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群里和朋友們聊魏明倫去世的消息。我突然想起來問了一句：馬識途還在嗎？

“他也走了，就在幾個月前。”

我也有點印象，但是一時竟然記不起了，過去十年，每年都看到成都媒體報道馬識途過生日，感覺他會永遠活下去。

我還想起了幾年前去世的流沙河先生。他們三個人中，我唯一熟悉的就是流沙河，在他去世前的幾年，我去聽他的講座，和他吃過飯，也送過他回家。

他們三個屬于不同時代，也是非常不同的人。在人格、學問上不同，業界的評價也不同。

但是也有相同的地方：都是“成都老人”，非常了解成都這個城市的歷史和文化，擁有全市范圍內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他們的題字，被用作店鋪招牌，或者標志建筑物上；他們都寫過關于成都的書籍，在這個美食之都，外出吃飯不用花錢，因為永遠都有人愿意買單。

更重要的是，作為“文化老人”，他們甚至有一些“例外”的權利，比如可以發出批評的聲音，而不用擔心被追究。

一個城市有沒有這樣的“文化老人”，還是不一樣的。大部分城市，所謂“文化”都只是政治的點綴，看作協或者文聯的會議紀要就知道了。而“文化老人”可以有一點脾氣，或者盡量保持某種風范，發出一點獨立的聲音（雖然也不太多）。

在這樣的城市，“文化”構成一種獨特的權力：它代表著民間敘事傳統，形成一種歷史評價。城市管理者有任期，后浪可以推翻前浪，而“文化”則具有長期性和連續性。

盡管常常是微弱的，文化還是能對權力形成一點制衡。你很難想象，在任何情況下，派出所會約談他們。

走在流沙河先生身邊，會清晰地感受到這種文化的力量。他很瘦小，但是又很堅定，據說很多年前在成都街頭，普通市民就能認出他。這些“文化老人”其實非常講究，連穿衣服都有自己的風格。

魏明倫去世后，下一個有這種影響力的成都文化人是誰？我一時間還想不起來。

川大有很好的學者，但是影響力只在學院內；阿來在創作上很厲害，但是和成都的關聯似乎很弱，而且或許是因為長期擔任作協主席，太過主流。

我最佩服冉老師，對本地文化有著很好的研究，但是似乎太過剛烈和獨立，以至于形成了某種“脫離”……而且，新一代終究是不同的，你很難想象冉老師會給人題字。他不屬于“書寫時代”，20年前，他就日更一帖了。

“文化老人”有題字權，并不完全是因為字寫得好，他們身上有著某種和書法有關的傳統的東西：更多依賴中國傳統知識和學養，也更深地嵌入本地生活。他們是“前互聯網”時代的“完整的人”，影響力的形成，本身就和紙張與書寫有關——他們用筆和紙寫作。

可以說，那個文化意義上的“老成都”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