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蔣介石發動了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李德不顧國民黨軍隊在諸多方面的優勢，采取御敵于過門外的方針，分兵把守，到處設防，在高昌和高虎腦指揮數萬紅軍擺開架勢，說是要和國民黨軍隊“決戰”，保護紅色首都不失。

僅這兩仗打下來，就使得紅軍主力損失近萬人。

廣昌戰役后，中央召開緊急會議，早就對博古不滿的張聞天公開對博古、李德發起了嚴厲的批評，指出如此重大的犧牲完全是不必要的。博古則反唇相譏，說張聞天是在扮演反對革命的機會主義頭子普列漢諾夫的角色。

雙方當場發生了激烈的爭吵，最后鬧得不歡而散。

這次爭吵之后，張聞天被派往閩贛邊負責“巡視”工作，博古進一步批評張聞天在蘇維埃政府主持工作時的表現，這進一步引起了張聞天的不滿和無奈。

戰爭上的失敗還在繼續，不得已，博古和李德慌忙通過上海遠東局報告莫斯科，請求戰略轉移。

據張聞天后來回憶：“在出發前有一天，澤東同志同我先談，我把這些不滿完全向他坦白了。從此，我同澤東同志接近起來。他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這樣就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集團。”

毛主席在1932年后，便被博古等人排擠出了核心領導層，由于一直處在旁觀者的地位，他成了全黨最早意識到博古、李德錯誤的人，但在博李勢頭正盛的情況，想要自上而下改變他們的政策是幾乎不可能實現的。

一個歷史的細節是，在決定戰略轉移前，博古本來決定把中央的高級領導人分散到各軍團行動，毛主席為此專門親自找到博古，說服他同意了把中央的高級領導人都編入中央縱隊統一行動，博古被說服了。這為毛主席開展他的說服分化工作提供了不少的便利。

當時隨軍行動的政治局委員一共有10人，其中有6個正式委員和4個候補委員，即：

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陳云、毛澤東、王稼祥、朱德、凱豐、劉少奇與鄧發。

周總理和朱老總此前都是負責軍事工作的，他們對博古、李德的錯誤有清醒的認識；少奇同志21年前往莫斯科留學，23年回國，和博古等人沒有交集，而博古等人還一直對他的工作不滿。陳云同志和鄧發都是工人出身，和剛愎自用的博古關系一般。

問題在于，李德作為軍事顧問是可以參加會議的，而且當時凱豐和博古的關系比較接近。如果張聞天和王稼祥也站到博古一邊，憑借他們在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地位，就可能決定整個會議的走向。

所以，爭取張聞天和王稼祥過來，是遵義會議能夠成功的最重要的一步，毛主席后來曾明確講過這一點。

博古等人把戰略轉移變成了“集體大搬家”，拖拖拉拉，零零碎碎。紅軍好不容易進入湖南，大家對接下來的行軍路線問題又產生了爭論。毛主席主張沿湘江北上，到湖南地區開辟根據地，博古、李德則堅持要經過瀟水、湘江攻打江西，一番爭論后，毛主席的正確意見被否定，結果就有了湘江之戰的慘敗。

此戰之后，博古和李德在全軍的軍事權威完全喪失，黨內軍內一片怨言，矛頭直指博古、李德。毛主席在和張聞天、王稼祥的交談中，尖銳地批評了博古和李德的錯誤，并指出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就是因為他們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

張聞天、王稼祥對毛主席的分析心服口服，張聞天后來說：這是他“從毛澤東同志那里第一次領受到了關于領導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性的教育。”

紅軍到達湘桂黔邊界后，毛主席、張聞天、王稼祥第一次公開批評博古、李德在軍事上錯誤，在隨后的老山界會議和黎平會議上，爭論繼續升級。當時李德主張應該向貴州東部轉移，毛主席堅持要去川黔邊建立根據地，這一次，由于周總理、張聞天、王稼祥等同志都支持毛主席的意見，李德從此失去了權威地位。這無疑是一次巨大的勝利。

但勝利不應該止步于此，在黎平會議上，王稼祥提議，應該盡早“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長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育”，他的建議獲得了通過，于是35年1月，我軍攻入遵義后，便召開了遵義會議。

為了在遵義會議上找到足夠的論據來否定博古、李德的軍事路線，張聞天和王稼祥查閱了大量之前共產國際的來電，他們欣喜地發現，莫斯科的不少指示都和毛主席的想法不謀而合。莫斯科也明確反對打陣地戰和強攻堡壘，也反對分兵把守和單純防御，而強調靈活機動、保存有生力量、集中兵力打運動戰。

博古、李德血淋淋的失敗在前，莫斯科的指示在后，王稼祥明確表示，應該把這兩個人“轟下來”，張聞天也認為：“博古不行，一定要變換領導人。”博古、李德離開領導崗位基本成了定局。

博古、李德離開后，誰來擔任最新的領導人呢？此前很多人普遍認為，大家一致選擇了毛主席，這種說法一度非常流行，但真實的情況并不是這樣的。

據張聞天回憶：“當時政治局的許多同志推舉我當書記……我不但沒有推辭，而且還有高興之意。”從他的會議中，我們能清楚的看出，當時政治局的多數人是主張讓張聞天來代替博古的。

這個主張并不難理解，在當時的政治局中，張聞天是緊接著博古的第二號人物，又是遵義會議上否定博古的主要發起者，由他來代替博古，可謂順理成章。

從另一方面講，毛主席此前長期在中央蘇區工作，并非中央領導層中的核心人物，他在1934年的六屆五中全會上剛剛升為政治局正式委員，還未成為政治局常委或者書記處書記，要跨過這一級，直接出任最高領導人，在程序上并不多見。

毛主席對此有著準確的認識，他也是推舉張聞天接替博古的同志之一，一個證據就是他在準備遵義會議時，積極支持由張聞天來做會議的“反報告”。

很多野史說，大家當時一致推舉毛主席，主席主動推辭，說什么讓張聞天“鍛煉”一下，這是沒有歷史依據的。謙虛是一回事，當仁不讓是另一回事。

在遵義會議上，經張聞天、王稼祥提名，毛主席被增選為政治，分工任務是“恩來同志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當時周總理的職務是軍委書記。

那么，為什么人們說：從遵義會議開始，毛主席的領導地位得到了確立？

這個問題很好解釋，簡單來說，名分是一回事，事實是另一回事。遵義會議后，周總理隨軍行動，而毛主席隨中央行動。周總理在前線凡有軍事意圖，必定報告中央審核批準，而中央又只有毛主席深諳軍事，能提出恰當的意見，久而久之，毛主席實際就成了中央在軍事上最后下決心的人。

而在當時的情況下，軍事行動是我黨工作的最重要的核心內容，不久之后，張聞天便提議，由毛主席、周總理和王稼祥組成中央三人軍事小組指揮軍事。所以，說遵義會議確定了毛主席在黨內的領導地位，確實是符合歷史事實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