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漢卿和虎臣兩位將軍賭上了身家性命,以一位慘死獄中、一位被幽禁半個世紀為代價,換來了紅軍難得的喘息之機:中央軍對陜北的進攻總算停止了。
1936年12月24日,光頭委員長找了一堆借口,最終也沒有在“六項協議”上親筆簽字,不過還是做出了三項承諾。
紅領章說明一切
分別是中央軍撤離西北、二宋代表他繼續交涉、周公可去南京談判。然而說好的撤軍,分分鐘就變卦了,為了肢解東北軍和陜軍,中央軍大批部隊開入潼關,顧祝同被任命為西安行營主任,接管了原“西北剿總”的全權,開始進行報復。
只不過呢,“停止剿共”這個承諾現在全國都知曉了,實在不好反悔,于是雙方的談判首先在西安開始。
因為我方同意,在聯合抗日的基礎上,紅軍可以服從南京軍事委員會的指揮,那就得改編和改番。
這邊是周公為首席代表,那邊是顧祝同和張沖聯手應付。應該說,自委員會返回南京后,那邊的“誠意”已經大打折扣,畢竟全面抗日戰爭還沒有爆發,跟紅軍談判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渾身憋屈。
我方開出的條件,是陜北全部紅軍,必須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的某一“路軍”,必須設路軍總指揮部;下轄四個軍,軍長分別由林、賀、劉、徐等四位名將出任;糧餉彈藥必須由南京方面供給,鬼子來了就上前線。
光頭委員長一聽就炸了,啥?就你們那幾萬條破槍,還想編成四個軍十二個師?何著阿拉“剿匪”剿了十年,最后剿出來十萬正規軍,還得阿拉供吃供喝供軍火?門也沒有啊!
我軍戰士
01、艱難的改編談判
顧祝同外號是啥?“顧百順”也,凡事一切聽委員長的,是故西安談判的每一步,顧祝同都只是個傳聲筒,幾乎每隔兩天,南京就有關于談判指示的密電飛來,甚至還說“今則時移情遷”。
委員長的意思,紅軍現如今至多可以改編為二師八團,多一個團都不行,既不能設總指揮部(企圖像搞東北軍那樣,拆分瓦解),也不能以紅軍將領擔任師長,皆應“出洋”從而交出部隊。
陜北當時有8萬多紅軍,編成二個師簡直是開玩笑,至于后面兩項無理要求,我方更是不能答應,在談判桌上斷然予以拒絕。
于是周公和顧祝同談了三個月,也沒有達成實質性協議,談判一時陷入僵局。
彭總
周公也很清楚,跟顧祝同是談不出子丑寅卯的,遂按前議,親往南京和廬山等地,直接找委員長面談。
黃埔校長眼見政治部主任找上門來,不免想起西安的畫面,既羞愧又尷尬,玩起了拖字訣。
一直到淞滬會戰爆發,華北華東打成一鍋粥,準備調集三分之二野戰陸軍前往上海的委員長,已然無力大規模增兵華北平原,迫切需要紅軍出動參戰,這才同意好好見面談,口風也松了下來。
委員長退了一小步:編成一個“路軍”可以,設總指揮部也可以,但只給三個“調整師”編制(不是什么甲乙丙種師,就是最新的二旅四團調整師,但不設補充團),可以提供部分糧餉彈藥,條件是紅軍須快速出動。
周公乃談判大師,掌握底線和讓步之間的火候,為使紅軍能盡快“合法”地出征抗日和獲得補給,恐怕也只能談到這個程度了,于是電告延安談判結果和自己的意見,并力陳暫時可以接受。
第八路軍正副總指揮
延安復電同意,于是南京這邊進入實質性操作,何應欽把持的軍政部,一通翻冊子找番號,同時準備“點驗”部隊,再按人數撥發糧餉彈藥,為啥軍政部的權力特別大?看看管得這攤業務就曉得了。
何敬之這個黃埔總教官,非常親日,且對我黨的態度歷來仇視,加之為了取悅委員長,因此沒有給紅軍新增番號,全部是從“裁撤部隊”的垃圾堆里,隨便翻出來的舊番號,小心思滿滿的。
關于路軍,決定授予1936年兩廣事變后,被撤銷的粵軍陳濟棠“第八路軍”番號;所轄三個師,決定授予東北軍被裁撤的第115師、第120師、第129師番號,委員長看到軍政部的呈文,大感滿意:照準。
彼時全國的“路軍”才編到二十個冒頭,步兵師也不過180個,新增一個路軍和三個師級番號,就是在花名冊上添幾個數字的事,還省得費事修改舊檔,難道不香嗎?何應欽偏不這么干,這個軍政部長肯定不是蠢,那就是壞。
八路軍
02、“八路軍”橫空出世
1937年8月25日,中央軍委通令陜北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以原“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改編為第八路軍總指揮部,朱、彭兩位老總任正副總指揮,下轄第115師、第120師和第129師。
“路軍”這玩意,是中原大戰以后,南京方面整理和整編軍隊時期新增的,屬于“和平時期”的最高建制,大多數路軍總指揮皆為上將銜,比如韓復榘、李宗仁等等。正因為級別高且為固定編制,我方在談判中才提此要求。
“路軍”當然大于軍,另以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改編的新編第4軍,就不是這個待遇了,普通的軍級單位而已。
關于這一點,可以從八路軍三位師長、新四軍軍長或代軍長,在1937年和1955年的軍銜中看出來。
葉挺將軍流亡海外,并未參加1935年開始的軍銜銓敘,因此被任命為“中將軍長”的職務軍銜,而八路軍的三位師長也被任命為中將職務軍銜,新中國成立以后,代軍長陳毅跟三位師長一起,成為開國元帥。
委員長這人吧,在機構設置和部隊編制上,其實是個“拍腦門”選手,盧溝橋事變后,曾擬組建戰時最高統帥部,并自任“陸海空軍大元帥”,不料幾天以后就變了卦,決定繼續以軍事委員會為領率機構。
在軍委會之下,又決定建立戰區、集團軍、軍、師、旅這樣的戰時指揮層級,比如幾個德械“調整師”就地編組為第9集團軍,率先領命出擊,準備把日本海軍陸戰隊趕下黃浦江去,以張治中為總司令、黃琪翔為副總司令。
第9集團軍下轄87師、88師、36師和獨立第20旅,換句話說,最初的集團軍建制,確實有不轄“軍”的,而是集總直接指揮幾個師作戰,戰爭爆發很突然,還沒有特別規范的建制明細出臺,邊打邊整理。
淞滬會戰爆發后,馳援上海的部隊越來越多,數量龐大隸屬復雜,于是在左右建議下又在“軍”以上組建了“軍團”,自此戰區以下,就出現了路軍、集團軍、軍團并存的狀態。
120師正副師長
這就有點亂了,委員長再拍了拍光頭,下令把“路軍”和“軍團”統一整編為集團軍建制,不然作戰地圖上標起部隊番號來,再優秀的參謀腦殼都疼,計算戰力和部署兵力,更是云山霧罩的太不專業。
1937年9月14日,軍委會命令第八路軍總指揮部,電到之日起更改番號為“第18集團軍”,原路軍總指揮部改稱“集團軍總司令部”(簡稱集總),原正副總指揮則改稱正副總司令,
其實就是換了一個番號,總部機關改了個名頭,其他編制人員裝備沒有絲毫變化,絕對屬于“換湯不換藥”。
但是有第9集團軍的成例在那,有軍事委員會頒布的通令在那,在國共合作之初,延安方面沒有理由反對。
理論上說,所有華北八路軍的臂章,從此都應由“八路”換成“18GA”,但是我們條件艱苦,有的換了有的沒換;
通常來說,對重慶行文或者與友軍溝通聯絡時,必須使用第18集團軍的名頭,因為“第八路軍”的編制和番號已經撤銷了。
領章和臂章
03、第18集團軍只給換湯不給換藥
武漢會戰以后,軍事委員會基本完成了高級建制的整理,裁撤所有的兵團、路軍、軍團番號,確立以“集團軍”為基本戰役兵團的指揮體系,下轄軍、師、團等作戰單位(同時取消旅),并規定集團軍的建制規模為“下轄二到三個軍”。
比如此時的第9集團軍,番號已經撥歸第九戰區,以吳奇偉為總司令,下轄第4軍和第49軍;1940年再轉撥第四戰區,以關麟征為總司令,下轄第6軍和第54軍,開始遵循正規的編制原則,不再直轄若干師。
中央軍嫡系部隊的各集團軍,其后大多下轄三個軍,比如王耀武的第24集團軍,即轄第73軍、第74軍和第100軍,既然如此,同屬國民革命軍戰斗序列的第18集團軍,為什么仍然只轄三個師,而沒有增設“軍”級番號呢?
用腳趾頭想想也知道,自然是委員長不肯何部長不愿,這個集團軍在他們的心目中,畢竟是另類的存在。
臂章
如果第18集團軍按最低建制標準,增加到“集總”下轄二個軍級單位,每個軍再按最低標準(乙種軍)下轄二個師級單位,則意味著軍政部至少要給我黨領導的軍隊,再增加一個師的編制,給我軍以“合法”擴軍的機會,那會讓委員長晚上睡不著覺的。
比如在1937年底晉察冀軍區擴軍,曾組建了“獨立第1師”,成為我軍在抗戰時期第四個師級番號,但很快即奉延安命令撤銷,因為師級正規編制實在太敏感了,沒有重慶軍政部的正式授予,會給對手提供政治上實施攻擊的借口。
因此第18集團軍在1939年全面完成整理以后,成為唯一一個不轄“軍”的集團軍建制,對此重慶當局心知肚明但故意裝聾作啞,1943年周公曾在重慶當面提出,給我黨領導的軍隊增至兩個集團軍的番號,委員長顧左右而言他,總之就是不上道。
有的部隊沒有臂章
這必然帶來新問題,第18集團軍(對內仍稱為八路軍)在華北敵后完成展開后,隊伍不斷發展壯大,編制明顯不夠用怎么辦?倒也無妨,師級番號我們不方便自擬,但師以下的編制,搞一搞還是可以地。
于是乎,第18集團軍所屬之129師(晉冀魯豫軍區),一口氣組建了11個“新編旅”,而東進齊魯的115師(山東軍區),則連續組建了7個“教導旅”,至于各種縱隊、支隊、獨立團、特務團的編制和番號,更是遍地開花。
1940年正太路破襲戰打響,原本應該只轄三師15個團的第18集團軍,在“集總”統計參戰部隊數量時,突然發現總計多達105個團(還未全部參戰),彭總于是高興地說:那就叫“百團大戰”吧!
重慶黃山別墅里面的那位,看完戰報大驚失色,第18集團軍竟然擴軍十倍還不止!當天夜里真的失眠了,第二天起床就開始搞事情。
小八路
百團大戰不僅打疼了日本鬼子,令其重新審視“土八路”的力量,同時也確實驚到了重慶方面,開始對八路軍、新四軍實施各種限制和打壓,1940年底以后發生的系列事件,皆與委員長重度失眠有關。
“集團軍”作為戰時建制,抗戰勝利以后果真撤銷了,紛紛改制為“整編軍”或者“綏靖區”,換句話說,在日本投降以后不久,“第18集團軍”的番號自然也不復存在,我黨領導的軍隊不再擁有國民革命軍的正規編制,委員長當年包藏的禍心,終于顯露出來。
既然決裂不可避免,那就打吧,各戰略區的我軍遂分批改稱人民解放軍,再用三年時間,打出來一個新中國!
我軍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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