清政府將這座造型奇巧、做工精細的五塔命名為“慈燈寺”，民間稱為“五塔寺”。

五塔寺

綏遠城的建筑形式仿北京城特點，城垣周長1960丈，通稱“九里十三步”（以一步五尺計）。城為正方形，街道筆直，呈棋盤狀。城墻高2.95丈，頂闊25丈底寬4丈。城墻外表均為大青磚砌成，內為三合土（砂石、石灰、粘土）板筑；城基由花崗巖石條砌筑。城之東、南、西、北各面墻中央各開一門，門之上方各建城樓一座，樓各五楹。四門之外又有甕城、石橋和護城壕。為了防守需要，設計者將東、北兩個城門與市內大街的位置錯開，好似轆轤把的拐彎形狀。所以，后人經常說新城城區是“四門不對，鼓樓不中”。

東城門樓名“得樹”，南城門樓名“仰日”，西城門樓名“控河”，北城門樓名“香山”。為增強城垣之防御能力，各城門外建有一甕城，甕城城之上，建有箭樓，樓各三楹；箭樓與城門之間修有旁門，以便日常行走。綏遠城四城門，均由乾隆皇帝賜名，東門曰“迎旭”，南門曰“承薰”，西門曰“阜安”，北門曰“鎮寧”；城門名刻在一長方形白玉石上，均為部頒楷書，有滿、蒙、漢文三種字體，置于各城洞之上方。城之四角城墻上各筑高大的角樓，樓各七楹。面城墻上共有“堆撥”（哨房）16處，又是安放炮位的地方。四周城墻上置有炮臺44座。城墻內靠近城門處，建有上城墻的梯路，俗稱“城墻馬道”。車馬人員、軍械運輸都經此“馬道”上下城墻。墻上面可并列同行三輛馬車。城墻都是一色巨型大青磚砌成，內里為三合灰泥壓碾，城基為花崗巖石條砌筑，為明三暗二式。城之四周環以護城河，河寬5丈；四門之外均建有石橋或吊橋，以通內外。南城墻的兩邊各建有墻下“水閘”，用以雨天排水使水歸入護城河內。在護城河與城門正對處，各建有吊橋一座。這座新建的綏遠城，雖不比金湯之固，也稱得起是難攻的堡壘。

城門樓舊照

綏遠城的中心建有一座鐘鼓樓。它高達32米，為全城最高點。鐘鼓樓分為三層。樓基呈臺狀，高約十多米，底三層由花崗巖石條砌成，石條上為大青磚砌筑。鐘鼓樓四面之中央各開有一約6米高、4米寬之石券門洞，以與城中東南、西、北街相貫通。四門洞相匯之中央，有一塊青馬牙圓形巨石，上刻一精美的八卦圖。二樓上面左右各建一小亭，左亭懸鐵鐘口，右亭架巨鼓一面。三樓南檜下中間有一木質巨匾，上刻綏遠城定安將軍手書帝城云裹"四字；北面有木匾刻有兵部所頒“玉宇澄清”四字；西面的匾額為“震鼓驚鐘”；東面無匾。三樓之上為玉皇彌羅閣，樓檐下懸有“彌羅閣”巨匾一塊；樓上供有一尊檀香木雕刻的玉皇大帝偶像。樓頂，插檐飛挑，青瓦覆蓋，為鵲鴉燕雀之樂土。清制：城內每天晚上初更（晚九、十點鐘）、五更（晨五點左右）有專人擂鼓敲鐘（擂鼓三通，鳴鐘108響），以為城中兵丁及眷屬的作息號令。鐘鼓樓的下面，每面都開有高大的城門洞，形成鼓樓下的十字形樓洞。以此通向東、南、西、北四大街。綏遠城以鐘鼓樓為中心，以東、南、西、北街為界線，將城區分為四大地塊。城之西側兩地塊各劃有南北向的4條寬街，每塊又劃有東西向的3條小街；此外還有數目不等的東西向的小巷，故每一地塊呈“井”字狀。全城共有大小街27條，小巷26條。

綏遠城初成時，建有許多官署衢門。有將軍衙署1所，副都統衙門2所，協領衙門12所，佐領衙門60所，防御衙門60所，驍騎校衙門60所，筆帖式衙門4所。八旗兵住房共12000間，四街有鋪面商號房1530間。這些官衙至清末多有裁汰。此外還有豐裕倉、寧盈庫、旗庫、中小學堂、火器營、綏遠廳糧餉理事府同知衙門等。

清代綏遠城在城內外多有操練習武之場所。如城之西南隅為小教場，是為旗軍武士、馬、步兵考試地方。考試合格者由將軍親自批準為正式馬、步或養育兵稱號。城西門外建有“演武廳” “大教場”，平時是將軍檢閱和操練八旗勁旅的大操場；戰時則是將軍出征點將和選拔軍隊的出發場地。城北門外哈拉沁溝則是八旗炮隊打靶演習的場所。南門外，三里處建有接官廳，俗稱“南關”，是接待朝廷各級官員進城的地方。

綏遠駐防城，四周環水，碧波沸蕩，堤列楊柳，垂柳如絲，濃蔭蔽日，相映成趣，故有“外蘇堤”之稱。此即昔日著名的歸綏八景之一“柳城蔭綠”。

清代一統之下的呼和浩特地區有著多重的管理體制，有管理蒙民的土默特左、右兩旗，有管理漢民的歸綏道（乾隆六年即1741年設立，下轄歸化城、和林格爾、托克托、清水河、薩拉齊“口外五廳”，后又擴至七廳、十二廳）及其所屬各廳，有統率綏遠城的將軍衙署，有管理喇嘛寺院的喇嘛印務處，還有一個不屬于上述所有行政管理機構的府邸——和碩恪靖公主府。這五大機構相對各自獨立，又相互廣泛聯系，保留下來的各類不可移動文物，成為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

新城告竣時落成的綏遠城將軍衙署，筑于城內鼓樓稍西的毗鄰處，為“漠南第一府”，是綏遠城統領滿、蒙、漢八旗駐軍及掌管西北軍政的最高權力機構，遇有戰事，還具有調遣宣化、大同二鎮（總兵）節制沿邊道、廳等權力。將軍衙署是我國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為完整、地位等級最高的清代邊疆駐防將軍府。歷時172 年，清廷正式授封的綏遠將軍為一品封疆大吏，共 78 任。光緒十六年（1890年），綏遠將軍克蒙額在衙署大照壁上親立一塊石額“屏藩朔漠”，充分彰顯了將軍衙署的地位和作用。

“屏藩朔漠”照壁

和碩恪靖公主府建于清康熙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間（1697—1706年），是清康熙帝第六女和碩恪靖公主（雍正元年晉封固倫恪靖公主）下嫁喀爾喀蒙古土謝圖親王敦多布多爾濟后居住過的府邸。公主府以傳統禮制文化為建筑理念，在皇家園林造景風格中，融入北方草原民族崇尚自然的生活習俗，建置了府邸、馬場、花園（馬場、花園已被改建）。其建筑均為漢白玉高臺基座，工藝精湛高超，風格古樸典雅，營造出皇族府邸的尊貴與威儀。院中規格最高的建筑為二進院的正殿靜宜堂，是公主處理政治事務、接見官員下屬、會見來賓貴客的場所。公主府是清代滿蒙聯姻的歷史見證，是全國唯一一座保存完好的公主府邸和內蒙古唯一保存完整的皇家建筑群，有“西出京城第一府”之稱，是古代建筑藝術重要的文化載體。真實地反映了清代早期建筑工程技術、生活水平、民族習俗、文化藝術等方面的情況，是研究清代北部邊疆地區歷史不可多得的實物依據，也是各族人民共同建設邊疆、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歷史見證。

和碩恪靖公主府

新城建成后，遷入了大批滿、漢、回、蒙、鄂溫克、鄂倫春、達斡爾人。藏傳佛教寺院規模宏大，繁盛自不必說；康、雍、乾三朝，漢傳佛教勢力也日益熾盛，僅城內就建有大小佛寺四五十座。興建綏遠城時，建造了十二座道教道觀，專從北京白云觀選派十余名滿籍道士分住各道觀，道教勢力在官方的扶植下迅速發展。從清雍正初年到光緒初年，歸綏又先后建起了蒙、滿、漢三座文廟和三座文昌廟。1724 年（雍正二年），建立了第一所官學（啟運書院），專門招收蒙古貴族子弟學習滿、蒙文和漢文儒教經義。各類俗神寺廟也鱗次櫛比，如有萬壽宮、馬神廟、山神廟、土地廟、家廟、財神廟、神農廟、魯班廟、馬王廟、牛王廟、羊王廟、關帝廟、菩薩廟、文昌祠、城隍廟、孔子廟（文廟）、五道廟、火神廟等多達八十五座之多，香火旺盛。

從清雍正年間始，回民聚居區逐漸形成，先后建有十余座清真寺。清真大寺，始建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 年），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重修。樓分兩層，形如竹節，成六棱體，莊嚴偉麗。寺中作為宣禮塔的望月樓，高 33 米，平面六角形，六角攢尖頂，拔地凌空，秀出云表，孤標聳峭，特立見奇。1874 年，歸綏建立了第一座天主教堂，1922年，羅馬教廷成立歸綏教區。清光緒中葉，基督新教進入歸綏。如登高俯瞰全城，蒙藏建筑風格佛寺殿脊上的輝煌金頂、哥特式建筑風格的天主教堂鐘塔上的鐵十字架、土耳其式建筑風格清真大寺望月樓上的星月教徽等景觀錯列并存，蒙漢藏歐各式建筑薈萃，折射出這座多民族城市的莊嚴、綺麗。

清真大寺

真正支撐人類數千年文明與溫暖綿延的是那些晝出夜伏、炊煙裊裊的日常生活。八旗軍隊的駐防，農業區的開辟擴展，各族商人的增多，城市更加繁榮。各種商店鱗次櫛比、應有盡有，有專門為本地官僚、駐軍、地主、大商人及其依附者服務的商業，如綢緞店、銀樓等；有為本地一般居民和四鄰農民提供生產工具與生活必需品的雜貨店、百貨店、收購手工業和糧食的行棧；有專門經營到蒙古各地貿易的商行貨棧，還有為數不少主要供應城區居民的行商攤販。飲食店、茶館、酒樓、戲院等一類消費、娛樂場所，生意日益興隆。因新城是一座軍營，普通民眾不能隨便出入，而新城又 為舊城增添了一大批富裕的顧客，使舊城變得更加繁榮、熱鬧，一般大的商號和娛樂場所仍然都集中在舊城中。

乾隆年間開張的“旺春元”的各處燒烤、“錦福居”的甜炒菜和葷素糕點、“榮生元”的水晶肘子和過油肉等都名揚塞外。久享盛譽的“歸化城”燒賣更是“名播京師”，相較于南方溫吞圓潤的糯米燒賣，羊肉燒麥就顯得豪放多了。旅人第一次吃時往往大為驚異，形如石榴，潔白晶瑩，餡多皮薄，噴香可口。肥美羊肉湯汁與蔥姜佐料帶來的味覺、溫度沖擊感，內餡味道的平衡與滑嫩羊肉的滿足感令人大快朵頤。作為文化融合典范的羊肉燒麥一舉撐起了中國北方的燒麥版圖，拓展了中國小吃的邊界。

羊肉燒麥

發軔于明朝中期、收官于民國初年綿延四百余年的“走西口”（“西口”原指明長城的關口，明朝和蒙古通關互市后，軍防關口變成漢蒙貿易的通商口岸，晉北、陜北與內蒙交界的長城沿線各關口皆稱為“西口”）是中國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五次人口遷徙事件之一。無數山西人、陜西人、河北人背井離鄉，打通了中原腹地與蒙古草原的經濟和文化通道，極大地改變和影響了呼和浩特的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獨一無二的生活方式成為游牧文明與農耕文明融合的最直觀體現。著名的老戲園如普慶園、燕美園、同和園，都是乾隆年間建造。晉劇和皮黃等各種民間藝術音樂先后傳入。一向以歡快著稱的內蒙古二人臺唱到走西口時，就變成了“苦調”，無不浸潤著祖輩創業的艱辛和時代的滄桑。

來自黃土高原的移民來到土默川，與當地蒙古族交流、融合，讓土默川變成了吃面食、說晉語、蒙漢融合的歸綏城，為呼和浩特涂上了一層濃重的山西底色。然而，敕勒川平原畢竟與黃土高原山川異域，受限于環境，走西口的先民不得不種植耐寒、耐旱的燕麥充饑，卻意外塑造了呼和浩特獨特的美食文化。由裸燕麥加工而成的莜面，是中華食品中惟一的“三熟”（炒熟、燙熟、蒸熟）食品，成為不可多得的綠色健康食品。充分挖掘樸素食材的潛力，白面加入就地取材的胡麻油，通過雞蛋、紅糖、鹽、起酥油等簡單配料的不同組合，就形成了白焙子、紅糖焙子、牛舌焙子、油旋兒焙子等大相徑庭的不同形態。對食物的態度，體現的是呼市人將平凡的日子過出滋味的生活態度。土默川蒙古族長期傳承的牧業經濟一直延續了下來，為當地飲食提供了充足的蛋白質，影響了呼市人評價美食的標準。充沛的肉食才能獲得呼市老饕的一句“丫丫哇，這菜真（zheng）硬（ning）呢！”的贊許。邊地自產的牛奶中和中原地區磚茶的苦澀，帶來甘甜順滑的味覺體驗。奶皮子、奶豆腐、白奶油，增添珍貴蛋白質的同時帶來不同層次的香甜與口感。

土爐焙子

或是一碗漂浮著清香炒米的醇香奶茶；或是二兩熱氣蒸騰的燒麥、一壺濃釅的青磚茶；或是一碗色香味俱全的羊雜湯配白焙子，就能夠開啟一個呼市人溫暖舒坦、“攢油豁水”的嶄新一天。

民國初年，北洋政府將歸化和綏遠兩城合并，改稱“歸綏縣”。民國時期，設綏遠特別區，后改為綏遠省，省會為歸綏。1937年，日寇侵占歸綏，成立偽蒙古自治政府，改為“厚和豪特市”。抗戰勝利，國民政府收復歸綏，改為歸綏市。1949年 9月19日，以董其武將軍為首的39名綏遠軍政各界和各族代表通電宣布起義。1952年，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由張家口遷到歸綏市。1954年4月25日，歸綏市改稱呼和浩特市，開啟了建城2300多年來的新征程。

塞外歷史文化名城——呼和浩特，置身于中國宏大的文化史背景中，在縱的方面，許多遠久之經典的歷史意義，包含于其中；在橫的方面，許多民族語文宗教習俗之結合，表現于其外。牧人的胡笳、農夫的歌謠、獵夫的號角、軍士的鐵鼓、駝商的鈴音，諸音雜陳，交織成復雜、豐富的交響樂章。不同民族文化的交匯渾融，兼容并蓄，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呼和浩特在中國文化發展變遷的歷史進程中尤顯重要而獨特。她清晰地保留著過去，容納著現在，并且孕育著眾多可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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