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7日，余秋里正因病在廣州休養。

“老人家病情嚴重，你趕緊來一趟北京。”

當天，老戰友王震突然給余秋里急電說道。

聽了王震言外之意的余秋里不顧醫生勸阻，當即動身前往機場。

奈何，遺憾才是世間常態，縱使余秋里緊趕慢趕，但還是遲了一步，下午余秋里剛下飛機，便得知，老人已在上午病逝了。

悉聞事實，余秋里瞬時眉頭緊蹙，隨后抬頭望了望天，嘆然道：

“走了也好，走了也好。”

這個老人不是別人，正是和余秋里私交甚密的周總理，二人相識數十載，并肩作戰數年，情誼早已深入彼此的內心。

當今，周總理離世，余秋里卻極為坦然，這又是為何？

臨危受命

石油相當于一個國家的血液，任何國家想要健康發展都離不開它，50年代初，由于我國剛剛恢復和平，百業待興，但我國的石油資源極為緊缺。

根據相關數據，當時我們國家的石油短缺達到了60%，而西方國家為制裁我們國家，嚴詞拒絕了我們的“石油引進需求”不說，還對我們實行了經濟封鎖。

苦于現狀，長安街上一度出現了“公交車背著煤氣包”行駛的現況。

部分地方的汽車甚至還燒起了酒精、木炭，毛主席戲稱這種現象為，“車無油”。

但實則，我們國家的石油資源是極其豐富的。

只是，礙于地質勘探能力弱，再加上負責石油開采任務的團隊能力相對欠缺，眾人雖付出了諸多努力，但終沒有取得什么突破性的成果。

到1949年，我國的石油產量只有12萬噸，其中5萬噸還是人造石油，這對于急需石油資源帶動整個工業化發展的新中國來說，實屬杯水車薪。

為此，盡快找到一位有力的領導人，加強我國的石油工作成了當下的第一要務。

幾經搜尋，中央方面仍未有滿意的結果之際，彭老總找上了正為此事忙得焦頭爛額的周總理。

“我看余秋里就挺合適的。”

彭老總如此言語，周總理瞬時豁然開朗：

“是啊，我怎么沒想到余秋里呢。”

余秋里，16歲參加革命，在軍中以年輕，卻頗有膽識、見地聞名。

參加革命不久，同期戰友還在戰場上浴血殺敵，余秋里便早已憑借著紅軍反“圍剿”戰中，妙計活捉敵縱隊司令員張振漢一事，聲名遠揚。

解放戰爭中，余秋里善于根據不同的戰斗環境，制定相應的戰術，發明了包括“三查運動”在內的多種戰斗方式。

悉知事情始末，毛主席對余秋里大肆夸贊了數次不說，還將其推廣至了全軍。

而開采石油一事，需要的正是這樣一位有膽識、有氣魄的領導。

周總理當即找上了余秋里，不想，事情進行得遠沒有他想象中順利。

接到通知后，思量一番，余秋里以“自己沒有這方面的工作經驗，恐耽誤國家大業，國家一定會找到更合適的人選”為由，謝絕了周總理的力邀。

好在之后毛主席及時出面，一番語重心長，這才扳回了余秋里毅然決定讓位的決心。

“工作經驗是一點一點積累出來的，期間你有什么困難，盡管和組織提，組織一定會全力幫助你，眼下我們國家急需石油，還是需要我們的同志多付出一些的。”感慨于毛主席為國為民仁心的同時，余秋里也有自己的考量。

而且，這勢必是一件繁重的任務，過去數十年，先輩們幾經努力，也不過才開采了十幾噸。

余秋里擔心自己無法勝任這一要務，但遇難而退不是中國干部的風骨。

思索數日，最終，擔當戰勝余慮，余秋里主動向毛主席請了愿，“我去石油工業部。”

梅花香自苦寒來

1958年3月1日，余秋里到任石油工業部，石油工業部先前的領導李聚奎退居后位，輔佐余秋里。

隔山如隔山，為盡快入門，余秋里先是去拜訪了地質部長、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從李四光那里，余秋里了解到了大量石油地質方面的理論知識。

到底是聰慧之人，由點及面，很快，余秋里便斷定，我國石油開采量上不來，相關技術欠缺是其一。

最為根本的是，眼下我國地質勘探能力太弱，無法有效界定石油資源所在的具體位置。

方向明，謀事專，為解決這一問題，余秋里當即召集了數十位地質部、石油部的專家，共商此事。

一番集思廣益，唇槍舌戰過后，讓余秋里為之一振的結論躍然紙上，“我國東部地區可能蘊藏著大量的石油資源。”

時不我待，余秋里當即率眾前往東部地區，事情進行地順利，也不順利。

辛苦數月，眾人在此處確實發現了油田，并且還一連發現了三個。

不想，大家還沒來得及為這來之不易的結果歡呼，便被殘酷的現實打懵了。

“這三個地方都有原油，但我們還沒怎么開采，石油就見底了。”

付出但沒有得到成果的挫敗、失落感，余秋里在戰場上體驗過無數次，但從未像這次這么無力。

“國家急需石油，我卻把事情辦成這個樣子，我覺得我辜負了國家和人民對我的信任。”

即便事情過去多年，再回憶起當年的那一幕，余秋里仍頗感愧疚。

之后要不是毛主席及時出現，給余秋里打了一針強心劑，后面的路到底該怎么走，余秋里實在是不知道。

“開采石油期間遇到困難是肯定的，只要大家不氣餒，不放棄，堅持下去，一切就都有可能。”

悉知事情始終，毛主席主動找上余秋里，寬慰他道。

毛主席的這番話，猶如一團希望之火，又重新燃起了余秋里決定和石油開采困境對抗到底的決心。

簡單收拾了下事態，余秋里緊急召集眾人，開始了下一輪的“探油規劃”。

結合上次的經驗，又積極討論數日，最終，眾人將目標地定在了東部地區的松遼盆地。

為避免重蹈上次的覆轍，正式開采前，余秋里又帶領眾人仔細研討了數日。第二次得到的結果和第一次的完全一致后，簡單休整數日，余秋里帶領團隊啟程前往了松遼盆地。

好在結果還算理想，不分晝夜，拼命苦干數日，眾人在地質淺鉆中發現了油砂，發現油砂，便證明，這個地方肯定含油。

欣喜于眾人付出暫時有所得的同時，余秋里又隨之為一個問題苦惱了起來。

既然這個地區有石油，那便意味著，接下來團隊要在這片土地上大干苦干，以盡快開采出地下的石油。

開采石油，少說也需上萬人，但眼下，他手上根本沒有這么多的人手。

為盡快解決這一問題，余秋里開始到處奔波。但因國家正值建設巔峰時期，各個部門都需要人手，余秋里雖求助了諸多人，卻都沒有得到什么回應。

問題歸問題，但行動還是必須得進行下去。

“涉及國家大計的事情，我們不能耽誤分毫。”從接下石油開采任務的那一刻，余秋里便篤定道。

余秋里又隨即踏上了求助之途，不想，努力卻始終毫無所得才是世間常態，幾經求助，余秋里仍舊一無所得。

走過的路，到底沒有白走的，就在余秋里仍在苦苦思索破局的方法之際，周總理找上了他。

“需要多少人，你給我說。”周總理著急詢問余秋里道。

“三萬人就夠了。”驚訝于周總理竟會主動找上自己的同時，余秋里當即應答道。

“立即給石油部調三萬退伍兵。”隨后，周總理一聲令下。

來之不易的驚喜擊得余秋里手足無措，本想鄭重感謝周總理一番的余秋里念及當下事態緊急，強壓下心底的感激之情，當即開始部署開采石油的后續事宜。

4月27日，松遼盆地石油開采大會戰在薩爾圖草原舉行，只是，彼時的余秋里斷沒想到，也就是這一舉行，竟會開創一個時代。

因著前面的鋪墊，再加上后期技術到位，開采石油的工作進行地遠比余秋里想象中順利。

單日開采量遠高于第一次不說，最為根本的是，隨著開采工作的進行，該地區的石油量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有越發增多的跡象，如此便意味著，該油田極有可能是一塊特大油田。

但考慮到開采工作遠沒有結束，為避免最后又是一場空，余秋里心底雖欣喜難耐，但終沒有做些什么，只是一昧全身心撲在開采一線，指導著石油開采工作。

到1964年，因選址正確，再加上數萬人大干苦干，我國的原油年產量達到了500多萬噸，四大類石油產量達到了437萬噸，至此，我國已基本實現了石油自給自足。

據相關數據，1964年，我國的石油自給率達到了88.3%，這和我們最初的，60%的石油緊缺率，可謂一個天，一個地。

最為欣喜的是，該地區的石油產出量仍在源源不斷增加，而這片油田不是其他，正是“養活”了整個中華民族，乃至日后名震世界的大慶油田。

1964年12月，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周總理對余秋里等人的辛苦付出給予了高度贊揚、肯定。

“因著余秋里等同志們的辛勤努力，我國的石油開采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眼下，我國各方面建設所需的石油，基本上都能自給自足了。”

感恩于周總理及時伸出援助之手的同時，昔日，眾人辛勤付出的一幕幕又逐漸浮現在了余秋里眼前。

石油是每一個國家都十分看重的自然資源，抗日戰爭期間，日本地質學家就曾多次到東北地區進行過地質勘測。

但因前期準備工作不足，技術不到位，日本方面雖付出了諸多努力，但始終一無所獲。

為此，剛發現大慶油田時，為防止消息泄露引來日本方面，余秋里積極響應國家保密政策，對內對外都宣稱該地區為“農墾場”。

保守秘密的每一天，余秋里無不是在心驚膽戰中度過。

好在最終結果很是理想，開采石油期間，得益于余秋里守口如瓶，及對部下強調關于大慶油田的消息，民眾不知分毫。

平日里，他們住的是“干打壘”住房。所謂“干打壘”，即該房間的門窗和房檁用木材搭建，周圍墻體則都用泥土夯實壘起來。吃的是自己在大荒原上種的高粱米飯、蔬菜。

難是難，但好在一切他們都挺過來了。

新的啟程

結束也是開始，就在余秋里準備進一步在石油領域大展身手的時候，一紙新的調令打亂了他之后所有的安排。

鑒于余秋里在石油領域出色的工作能力，毛主席決定調任他到國家計劃委員會，擔任第一副主任。

全然意料之外的安排打地余秋里措手不及。礙于國家計劃是個綜合部門，工作內容繁雜，且自己完全沒有這方面的工作經驗，也不具備相關的經濟學知識。

為此，對于當天找上他，告知他這一安排的周總理，余秋里焦急回應道：“不行，我擔心自己做不好這項工作。”

不想，周總理非但沒答應他，反而直言，“工作經驗都是積累出來的，前期你需要什么，你盡管提，我一定盡全力支持你的工作。”

而周總理之所以如此言語，是因為他斷定，余秋里定能擔得起這份大任。

執掌國家計劃委員會，該領導人需具備一定經濟學識，但比起經濟學識，該領導人更需具備一股不懼萬事的“狠勁兒”。

而這一點，周總理就曾在余秋里身上親眼“見證”過。

1936年3月，長征行至云南烏蒙山區，時任十八團政委的余秋里奉命率部截停大部隊背后窮追不舍的國民黨軍隊。

前期，因余秋里部署有力，我方戰士配合默契，交戰數次，我方捷報頻頻。就在所有人以為事情會一直這么下去的時候，危急情況突發而至。

“團長，快臥倒。”本應在后方部署戰斗的余秋里倏然沖出，拉著團長就往地上爬。

結果好壞參半，因著余秋里的舍命一搏，團長安然無恙，但余秋里的

左臂卻因此嚴重負傷。

子彈正中余秋里的左臂，因穿透力過大，余秋里的左臂被完全擊穿，皮骨炸裂，整條手臂血肉模糊。

驚魂初定，之后隨著團長的追問，在余秋里的講述下，剛才危急的一瞬間又瞬時展現在了眾人面前。

原來，當時余秋里正在觀察對面的地形，以進行新的軍事部署。

剛低下頭看地圖的工夫，再抬頭，再看，對面山坡的制高點上竟有一名敵軍狙擊手正瞄準著團長。

顧不得其他，余秋里當即跑上前去，提醒團長危險的同時，一把拉過了團長，團長有驚無險，而他自己卻躲閃不及，被子彈擊中。

刺骨的疼痛刺激著余秋里的每一根神經，奈何當下事態緊急，為不耽誤大部隊正常行軍，余秋里強忍下劇痛，簡單包扎了下傷口，便又轉身投入到了戰斗中。

而這一忍，就是整整192天，直到9月抵達甘南后，因拖延時間過長，余秋里的傷口潰爛嚴重，惡臭頻發。

醫生坦言，左臂已沒有再留的必要，且再留肯定會危及生命，不得已之下，余秋里才做了截肢手術。

實則，也不是余秋里想忍，是他不得不忍。

行軍途中，部隊缺醫少藥，別說做手術的相關器械了，部隊就連最基本的麻藥也沒有。

礙于現狀，余秋里是忍也得忍，不忍也得忍。

期間，無論多疼，多難，余秋里都沒抱怨過，為止痛，余秋里直接拿涼水往傷口上澆。

痛意再次來襲，便再澆，重返往復，直到最后連涼水都拿他的傷口沒了辦法。

念及革命大業尚未完成，痛失左臂，余秋里固然心痛，但終沒有多說什么，只是一昧隱忍著。

敬佩于余秋里鋼鐵般意志的同時，戰士們當即為他起了一個別名，“獨臂將軍”，自此，“獨臂將軍”便成了余秋里的專有名號。

實踐是檢驗所有事物的唯一標準，而之后的事實則證明了，毛主席和周總理的這一決策是有多么英明。

繼往開來

念及國家當下確實需要有力的領導人，自己也屬實心系民眾，余秋里心底雖很是忐忑，但還是接下了這一重任。

不想，之后的路遠比他想象中難走。

工作過程中，繁雜的項目，工作的忙碌，這些余秋里都能忍受，真正讓其無法忍受的，當屬計委內部部分陳舊，嚴重阻礙國家發展的規章、計劃。

時代在進步，民眾的需求在變，為讓國家計委更好地為民眾服務，余秋里在組內提出，“我們需根據實際情況，制定一些新的計劃。”

余秋里本以為自己定會“收到”不少異議，且已做好了和組內成員辯駁的準備，不想，成員們非但沒反對他，反而很是支持他的提案。

也就是在這時，余秋里真正意識到，自己當初的那一決定是有多么正確。

原來，剛上任時，余秋里根據毛主席的意見，先是組織成立了一個“計劃參謀部”，主要負責抓大的戰略問題。

成立“計劃參謀部”時，上級建議他從其他單位調選人員，但余秋里卻堅持認為，該小組的成員需從國家計委中選取。

至于原因，“隔行如隔山，肯定還是我們國家計委的同志更為熟悉計委工作。”

回顧始終，也正是因著他當初的那一堅持，當今事情才會進行地這么順利。

提案一致通過后，余秋里根據實際狀況，編制了一項新的“三五計劃”。

所謂新的“三五計劃”是指，余秋里將之前安排投資的農、輕、重順序轉變成了重、農、輕順序。

因余秋里指導有方，組內同志們行事利索，很快，該計劃便取得了初步成效，之后，余秋里又根據實際情況做了新的調整。

不斷改革期間，苦是苦的，累也是累的，但好在周總理一直在背后支持著余秋里的工作。

“期間，我遇到解決不了的難題會及時找周總理，周總理不管多忙，都會抽出時間幫我。”

即便過了多年，但回想起當年二人并肩作戰的那一幕幕，余秋里仍感慨道。

而這一幫就是整整十年的時間，如果說，在國家計委工作期間的經歷讓余秋里對周總理感激備至，那么之后“特殊時期”的那件事，可謂徹底堅定了余秋里決定終身追隨周總理的決心。

特殊時期，余秋里也受到了波及，就在余秋里以為自己一定會受到懲處的時候，周總理及時站了出來。

“無論是開采石油，還是抓國家經濟建設，余秋里都付出了很多，且都取得了矚目的成就，余秋里肯定是要保的。”

因著周總理的庇護，余秋里轉危為安，得以進行之后的工作。

感激周總理對自己力保的同時，余秋里將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國家經濟建設中。

1975年，因其成就突出，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在周總理的提名下，余秋里被提拔任命為了國務院副總理兼任國家計委主任。

奮斗多年，終于取得了一點成就，但余秋里卻并沒有想象中那么歡喜。

遺憾才是常態

因操勞過度，彼時，周總理的身體已嚴重抱恙，余秋里心痛欲裂，卻又無能為力。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過數月，余秋里也因病住進了醫院。

人在醫院，心在總理身上，住院期間，余秋里時時記掛著周總理，唯愿總理能早日康復。

不想，事與愿違，不過數日，當他得知周總理的消息時，竟已是其病重之際。

1976年1月7日，正在廣州休養的余秋里倏然接到了老戰友王震的電話。

“老人家病重，你趕緊來一趟北京。”

聽出了王震言外之意的余秋里，力駁醫生讓他務必留在醫院治療的提議，當即動身前往機場。

但一切都來不及了。余秋里下午剛下飛機，便被告知，周總理已在上午病逝了。

愕然的現狀擊得余秋里心如刀絞，悲從心上來，顧不得周圍眾人，余秋里瞬時淚如雨下，“我還是來遲了一步。”

奈何，事已至此，悲痛之余，余秋里亦釋懷道:

“也好，走了也好，走了就不用再受病痛折磨了，他為新中國付出了太多。”

1月10日，余秋里拖著沉重的病體參加了周總理的遺體告別儀式。

告別儀式上，因太過悲痛，余秋里崩潰大哭，一度連路都走不穩，最后是在幾個工作人員的攙扶下，才走完了全程。

事情好過去，但回憶難消，日后每每回憶起周總理，余秋里便心痛難耐，“沒有周總理，也便沒有今天的我。”奈何，往事不可追。

1999年2月3日，余秋里在北京逝世，享年85歲，走完了他光榮而偉大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