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2日，北平地下黨獲悉的有關敵人調動情報，輾轉到達東北野戰軍司令員林彪手中，其實這份情報并不算很詳細，大概意思是傅作義在老蔣的壓力下，已經同意向山海關外派出援兵，第一批海運葫蘆島的包括新五軍及獨立第95師。

而究竟后續還會有多少部隊出動，尚未有準確消息，這就是導致林彪戰役決心發生動搖的“華北敵人增兵四個師”的出處。

此時已經是10月2日的黃昏時分，東北野戰軍司令部的專列剛剛停靠在鄭家屯車站，晚飯后參謀長劉亞樓請求開車繼續前進，被林彪所阻。

在遼沈戰役最初的戰略構想中，東北野戰軍主力只需要“包打錦州”和阻擊沈陽之敵的增援，因為考慮到敵人內部的矛盾、傅作義的狡猾程度、以及我華北軍區兩個兵團的牽制，我方判斷華北之敵大舉增援錦州的可能性很小。

東野也正是在這樣的構想下完成了兵力展開，能夠向葫蘆島方向派出的阻擊力量有限（關于東野的詳細兵力部署，之前有專文介紹）。

現在華北敵人大舉增援，而且情報只說是“首批四個師”，后面到底有多少個軍多少個師前來，還是未知數。

所以一向用兵謹慎的林彪確實有些猶豫了，最有名的一句話是：準備的一桌菜，上來了兩桌客，怎么辦？

于是司令員陷入長考，這一考就是幾個小時，一直考到晚上10點，林彪終于有了大軍回撤打長春的念頭，因為在他看來目前的不利因素壓倒了有利因素。

在這樣的心態下，他喊來劉亞樓口述了一封給西柏坡的急電，提出了繼續打錦州和揮師打長春的兩個方案，請軍委定奪，但是字里行間，明顯傾向于回打長春，最后一段電報原文是：

以上兩個行動方案，我們正在考慮中，并請軍委同時考慮與指示。

去電署名為林羅劉，但是只有參謀長劉亞樓在場，而且當時也沒有發表反對意見，既然署名林羅劉，參謀必須要在第一時間把電文交送政委羅容桓閱，羅政委當時也沒有表態，所以這封電報作為“特急電”就這樣發出去了。

發完電報后，野司的專列并未原地等候回電，而是升火出發，繼續開往遼西前線。

從組織程序上說，自從1942年取消所有軍政問題的“政委最終決定權”以后，軍事主官在作戰行動上是享有全權的。

而且林彪的職務是東北局第一書記、東北軍區和東北野戰軍司令員、東北野戰軍前委書記，是毫無爭議的“一把手”，所以一旦他在作戰層面上定最后的決心，東北的其他軍政領導，確實無權進行干涉和改變。

羅榮桓也是如此，作為東野政委，他在大政方針上一貫比較尊重林彪，在作戰的具體問題上也基本不干預，而且是盡量地配合工作。

但是這封急電發出后，羅榮桓考慮再三，還是覺得不妥，因為遼沈戰役事關解放東北、加快解放戰爭進程的大決戰，攻錦的全盤計劃已報請軍委批準，甚至東北野戰軍的南線攻勢也已打響，此時改變戰役決心，那不是鬧著玩的。

一方面，是回師打長春違背了軍委和主席的戰略意圖，另一方面，大軍展開之后再組織回撤，既容易出現混亂也影響士氣，所以羅榮桓不能再保持沉默了，于是喊來劉亞樓，兩個人先統一意見后，再聯袂去找林彪。

其實林彪也比較矛盾，還在自己的車廂里反復思考，而政委和參謀長的到來和勸說，最終使他思路清晰起來。

林彪表示前封電報確實不合適，想叫參謀追回來，但是電文已經發出，于是羅榮桓建議：“不要等軍委回電，我們重新起草一個電報，說明仍然要打錦州”。

林彪同意，于是三個人共同擬定了一封新的電報稿，當列車在10月3日凌晨到達彰武縣西北30公里的馮家窩棚時，停車發報，電報全部發完已經是上午9時。

所以你看，在重大的問題上，尤其是涉及到軍委命令和全國戰局的問題上，即便司令員下定了戰役決心，如果政委和參謀長（其實主要是政委，參謀長是作戰部署具體執行者）與司令員的意見有嚴重分歧，政委還是能夠影響司令員決定的。

比如在這次鄭家屯的電報事件中，林彪明顯是最后妥協了，這也是我軍雙首長制度的優勢所在。

不過要注意三點，其一是鄭家屯事件屬于特例，因為它涉及的不單是東北野戰軍內部怎么實施作戰的問題，而是經過軍委批準后的遼沈戰役作戰計劃、事關全國大戰略的戰役決心。

在如此大的問題上，即便林彪一意孤行，軍委也是不會批準的，所以主席接閱第一封特急電后，雷霆大怒，連續于10月3日的15時和17時發出兩封電報，當然是批評林彪的。

直到接閱林羅劉的第二封特急電，主席才高興地回電：“你們決心攻錦，甚好甚慰”。

也就是說，如果不是涉及全國戰局和軍委指示的大型戰役，林彪仍然是有最后決定權的，政委基本不會干預，參謀長也只管按命令部署執行，輕易不會發生三個人意見嚴重相左的情況。

如果政委或者參謀長越過司令員直接向軍委提出不同意見，也是有違組織原則的，印象中華野參謀長陳士榘這么做過，結果肯定不愉快。

其二是在幾大野戰軍中，盡管是由司令員全權處理軍事和作戰問題，但是政委確實有“監軍”的意思，如果不設專職政委，說明軍委的高度信任，比如西北野戰軍的彭老總和華東野戰軍的陳老總，那都是司令員政委一肩挑，不可能出現司令員、政委意見不同的局面吧？但是東北野戰軍和中原野戰軍，那是有專職政委的。

其三是指揮權集中的問題，兵法上說：“軍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而敗”，這句話在電視劇《少帥》、《人間正道是滄桑》等多有引用，意思是不能令出多門，作戰核心班子如果各吹各的調，非亂不可。

所以古語有云：謀議可咨于眾人，可決斷必須歸于一將！因此，在軍委確定戰略方針以后，各野戰軍司令員（包括代司令員，關鍵是前委書記）對作戰事宜，是擁有全權的。

也就是說，只要沒有違背上級總的指導方針，各野戰軍、各兵團、各縱隊的司令員都是軍事上的決斷者，政委和參謀長輕易不會去干預，哪怕有不同意見也得遵令執行。

但是如果司令員在作戰中沒有認真貫徹上級的方針，政委是有責任也有權力進行勸說的，如果實在無法達成一致，通常的做法是各自電告上級，請求上級裁決和指示。

如果軍情緊急請示不及，那就得先按照“前委書記”的指示來執行，林彪就是東野前委書記，而中野的前委書記是鄧政委。

這就是“前委書記”的重要性，所以人民解放軍在重大戰役的聯合作戰中，都成立了總前委，比如東北野戰軍和華北軍區部隊聯合發起平津戰役時，平津前線指揮部的前委書記仍然是林彪。

再比如華東野戰軍和中原野戰軍聯合遂行淮海戰役時，總前委書記則仍然是鄧政委，劉司令員、陳司令員和粟代司令員，只是總前委的委員。

羅榮桓政委不是東野前委書記，但卻是井岡山下來的曾經參加秋收起義的干部，深得信任，主席曾用十句話概括羅榮桓的品格：無私利，不專斷，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開，放得下。

他逝世后，主席在《七律·吊羅榮桓同志》中，有這樣非常著名的詩句：

“長征不是難堪日，戰錦方為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