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8日，一位在中國生活了62的美國老人在北京協和醫院因病去世，享年89歲。她的逝世引起了廣泛關注，中國社會各界以及媒體紛紛表達哀悼，她的朋友和同事們為她舉辦了隆重的追思會。在追思會上，溫家寶總理特別發來唁電，表達了國家對她貢獻的高度評價和對她人格的深切敬重。

這位美國老人的中文名叫寒春，她曾是美國開發原子彈的頂尖科學團隊中的一員，但卻在造出原子彈后來到了中國。她來到中國后，從此不再進行核物理研究，反而在中國養起了奶牛。

之后，寒春和他的丈夫陽早均獲得了中國政府頒發的居住權，成為最早獲得在華居住權的外國人之一，這在當時是非常罕見的。他們被廣泛認為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

那么，寒春作為核武專家，為什么會放棄核物理來到中國養奶牛呢？

離開美國到中國去

1953年，美國《真相》雜志爆出了一篇令人震驚的報道，題為“一個逃掉的原子間諜”，主角正是曾在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工作過的年輕女物理學家瓊·辛頓，也就是寒春。

在《真相》雜志的描述下，寒春似乎成了美國核機密的泄露者，而且她神秘失蹤多年后，竟然在北京露面。

這篇文章中，她被指控與她的丈夫歐文·恩格斯特（即陽早）共同向中國泄露了美國的核秘密，并可能協助中國發展原子彈計劃。當然，這種指控只是美國媒體的猜疑，實際情況遠非如此。

寒春在美國原子彈計劃“曼哈頓工程”中的確有過參與，當時她與李政道、楊振寧等未來的科學巨擘一同在費米手下學習，她是美國陸軍部研究核武器的“曼哈頓計劃”中少數幾位女科學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武器試驗室做費米的助手。那時，她還醉心于“高尚的”純科學研究。

在與費米合作的日子里，寒春參與了測量鈾的臨界質量的項目。這個實驗是原子彈研發中極為敏感的一環。

1945年8月，寒春參與研究的兩顆原子彈在日本廣島等地區爆炸，造成了10萬平民死亡。當她聽到一位科學家悲嘆這場破壞時，她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因為無法忍受自己的研究成果被用于摧毀生命，她最終決定放棄原子物理領域的純科學研究。

在這時，她后來的丈夫陽早從中國給她寄來了信，很早之前，她和他的哥哥韓丁，陽早就被中國共產黨在延安的抗日和社會改革的理想所吸引。而陽早的來信讓她產生了到中國的想法。

同時，延安的精神，即互助、平等、以及共同為了崇高目標而奮斗的精神，也讓她看到了一種全新的可能性，一種通過勞動和科學創造更好世界的希望。

這種強烈的理想主義驅使她毅然前往中國，將自己的生命與中國人民的命運緊密相連。

寒春的選擇是一種對人類共同未來的深刻關懷和對科學倫理的堅定承諾。而她的生活和事業的轉變，是她對科學與人道主義價值的重新審視和堅持。

先后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寒春的丈夫陽早，原名歐文·恩格斯特，1918年出生在美國農家，他在農場的童年生活讓他產生了對農業的熱愛。

因為青春年華被蘇聯革命的火光照亮，高中畢業后，他已是一位飽讀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充滿憧憬的年輕人。大學期間，陽早在紐約州立大學攻讀農學，與志同道合的同學威廉·辛頓（寒春的哥哥韓丁）結識并成為摯友。

韓丁出身知識分子家庭，深受進步思想熏陶。他向陽早介紹《紅星照耀下的中國》，陽早得以進一步了解中國人民的解放斗爭，了解毛主席的八路軍是怎么打敗日本侵略者的。而他也立志要為反法西斯戰爭做出自己的貢獻。

同時通過韓丁的介紹，陽早與寒春相識，三人都被《西行漫記》中描述的中國革命深深吸引，產生了來中國看看的想法。

1946年，陽早大學畢業，當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計劃將赫爾斯坦奶牛運往中國時，陽早作為畜牧專家加入此行，抵達上海。在中國的考察讓他目睹了當地的貧富差異和腐敗現象，這進一步堅定了他對社會主義的信仰。同年10月，陽早來到了延安，這片紅色的土地給了他全新的啟示。

延安與之前所見的中國大相徑庭。這里雖貧窮但民眾自信樂觀，陽早被安排在光華農場工作，他第一次見到毛主席時，自豪地介紹自己的農場工作，毛主席的熱情回應讓他感受到了共產黨的包容和鼓勵。

然而，美好的日子并沒有持續太久。不久后，因胡宗南部隊威脅要進攻延安，整個城市需要緊急疏散。盡管一開始不理解為何要放棄剛剛扎根的地方，但在毛主席、朱德和周恩來的耐心解釋下，陽早理解了中國革命的大局。他與其他同志們一同撤離，開始了長達一年多的轉移生活。

在這段漫長的撤退中，陽早深刻感受到共產黨與國民黨在對待人民的態度上截然不同的對比。他親眼見證了共產黨如何在艱苦中依靠群眾，如何用“小米加步槍”戰勝裝備精良的國民黨軍隊。他內心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得到了堅定，并且將自己的信念在信中傳遞給了寒春。

1948年3月，寒春在宋慶齡的幫助下終于抵達上海，并在歷盡周折后來到延安，兩人在那里的窯洞里舉行了簡樸的婚禮。

他們的婚姻不僅是愛情的結合，也是對共同理想的承諾，林伯渠為他們送來了賀詞“愛情與真理的結合”和喜聯“萬里良緣，圣地花燭”。從此，陽早與寒春攜手在中國這片紅色的土地上，為共同的信念和目標奮斗。

致力于奶牛養殖事業

陽早和寒春，一個曾是熱衷于農業的美國農場男孩，另一個則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女核物理學家。雖然出身和職業背景迥異，但他們的命運卻因一種共同的理想而緊密交織在一起。這種理想讓他們放棄了原本可能的安逸生活，選擇了與中國人民一起奮斗的道路。

在中國解放區的瓦窯堡農具廠，陽早和寒春找到了他們為人類服務的舞臺。這里不僅是生產鐵鍋和鐵犁的場所，更是技術創新的實驗田。

寒春，這位從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轉投到鄉村工廠的科學家，迅速適應了新環境。她與陽早攜手，在革新小組中致力于改良農具，共同研發了新型的鐵鏵犁，并設計制造出適用于當地的水車和風車。

在工作之余，他們的生活豐富多彩。工廠的生活不僅僅局限于日復一日的勞動，還包括文化學習和娛樂活動。寒春和陽早在這里既是技術改革的推動者，也是文化教育的傳播者。他們晚上會組織看報、學文化課程、唱歌和演出，甚至還教授中國同事英語，幫助他們打開通向更廣闊世界的窗口。

瓦窯堡農具廠因他們的到來而變得生機勃勃，他們的到來帶來了新的技術和新的思想。寒春深深地愛上了這個地方——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真誠、可愛、生動活潑。

雖然她從一個核物理學家轉變為一個農業技術改革者，但在她看來這兩者并沒有區別，因為無論是在科學實驗室還是在農田，她的工作都是為了更高的目標服務——為人類的福祉而奮斗。

1948年，帶著黨交給他們的重要任務，陽早和寒春率領83頭荷蘭奶牛來到了陜北的定遠縣三邊牧場。在這里，他們耗費了三到四年的時間，不僅幫助改良了當地的牛、羊、馬、驢的品種，還向農民傳授了現代化的養牛技術，極大地提高了當地的畜牧業水平。1955年，他們又帶領1000多頭牛移居至西安的草灘農場，進一步推動了中國北方的畜牧業發展。

在西北的13年間，陽早和寒春與當地工人、技術人員一道，共同經歷了中國農業最困難的時期，也共同見證了新中國農業的迅速發展。他們放棄了本可以享受的特權，選擇與農場工人同吃同住，同甘共苦。在這期間，他們還研發了奶牛飼料鍘草機，該機械不僅銷量接近100萬臺，而且至今仍是草灘農場的主導產品之一。

1966年，當他們被調到北京從事翻譯工作，并住進了專家樓時，他們感到郁悶和不適。陽早和寒春認為，自己作為養牛的人不應該住在樓房里，他們多次提交報告，請求返回農場。六年后，這個請求終于得到批準，他們移居到昌平區沙河小王莊的農機院農機試驗站，繼續從事農業機械改良和奶牛飼養機械化的工作。

他們的技術革新和人性化養牛方法使小王莊在“白色革命”中取得了巨大成功。通過20多年的努力，這里的奶牛產量和質量都名列前茅。2003年，小王莊的每頭奶牛的產奶量位居全國首位。他們因此獲得了多項榮譽和獎項。

2003年，陽早逝世后，寒春在他的訃告上堅持加上“為全人類的解放而奮斗”的評語，寒春表示，他們在中國呆了一輩子，是為了信仰而來的。

首批獲“綠卡”的外國人之一

寒春的一生，是對信仰的追求和對理想的堅守。她因對中國農業特別是奶牛優良品種培育的貢獻而被譽為“紅色農場耕耘者”。她將自己畢生的精力都獻給了中國的奶牛事業。2004年，她榮獲中國“綠卡”，成為首批獲此殊榮的外國人之一。

2010年6月8日凌晨，寒春在北京協和醫院因病去世，享年89歲。她的逝世引起了廣泛關注，朋友們為她舉辦了追思會，連溫家寶總理都專門發來唁電，表達對這位偉大友人的緬懷。

寒春生前對待生活極其簡樸，她痛恨任何形式的浪費。丈夫陽早去世后，她摘下他體內的心臟起搏器，因為這起搏器值12萬，可以留給買不起的人使用。這副起搏器后來被送往新疆，救助了一個心臟病患者。在處理陽早的后事時，寒春堅持簡樸到極致，他決定不給陽早穿上一絲衣物，認為人已死去，不應再浪費。

陽早的骨灰最終沒有被安放在與他生前職位相符的地方，而是按照寒春的意愿，進行了樹葬，被埋在能看見牛的地方。

她把陽早的骨灰安放在小王莊牛場牛圈旁邊的小松樹下，春天時進行樹葬，而對于寄存骨灰的費用，她覺得“40元太浪費”。

寒春曾公開批評資本主義，堅定地支持社會主義理念，甚至在個人的養牛事業中都引入了她的政治信仰，將母牛定義為“社會主義”的，而用西方引進的公牛精液則被她戲稱為“帝國主義”的。

她生前常與中國政府高層領導交流，但從未為個人生活提出過特殊要求，總是關心國家和民生的大問題。她的堅定和真誠，使得她在朋友和同事眼中成為了一面鏡子，讓人反思個人的行為與信念。

寒春不僅在科學領域有所建樹，更在為人類服務的廣闊天地中，留下了深刻的足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