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和鄧穎超的感情讓人羨慕不已，然而兩人一生卻始終未能擁有自己的孩子。這一點，不免在公眾眼中成為一種遺憾。

周總理的侄女周秉德也曾透露，周總理對沒有子女這一件事感到非常遺憾。

在一次全國計劃生育工作會結束后，周總理對華國鋒等人說，他和鄧穎超有一個親生兒子，可是那個孩子卻不幸夭折了。

周總理唯一的孩子是怎么夭折的，后來為什么沒有再要一個呢？

模范夫妻相伴終生

20世紀初的中國正處于動蕩與變革中。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這不僅是一場文化和政治的革命，更是青年知識分子覺醒的標志。在天津，周恩來和鄧穎超在這場激蕩波瀾的運動中相識。他們當時都是覺悟社這一愛國學生組織中的成員，又是充滿熱情和夢想的年輕人，渴望為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復興貢獻力量。

在這段時間里，周恩來與鄧穎超在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中逐漸培育出深厚的情感。

次年11月，周恩來離開天津，前往法國勤工儉學，雖然相隔兩地，但這段異國生活并沒有削弱他們的情感聯系，反而通過書信，兩人的心靈得到了更深層的交流。

在一封寄往天津的信中，周恩來向鄧穎超表達了他的重要人生決定——信仰共產主義及其基本原則。這份信件中流露出的堅定與熱情深深打動了鄧穎超，她不僅贊同周恩來的信念，更決心與他并肩奮斗。

1923年的春天，鄧穎超在天津收到了一封從法國巴黎寄來的信，信封內還藏著一張印有油畫的明信片。明信片上描繪的是自由與希望的畫面，背面的文字“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縛！勇敢地奔啊奔！”這是周恩來對未來的向往以及對鄧穎超深深的情感。這張明信片不僅是情感的寄托，也成為了兩人愛情的重要象征。

第二年9月，周恩來滿載著留學所學和革命情懷返回中國，直接投身于黨的工作中。而鄧穎超也未曾停歇，她在天津教書的同時，積極參與地下黨的活動。

1925年7月，鄧穎超被調往廣州從事婦女工作，而周恩來則已在廣州擔任重要職務。他們的重逢不僅是個人情感的匯聚，更是革命事業中的伙伴重聚。

這年8月8日，周恩來和鄧穎超在廣州結為夫妻。他們的婚禮簡樸而真誠，沒有華麗的儀式，沒有繁復的賓客邀請，只有黃埔軍校的同事們的熱烈祝福和簡單的慶祝。婚后，他們共同在革命生涯中建立了深厚的夫妻關系、戰友關系和同志關系。

周恩來后來在一次為朋友主持的婚禮上的發言中提到，他與鄧穎超在革命隊伍里既是親密的夫妻，也是并肩作戰的戰友和同志。

而鄧穎超也回應，他們在互相學習和幫助中，也扮演著彼此的導師角色。

周恩來和鄧穎超恩愛有加，一直非常和睦，但有一次周恩來因為孩子的原因對鄧穎超大發雷霆。

有過孩子，卻不幸夭折

周恩來和鄧穎超的婚姻生活剛剛開始時，他們就迎來了生活中的第一次考驗。

1925年末，周恩來帶領部隊參與東征，他一直將革命工作放在首位，而當時21歲的鄧穎超則留在廣州做婦女工作。

這段時間，鄧穎超發現自己懷孕了。

在那個動蕩的時代，沒有丈夫的陪伴，沒有家人的支持，再加上廣州的工作局面尚未穩定，她感到一個新生命的到來可能會給她的工作和革命事業帶來不小的負擔。

在一番深思熟慮之后，鄧穎超最終決定服用中藥進行流產。彼時她還年輕，認為應當以工作，革命為主，而孩子以后還是會有的，所以她最終自己做了這個決定。

當周恩來結束東征任務返回廣州，得知妻子的決定和所經歷的痛苦后，他既感到震驚又充滿憤怒。他認為這是過于輕率的行為。周秉德說，那是他第一次在鄧穎超面前發著這么大的脾氣，他批評鄧穎超將孩子與革命放在對立面，并且私自就做了這個決定。

1926年，鄧穎超再次懷孕。此時，周恩來因為革命的需要已經前往上海，夫妻二人再次被迫分隔兩地。

1927年4月，在廣東的鄧穎超到了預產期，但因為她在懷孕時認為自己應該保護好這個孩子，所以營養太好導致孩子過大，她遭遇了一場長達三天三夜的難產。

因為那時沒有剖腹產，鄧穎超面對的是巨大的生命風險，最終醫生不得不使用產鉗這種工具，夾著嬰兒的頭將他從母親的體內夾出來。但因為手術不當，孩子剛出生便夭折了。

就這樣，周恩來一生中唯一一個親生孩子還沒來得及看這個世界一眼便離去了。

當鄧穎超看到那個已無生命跡象的男嬰，她心中非常難過。而在生產過程中她的身體遭受了極大的損傷。

本應好好修養的她，因為躲避“四·一二”大屠殺，鄧穎超在身體還很虛弱的時候從廣州轉移到香港，又輾轉來到上海，在這個過程中，鄧穎超因為剛生產過的身體沒有得到恢復，從此之后再也不能生產了。

雖然兩人一生沒有孩子，但他們的感情還是一如既往。在共產黨內部，他們彼此的扶持，擁有共同的理想信仰，而他們共同經歷的痛苦與挑戰，使得他們的伴侶關系更加深厚，共同走過了風風雨雨的五十年。

即使分隔兩地，他們也會寫書信對彼此表達愛意。

繾綣書信情

1930年，國家正處在多重危機之中。國內外的壓力交織，抗日戰爭的火焰與國內的政治斗爭并行，形成了一個復雜多變的局勢。

在這個時期，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肩負著在國民黨統治區和部分淪陷區指導工作的重任。他的行動軌跡遍布從重慶到延安，再到東南西南的各大城市，每一步都關系著黨的生死存亡和戰局的發展。

而鄧穎超一直與他并肩作戰。在重慶，鄧穎超不僅是周恩來的親密伴侶，也是一位積極領導婦女救亡運動和戰時兒童保育工作的革命者。她在城市中的堅持和斗爭，為抗戰的勝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

1939年，周恩來因解決國民黨制造的反共摩擦事件以及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需要，從重慶返回延安。

然而，周恩來在延安期間遭遇了一個嚴重的意外，他在一次騎馬時，馬因受驚而導致他不慎從馬上摔下，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

由于延安的醫療條件落后，初始的治療并未達到理想的效果，周恩來的右臂嚴重萎縮，情況一度令人擔憂。

這時，鄧穎超在重慶接到了周恩來用左手寫的字條，那歪歪扭扭的字跡彰顯出他的痛苦與不便。讀到信后，鄧穎超深感心痛，她意識到周恩來的傷勢遠比想象中要嚴重。

不久，她接到中央的電報，告知需要將周恩來送往蘇聯接受更專業的治療。鄧穎超急切地請求與周恩來一同前往，希望能在他病榻前給予支持和照顧，中央最終批準了她的請求。

8月27日，周恩來和鄧穎超乘坐專機離開延安，前往蘇聯。到達莫斯科后，周恩來被安置在克里姆林宮醫院，進行了一系列的診斷和治療。而鄧穎超則留在了旅館。

在莫斯科期間，周恩來不僅接受治療，還繼續關注國內的戰局，利用住院時間撰寫《中國問題備忘錄》，并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上進行了詳細報告。同時他還給鄧穎超寫了信告訴她自己的右臂恢復的不錯，避免她太過憂心。

次年2月25日，周恩來和鄧穎超從莫斯科返回延安。盡管周恩來的右臂活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他的精神和決心并未因此受挫。

幾個月后，他回到重慶，繼續他作為南方局書記的工作，與鄧穎超并肩奮斗。

1942年，周恩來因身體原因被迫住進了重慶歌樂山中央醫院。這個時期，不僅國內戰火連綿，國共關系也處于緊張狀態，周恩來的健康問題給他本人及其親近的人帶來了極大的擔憂。

在這樣的背景下，鄧穎超是周恩來情感上的支柱。她幾乎每天都給周恩來寫信，這些信件充滿了關懷與慰藉的話語，試圖減輕他的孤獨和痛苦。在國家與個人的雙重壓力下，這些書信成為了兩人情感交流的橋梁，也是他們共同生活的一部分。

這年7月6日，周恩來在病床上寫下了一封特別的信，寄給了鄧穎超。在信中，他深情地寫道：“結婚十八載，至友兼愛妻；若云夫婦范，愧我未能齊。”他通過這句話表達了對他們婚姻的珍視以及對自己作為丈夫的自責。

鄧穎超收到信后，迅速回信。她在回信中表達了對周恩來深切的思念與擔憂，描述了自己如何每天都在期盼周恩來的康復，以便她能卸下沉重的負擔，重新感受到快樂。最后，她在信的結尾充滿深情地寫道：“情長紙短，還吻你萬千！”，這是她對周恩來無限的愛戀和對未來重逢的期待。

后來，這些書信被保存下來，成為研究周恩來和鄧穎超個性與情感世界的珍貴資料，為后人提供了窺探這對偉人私生活的獨特視角。

我死后，骨灰也要撒掉

周恩來是黨內最早倡導火化的人之一，他反對死后的特殊化，強調從簡與實用。所以早在1956年。他就在一份死后自愿火化的倡議書上簽了名。

當周恩來知曉自己的病癥無法治愈時，他再次重申了自己的意愿：不保留骨灰，喪儀一定要從簡，堅決不搞特殊化。

遵從周恩來的遺愿，他去世后的遺體被火化，骨灰沒有被保存而是撒到了祖國的江河大地。而鄧穎超也對這一決定表示了堅決的支持，并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表達了同樣的愿望，她希望自己去世后也同樣處理，骨灰由所在的黨支部負責處理，以彰顯共產黨員的樸素風格。

1978年7月1日，正值黨的生日，鄧穎超向黨中央寫了一封信，就自己的后事做出安排，她在遺囑中明確表示骨灰不予保留，應撒掉，這是她與周恩來很久之前就共同決定的。

1982年，鄧穎超身體狀況不佳，她又將這份遺囑仔細地檢查并重抄了一遍，同時根據當時的情況，補充了關于房舍、故居處理以及對周恩來親屬、晚輩的從嚴要求的內容，再次重申了他們共同的生活態度。

鄧穎超于1992年7月11日離世，按照她的要求，身邊的工作人員給她穿上了60年代縫補過的黑色西裝，這是她在16年前送別周恩來時所穿的服裝。雖然這套衣服已經顯得舊了且略顯破損，但她喜歡這套合身的西裝。

7月18日，鄧穎超的骨灰在天津“新海門”號輪船的長鳴汽笛聲中被撒向海河，隨著滾滾浪濤奔向大海深處，完成了她與周恩來共同的樸素人生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