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夏秋，中央率領紅一方面軍和張國燾指揮的紅四方面軍會師后不久，就因為南下還是北上等問題發生了分歧。這個分歧到兩河口會議時已經非常明朗化了。

據楊尚昆回憶，在兩河口會議討論的過程中，博古等幾個同志不講策略和方法，用挖苦的方式諷刺張國燾的主張是麻雀飛進陰溝，進得去出不來，只有死路一條。

張國燾聽后非常生氣，質問博谷：“你說我是麻雀，你博谷懂得什么？你把中央蘇區那么大塊根據地都掉丟了，不能由李德這個外國人負責吧？你們都要負責”。

最后，張國燾雖然勉強同意了中央的北上方針，但矛盾已經醞釀得很深了。此后又發生了張國燾向黨要權當上紅軍總政委的事情，以及要求撤銷博古總政治部主任，要求中央批準任命四方面軍9名干部為政治局委員等事情。

8月下旬，右路軍千辛萬苦走出草地后，在潘州等了半個月，等張國燾和左路軍前來，這期間又發生了張聞天和陳昌浩的沖突。

事情是這樣的，在等待張國燾和左路軍北上的日子里，總政治部主辦了一份《干部必讀》的刊物，主編是張聞天。

有一次，張聞天在這份刊物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北上南下是兩條路線斗爭》的文章，內容是強調北上的正確性以及南下的不可行，但在一些地方措辭用句顯得有些不合適，當時規定《干部必讀》的文章發表時，每一篇都要經過編委會的同意。

張聞天于是把自己的這篇文章拿到編委會給大家念，但文章還未念完，編委之一的陳昌浩就拍桌大罵，話說的非常粗魯，揚言如果張聞天敢發表這篇文章，他就要發動四方面軍的干部斗爭他，張聞天最后把這篇文章抽了出來，沒有發表。

這件事傳到毛主席那里后，毛主席生氣的批評了張聞天。毛主席的意思是，在現在這樣的僵局下，避免沖突，爭取張國燾和左路軍北上才是首要的任務。

9月8日，張國燾突然致電陳昌浩和徐帥，要他們立刻帶著所有右路軍南下。這封電報無疑違反了中央三令五申的北上方針，充滿了脅迫的意味。

這封電報的原文內容爭議頗多，無論原文中有沒有“武力解決”的字樣，不可否認的是，這封電報已經非常嚴重的違背了黨的組織原擇，醞釀著分裂的巨大危機。

葉劍英把這封電報交給中央后，中央面臨著兩種艱難的選擇，一、委曲求全，放棄原先的北上方針，這樣的結果是一步步受李德挾持，最后失去權威和地位。二、分道揚鑣各走各的。北上雖然是光明的，但單獨北上會帶來怎樣的變數誰也不能肯定。

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張聞天對這個問題陷入了猶豫，應該說他的猶豫也屬情有可原。尤其是考慮到當時兩軍已經進行了混編，朱老總和劉伯承帶著一方面軍的紅五軍團和紅九軍團在左路軍和張國燾一起行動，四方面軍的紅四軍和紅30軍在右路軍和中央一起行動。

如果各走各的，會不會和右路軍中的四方面軍的兩個軍發生沖突？會不會造成紅軍打紅軍的局面？再者，這樣就意味著要和朱老總、劉帥率領的其他一方面軍部隊分開了，這更加難以接受。

張聞天是一個受過布爾什維克教育的同志，擔心這樣不符合布爾什維克的原則，又因為無法接受不可預測的結果，一時間下不了這種決斷。

張聞天等同志后來都承認，當時唯一能做出這種決斷的只有毛主席，如果不是毛主席詳陳利害，說服了大家，用“非布爾什維克”的辦法帶著一、三軍團脫離右路軍單獨北上，那么后來的黨史會如何發展，可能不堪設想。

中央率領陜甘支隊單獨北上來到陜北后，張聞天同志對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對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對確定“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作戰方針等重大決策都是有很大貢獻的。用劉英的話說就是：在一系列的重大事件中，張聞天都是支持毛主席的，視同毛主席并肩作戰過來的。

不過，歷史和實踐已經證明毛主席才是真正能帶來黨和人民走向勝利的那個人。在這個過程中，張聞天不貪戀權位，自覺的給毛主席當幫手，贏得了大家的一致認可。毛主席曾說：洛甫是不爭權的，張聞天則說：真理在誰手里，我就跟誰走。

據統計，從1935年10月到1938年10月六屆六中全會，毛主席被正式確定為黨的領袖，期間以他們兩人聯合署名的電報就有286封，占到了張聞天全部電報的三分之二。

對于自己在過去工作中因經驗不足所犯的錯誤，張聞天一直虛心地檢討，并且用實際行動來彌補自己的不足。

1941年9月之后，張聞天主動要求離開中央到基層去做調查研究，并在1943年3月離開了書記處。

在黨的七大上，王稼祥同志落選中央委員，毛主席專門在大會上動員大家：“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個同志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

張聞天在七大上當選中央委員，又在不久后的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政治局委員，這體現了毛主席對他的信任。

抗戰勝利后，張聞天要求前往東北工作，歷任合江省省委書記、遼東省省委書記、東北局部組織部長、東北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建國后，張聞天離開了經濟戰線去了外交戰線，擔任駐蘇聯大使。后又出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