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國經歷了“劉易斯拐點”，此后人口紅利漸行漸遠，中國經濟增長也邁入了“新常態”。稍顯夸張地說，如果把中國經濟看成是一個男人，意味著2013年之后的中國經濟開始告別青年，進入中年。

而人到中年，基本上會呈現出兩個基本特點：第一、各項身體指標開始下滑，純生理性能力漸不如前；第二、精神屬性與日俱增，更加不畏挑戰，生命韌性增加。

中國經濟明顯進入中年，2018年可能是一個更加符合體感的年份。這一年，原本基本可控的“中美緊密關系”開始敗壞，此后每隔兩年，依次出現病毒瘟疫和地緣沖突、令這個剛剛進入中年的男人疲憊不堪。

層層壓力之下，這個男人的一些行為因為危機突襲開始變形，由此也引發了內心和外界的多重質疑。對此，這個男人必須持續向外展示決心信心與耐心，比如3月下旬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4月底的政治局會議、5月23日的企業家和專家座談會，都在釋放信號，為7月舉辦的三中全會進行社會情緒上的醞釀。

在眾多解讀上述信號的會議中，中國人民大學在上周日舉辦的“新質生產力與數字經濟發展對話”水平極好，質量甚高。雖然到場的人大領導向在場嘉賓表達歉意“這地方太小”，但這場規模談不上宏大的活動，卻因為多位重磅嘉賓的敢言和碰撞，呈現了許多有啟發的解讀和觀點，更透露了下一步改革的大趨勢。

篇幅所限，筆者只能盡量簡潔、盡量安全地總結一部分印象深刻的嘉賓發言內容，供讀者諸君了解：

1、應對本輪經濟挑戰，不可能再沿用應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時的老經驗老辦法，必須配備宏觀政策和進一步改革的“雙引擎”。這是社科院原副院長高培勇先生的看法。

高培勇認為，本輪經濟下行已經無法再依靠財政和貨幣政策的調整來解決問題，必須寄希望于進一步的深化改革。他還隱隱批評現在新質生產力成了一個框，什么東西都往里裝。的確，什么白酒、殯葬業都在聲稱自己是新質生產力，簡直不要太尷尬。

高培勇提出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要建構與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就要回到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邏輯起點。高曾是人大校長助理，后來擔任社科院財貿所所長、社科院副院長等職務，他對進一步深化改革的解讀和分析，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高層醞釀改革信號的釋放。

正如周其仁教授參加高層座談被賦予大量解讀，盡管有一些解讀言過其實，但不管是戰略布局還是策略選擇，這樣的現象依然值得重視。

2、數字時代的創新挑戰，要重新審視大企業與小企業的關系，這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和人大經濟學院院長劉守英都關注到的問題。

王一鳴表示，數字經濟創新能力越強，數字技術越先進，應用越廣泛，數字經濟對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作用就越大。這句話可以反過來理解，要發展新質生產力就必須搞好數字經濟，搞好數字經濟就必須壯大數字平臺、數字企業。

這個思路和很多人過去的想法是不同的，過去很多人都認為企業大了就會有“大企業病”，就無法創新，創新的任務需要靠小企業，或靠規模不算大的專精特新公司來完成。但從現實情況來看則并非如此，美國的微軟、蘋果、谷歌、Meta、特斯拉等等企業，尤其是ChatGPT和Sora出現后，顯示出他們在超大規模的情況下創新完全沒有停止。

正是因為擁抱了過去那一套思維，所以監管部門前幾年對阿里、螞蟻、美團等平臺企業采取了更加嚴格的監管措施，這使得中國的大企業在過去幾年里遭遇了增長陷阱。劉守英就講，如果工業企業是工業時代的創新組織方式，那么平臺就是數字時代的創新組織方式，如果平臺這樣的組織方式被打掉了，那么創新肯定會停下來。

當然，人大是一所以比很多人想象得要更加多元、包容的大學。幾乎在劉守英教授發表上述看法的同時，人大另一位著名經濟學教授聶輝華就在一篇文章中批評了數字經濟負面效應?？雌饋?，兩位教授各執一詞，但實際上他們各有各的邏輯，真期待他們來一場辯論～

3、只有政策保持足夠耐心，資本才能保持足夠耐心，這是人大李三希教授和中央財經大學徐翔教授同步關注的政策、科技與資本三者之間關系的議題。

從2020到2024，政策端對資本態度變化演繹了一曲“冰與火之歌”，由此，如何穩住資本的耐心也就成了一個高層十分關注的話題。但正如徐翔教授所言，創新活動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包括政府在內的任何主體都難以過早判斷研發或投資的成敗對錯，這就使得資本具備耐心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各類政策要有確定性。

徐翔教授看起來很年輕，搜了一下發現果然是85后，真后生可畏也。他在討論政府在整個經濟體系中的角色時，打了一個比方，我認為非常有意思：現代足球體系中有足球運動員、教練員、裁判員，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體育總監，主要負責尋找合適球員、與裁判溝通、提升訓練資源、優化訓練方法等服務性工作。徐翔認為政府既不應該做運動員，也不應該做裁判員，而應該做體育總監。作為球迷，筆者認為這個描繪十分貼切、精辟。

李三希的看法和前幾天江小涓的觀點比較一致，他們都認為數字企業對創業企業的投資不僅包含財務投資，還有大量服務，是把風險資本做成耐心資本的典范，實屬難得。

4、最后談幾句參會感想，算是一點肺腑之言。筆者認為，中國經濟正在在一個歷史關口，我們既不能用歷史決定論去證明中國經濟未來一片光明，這是一種廉價的自我打雞血行為，也不能陷入過去的分析框架，認為未來一定是灰色的。

筆者認為有三個方面一直在結構上支撐中國經濟，第一是總體上繼續保持開放態勢，與世界連接，這是一切增長與改革的基本前提，目前沒有大問題；第二是中國的勞動力和供應鏈依然保持強勁競爭力，中國大量企業都在靜悄悄地布局全球，這會給我們帶來很強的韌性；

第三，和印度、阿拉伯世界更不要說南美諸國比較，中國擁有一大批敢講敢言，以推動中國現代化變革為使命的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盡管年齡普遍偏大，但他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繼承了晚近中國士大夫自黃宗羲、顧炎武以降，到章太炎、胡適、魯迅再到劉道玉、吳敬璉等等的道統與責任，這個傳統并未中斷。

最后一點看起來最玄乎，最不重要，但實際上筆者認為最后一點最關鍵，因為這是邁入中年之后，中國經濟精神屬性增強的來源，困難一定會有的，但只要堅韌不拔、堅持不懈，周期終將會被穿越。

草就于2024年5月27日于中國人民大學西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