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波瀾壯闊的一生中，他屢次面對巨大的危險，但總是能夠化險為夷。這不僅僅歸功于他個人的膽識和智慧，還有許多朋友和同志在關鍵時刻伸出援手。

特別是在他的青年時期，毛主席因直言不諱地批評時政而觸怒了當時的湖南省長趙恒惕。趙恒惕深感威脅，秘密下達了逮捕命令。

此次脫險多虧毛主席的前教師劉策成提前傳遞消息，多年后，當毛澤東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時，他收到一封來自劉策成的信件。

這封信里寫了什么，毛主席又是如何回應的呢？

與毛主席的師生情誼

劉策成生于1883年的湖南省新邵縣花橋鄉的一個簡樸農家。因為自小展現出超乎常人的聰明才智和勤奮，這使他在學術和人生道路上嶄露頭角。

經過不懈的努力，他最終在廣西優級師范學校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并留校任教，開啟了他的教育生涯。

到了1913年，他因其卓越的教育才能和創新的教育理念，被任命為湖南省邵陽中學的校長，很快在教育界建立起了崇高的聲望。

然而，正當他的教育生涯進入高峰期時，政治變革的波瀾席卷而來。劉策成因公開反對袁世凱自立為帝并積極參與革命活動，與同事李洞天及學生匡互生一同遭到湖南省政府的逮捕。在那段陰暗的牢獄生活中，李洞天的不幸犧牲，而他因革命家蔡鍔的力保免于一死，卻被判處了十五年的沉重刑期。

幸運地是，袁世凱去世后，劉策成獲得釋放，并迅速回歸到他所熱愛的教育領域，擔任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的歷史教員。他的釋放和歸來在長沙城中激起了巨大的反響，盡管多數市民未曾親見其人，但關于他的英勇抗爭的故事卻廣為流傳，激勵著無數追求自由與正義的人們。

在這期間，一個充滿理想和熱情的青年也聽聞了劉策成的英雄事跡。他對這位敢于挑戰權威、為理想奮斗的劉策成深感欽佩，這位青年就是毛主席。在得知劉策成即將成為自己學校的教員時，他無比激動，期待著能從這位傳奇人物那里學習和獲得啟發。

劉策成重新投身教育工作后，不再局限于傳統的歷史教學，而是將課堂變為歷史與現實的對話平臺，用歷史的教訓啟發學生思考現實問題。這種教學方法深深吸引了毛主席，兩人常在課后進行深入的思想和哲學討論，毛主席不僅成了他的忠實聽眾，更成為了思想上的追隨者。而劉策成也極度贊賞毛主席的才智和志向，認為他“志氣銳，思非凡，是奇才”。

在文化書社的初創階段，因為資金緊張，毛主席向劉策成尋求幫助。劉策成在了解情況后，立即匯款300元以支持這個項目，這在當時是一筆相當大的資金。

劉策成堅稱這筆錢是對毛主席及其理想的投資，這深深打動了毛主席，同時也加深了他們之間的友誼和師生關系。

這段深厚的關系及其教誨在毛澤東后來的革命活動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成為他在面對困難與挑戰時堅持信念的重要力量。

趙恒惕策劃逮捕毛澤東

1923年，湖南省的政治舞臺風云變幻，社會動蕩。在這一年中，毛主席地發表了兩篇犀利的文章——《省憲下之湖南》和《省憲經與趙恒惕》，針對時任湖南省長趙恒惕的政策弊端和個人行為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公然挑戰了他的權威。這一行為引發了趙恒惕的極大憤怒，進一步加劇了他對毛澤東的敵視。

之前，譚延闿與趙恒惕之間因為權力斗爭，毛主席和中共湘區委在這場斗爭中堅定地站在了譚延闿一邊，已經讓趙恒惕對毛主席產生了敵意。

所以在譚延闿的部隊撤出湖南后，趙恒惕抓住機會，對毛主席等政敵展開了大規模的打壓。他下令關閉了湖南自修大學，這所學校不僅是進步思想的聚集地，也是毛主席和他的同志們活動的核心。此外，趙恒惕還鎮壓了水口山工人運動，這是一場旨在改善工作和生活條件的工人自發抗議運動，結果遭到了趙恒惕政府的殘酷鎮壓。

因為趙恒惕的鎮壓措施日益嚴厲，使得毛主席的處境變得非常危險。

決心要徹底根除這個政治障礙的趙恒惕，開始密切監視毛主席的一舉一動，并策劃了一次精心設計的逮捕行動。

這一消息很快被地下組織獲取，許多支持毛澤東的活動人士和同情者迅速行動起來，密切合作，策劃如何保護這位未來的革命領導人。

1923年12月，28日至31日的這幾天對毛澤東來說成為了生死攸關的時刻。通過多方面的保護和隱秘操作，毛澤東在一系列緊急的轉移和藏匿后，終于成功脫離了趙恒惕的追捕網。而在這個事件中，湖南省會警察廳廳長劉武（即劉策成）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是他在關鍵時刻，他選擇將內部消息透露給毛澤東，為后者的安全脫險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情報。

暗傳消息助主席脫險

劉策成此時是湖南省會警察廳長，他與省長趙恒惕之間的關系不僅涉及政治合作，還有私人關系——趙恒惕的侄女是劉策成的兒媳婦。

劉策成在擔任警察廳長期間，沒有完全沉迷于權力斗爭的漩渦，反而將大量精力投入到了保護和修繕長沙的文化遺產中。在他的推動下，天心閣及其周圍的城墻得到了精心修復，并且仿照北京的文淵閣建立了兩座軒亭，通過長廊與主閣連接，使得整個區域煥發出新的活力。在他的主導下，長沙首座市民公園——城南公園建成，為市民提供了一個美麗而寧靜的休閑場所。

1923年底，隨著趙恒惕開始鎮壓政治對手，尤其是針對他的老對手毛主席的追捕行動，劉策成面臨了艱難的抉擇。作為毛主席的前教授，劉策成對毛主席抱有深厚的敬意和情感，并對政局有著深刻的洞察。在得知趙恒惕密謀逮捕毛主席的行動時，他決定采取措施。

在一次秘密會面中，劉策成告知了長沙東區警察署的署長王建屏趙恒惕的計劃。由于與王建屏有著深厚的私交和信任，他請求王建屏幫助確保毛主席的安全逃脫。王建屏深知劉策成的為人和此事的重要性，因此他謹慎地安排了自己的兩名警衛在夜間前往清水塘，希望及時警告毛主席即將面臨的危險。

那晚，毛主席并未在家，警衛們繼續追蹤至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會址，并成功面見了毛主席，告知了他即將發生的逮捕行動。第二天清晨，毛主席悄然離開長沙，而王建屏則在城區內制造大規模搜索的聲勢，成功誤導了追捕者，確保了毛主席的安全脫險。

寫信請求主席安排工作

1939年，中國正處于抗日戰爭的艱苦階段，劉策成得知周恩來即將前往南岳衡山視察當地的游擊干部訓練班時，決定上山，親自會見周恩來。

在山頂，周恩來回憶起毛主席曾與他分享的往昔歲月，尤其是他們在長沙的日子以及劉策成在關鍵時刻對毛主席的救助。

那年，劉策成還專程前往邵陽雙坡嶺五井塘，拜訪了居住在當地一個農民家中的八路軍駐湘代表徐特立。在與徐特立的深入交流中，劉策成表達了他對共產黨抗日主張的堅定支持，并請求徐轉達他對毛主席的敬意和贊同。

隨著新中國的成立，劉策成試圖重新與毛主席建立聯系，表達了他希望繼續為人民服務的愿望。

1950年8月16日，毛主席回應了他的來信，建議劉策成不必親自前往北京，可以直接在長沙聯系省長程潛。劉策成遵從毛主席的建議，迅速行動，前往長沙并成功與程潛會面。他很快被安置在湖南省人民政府參事室擔任參事，雖然這一職位待遇優厚，但劉策成仍希望能轉崗到省文史研究館，因為那里的環境更適合他從事《莊子集解內篇補正》的學術研究。

毛主席在1951年2月7日的第三封信中告知劉策成，已經聯系統一戰線部李維漢部長，為他的工作調動做安排。在周慟來和李維漢的共同商議后，決定將劉策成安置在中央文史研究館。6月，劉策成正式收到了聘書，這份由總理周恩來親筆簽發的文件，正式任命他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史研究館館員。

7月，劉策成帶著家人遷至北京，開始了他在中央文史研究館的新生活和工作。在這里，他繼續致力于文史研究和寫作，不斷深化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和闡釋，為中國的文化和歷史研究作出了貢獻。

學術研究取得成果

1951年，劉策成及其家人遷移到了風景秀麗的北海公園附近，這穩定和寧靜的學術環境使他能夠專注于長期以來深愛的學術追求——對《莊子集解內篇補正》的校勘與訂正。

當時，作為新聘任的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劉策成本應接收的聘書由于一個地址上的誤會并未能及時送達。

原本的目的地是前門草場長巷五條的寶慶會館，但實際上劉策成已經在毛主席的安排下住進了惠中飯店。

周總理得知這一情況后，迅速更正了聘書上的地址，并確保了聘書能夠準確送達。劉策成收到聘書時，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穩定的家庭生活為劉策成提供了一個充滿愛與支持的環境，雖然視力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到他的閱讀和寫作，但他從未放慢學術步伐。

在這段時間，他的兒媳趙懿馨成了他不可或缺的幫手，常常幫他抄寫稿件，同時他也收到了徐特立、陸定一、郭沫若、黃炎培等多位學者和老朋友的來信，他們對莊子的討論激發了更多的學術靈感。

1953年春，周世釗老師從長沙來到北京，他不僅是毛主席在湖南一師的老同學，也是劉策成的前學生。周世釗的到來為毛主席帶來了久違的校園回憶。在一次聚會中，毛主席表達了對劉策成的深厚敬意，贊賞他在長沙時代的抗爭功績以及對《莊子》的深入研究。毛主席提到，盡管自己未能深入研究《莊子集解內篇補正》，但已指示相關部門盡快出版這部作品。

1953年，《莊子集解內篇補正》由北京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并被國家圖書館列為重要藏書。這本書的出版不僅是對劉策成學術生涯的肯定，也是他對中國哲學研究的貢獻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