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好早上5點，高中同學到酒店接我去機場。我在5點前就下樓了，而她也早到了幾分鐘。

從這種對守時的嚴苛性中可以看出當初高考對我們的影響：我們一直嚴格要求自己，那些習慣不僅決定了考試成績，也影響到此后的人生。

這次在北京，見到了5個高中同學。他們都比我成績好，按照當年河南的分數線，都能考上北大（全省文科前幾十名）。

今天河南可以查高考成績了，而我們當年是估分后直接填報志愿，有相當的偶然性。盡管他們成績足夠好，卻沒有一個人敢報北大。

原因很簡單，我們都是復讀生。第一年高考我們就可以讀一個普通學校，大家復讀一年，是為了讀一個重點大學，但是卻又不敢填報最好的，我們缺乏參照。

但是想一下，我們在十七八歲的年齡，從不同的縣城匯集到一個超級高中，就像是年輕的賭徒。我們必須自己決定人生，不管是考試還是填報志愿，父母都沒有任何參考意見。

六個人的軌跡大致如下：

2人讀了財經專業(yè)，后來在體制內工作，做到一定職位；

2人讀了法律，畢業(yè)后進了北京的公檢法系統(tǒng)，現(xiàn)在又都出來做了律師；

還有一位和我，后來又讀了碩士，從事媒體相關工作。

那是1997年的高考，我們高考前在電視上看到了香港回歸。我們憧憬未來，卻也毫無頭緒。我們不懂每個專業(yè)的玄機，對“職業(yè)”更是毫無概念。

到好的大學；到遠方，到更大的地方去……這大概就是我們內心的原則。

那時當然知道馬克思關于階級的觀點，但是卻認為那是用來描述“國外”或者“過去”的，沒有想過自己所處的階層：大部分是農民子弟和鄉(xiāng)鎮(zhèn)教師子女。

我們應該都實現(xiàn)了“階層躍升”，從河南貧困鄉(xiāng)村來到了都市，目前算是“中產階層”。

在北京的同學，更能感受到這種階層的撕扯，他們要幫老家的人做很多事，時刻處在一種首都和遙遠家鄉(xiāng)的對照中。

老家的朋友會認為“在北京”很厲害，不知道一個大學畢業(yè)生踏入社會，其實只是都市的“小白”，實際上是從零開始自己在新世界的生活。

前幾天看到一個觀點：改變命運不是高考，是中國加入WTO。這話有一定道理，但是卻也忽視了我們這代人的主體性。 實際上，光是面對巨變的時代沖擊，就算了不起的成就了。

在北京公檢法上班，選擇辭職做律師，或者像我這樣，選擇做一個沒有任何保障的“個體寫作者”——可能是我們這代人才干得出來的事。

“一眼看到頭的生活沒意思”，即便人到中年，仍然敢選擇冒險的生活，敢于做出改變，這就是“我們”。

我一直覺得那一年離開老家縣城的“復讀”，是了不起的選擇，它的核心要義在于“自己做出決定，自己承擔責任”。

不管是衡水中學，還是后來崛起的我老家的鄲城一高，都有值得檢討和反思的地方，但是對那里的孩子，我卻常常支持和理解。我在他們身上能夠看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