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去庫聞書店，是去年夏天在那里見維舟兄，我們在那里討論“成都到底有怎樣的魅力”。

這有點諷刺，因為還不到一年的時間，這個美好的書店就要停業了。

在成都獨立書店中，庫聞是很特別的一個。它的規模有點大，超出了小書店范疇。書店的選品很好，飲料也好喝。

而且它的位置非常好，在四川大學出版社那里，就在川大旁邊。庫聞書店老板葛老師和川大有很深的淵源，經常請川大老師到書店做分享。

書店的“閉店”，官方給出的原因是合約到期，而深層的原因則是書店虧損有點嚴重，開業五年沒賺到什么錢，每年虧損的數目，說出來讓人傷心。

去年夏天有一次和葛老師吃火鍋，他流露出一些倦意。他另外經營著西餐廳，據說生意火爆，有時候要提前訂位，但是提到書店——看看還能堅持多久吧。

庫聞書店的生命是5年，其中有三年，處于疫情中。大學經常封閉，學校周圍的鋪面，不但不是“旺鋪”，連一般街區的鋪面也不如，因為高校的防控措施，通常要比“社會”更嚴格。

即便是疫情結束，也沒有什么好轉。我這里想討論的就是這個重要問題：位于成都市中心一環二環之間的四川大學，越來越成為一個“孤島”，它和成都這個城市非常疏遠。

川大有的新校區“江安小區”在雙流，和主校區通過地鐵8號線連接起來。這條線路，被人們寄予厚望，也能看出成都市對川大的喜愛，兩個校區往來，時間在30分鐘左右。

校園之間的聯系沒問題，但是校園和“社會”的聯系卻成為了問題。我在2009年曾經在川大老校區校園內租房居住半年，和那時相比，川大和校外的互動，沒有增加，反而大大減少了。

一方面，“社會閑雜人員”進入校園越來越難，疫情的時候不能進，即便是平常，也都需要嚴格登記。另一方面，大學校園越來越成為精神封閉的世界。現在，有些大學生甚至已經養成了對“校外人士”的習慣性警惕。

還有一種互動是精神文化層面：過去，大學可能會聘請一些校外專家到校內講課或者講座，也會鼓勵大學老師到校外發聲，這是更重要的互動。

它不但是人員流動，也是精神產出，優秀的綜合性大學，因此可以對所在城市產生深入的影響。

城市和大學的關系，可以是非常良性的，大學能夠全方位造福城市，成為一個城市的大腦。波士頓人因為有哈佛和麻省理工，就可以看不起紐約，他們認為自己才是美國頭腦的頂端。

中國的城市，一方面想利用高校的科研能力，90年代以來大搞“科技園”。但是，城市管理者只想把科技轉化成生產力，對大學的人文精神則有點警惕，從來沒有看到哪個城市想“利用”大學的人文學科。

當然，更悲哀的是，大學的“人文”，本身也越來越萎縮了。在川大旁邊的科華路上，隨機問成都市民，沒有誰能喊出一個川大著名教授的名字。理工科自不必說，即便是法律、傳播這些鼓勵社會影響力的專業，老師們也不再面向社會。

這并不是川大獨特的困境，而是中國大學的普遍問題：大學陷入了雙重封閉，一個是大學圍墻越來越高，與社會的人員互動越來越少；而在精神上，不管是大學還是城市，也都沒有進行溝通的欲望。

各地都有規模宏大的大學城，但是那些“大學城”看起來都像是地產項目，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社區。

在哥大訪學，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大學“社區”的真實存在。哥大真正意義上的校園很小，但是周邊輻射的地區非常大，因為師生和機構都散落在外。我每天去的咖啡館，步行到哥大校門要15分鐘，但是在這個咖啡館里，大部分都是“哥倫比亞人”。

這個“社區”，不僅促進了商業繁榮，更塑造了某種精神意義上的“哥倫比亞人”。大學的界限消失了，但是它的影響卻非常明顯。在紐約這個時刻流動的世界都市，哥大其實有某種特別的“威望”。

“我們是哥倫比亞”，這意味著某種精神上的“特權”——他們負責思考，一切“奇怪的”行為，都可以原諒。

在成都的科華路，在庫聞書店，其實我們都很難感受到“四川大學”。這讓人感到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