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斗轉星移，中國已躋身于共和之國，自己多年來嘔心瀝血挽回國權，最終卻還是要向人“遞交降表”；更為可嘆的是，自己力爭刪去第五號的事功不會被后人提起，自己在《民四條約》（“二十一條”交涉的最后結果）上的簽字，卻會永遠地存留下去。

在簽約之后，陸徵祥得到了袁世凱的慰勉，但他十分冷靜地說：“我簽了字，即是簽了我的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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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6月27日，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全權代表、外交總長陸徵祥躺在病床上，心情格外沉重、復雜。明天，參加大戰的各國將在凡爾賽宮簽署對德和約，也就是《凡爾賽和約》，宣布結束戰爭狀態。為了這一天，中國人已經等待了多年。以戰勝國之姿簽署和約，這意味著正式結束辛丑年的對德賠款，徹底地洗刷對德屈辱。十九年前，德國公使克林德在義和團運動期間被戕。他是庚子年被害外國人中位階最高的外交官，中國也因此付出了沉重代價：《辛丑條約》中4.5億兩白銀的賠款，有兩成賠給了德國。皇帝的同胞兄弟、日后的攝政王載灃，親往德國道歉，讓清政府顏面盡失。如今，形勢翻轉，中國作為戰勝國的一員，得與英美法合作；一旦簽署和約，德國還將徹底交還在華特權，甚至支付戰爭賠償。面對這樣的條件，一線外交官的心情實難不為所動。只是，這些榮譽和權利的取得，卻意味著另一部分榮譽和權利的喪失。

1897年，德國借口教案問題出兵山東，并于次年強租膠州灣。從那時起，便在山東享有路礦的利權。1917年，中國加入“大戰”，成為協約國一員對德奧宣戰，十多萬華工遠赴歐洲，服務于前線。此舉的重要目標，就是要在日后收回山東利權。

與此同時，早些時候加入協約國的日本搶先對德宣戰，出兵青島，趕走了德國人。它還通過脅迫、誘惑的手段，與中國政府簽訂條約或換文，延續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從1919年2月開始，參與和會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屢次在大會闡明：鑒于歷史、外交、國防的原因，青島和山東特權須直接交還給作為戰勝國的中國。然而，日本在戰爭中便和列強有秘密交換，對方承認日本在山東的特殊利益。4月下旬，在起草對德和約之時，山東問題被單列條款，成為和約的組成部分。

在聲索青島和山東利權無效的情況下，陸徵祥面臨著重大抉擇。他權衡得失，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希望在簽約的同時，聲明對山東問題持保留態度。經過一個多月的交涉，這一策略也告失敗：選擇簽字可以，但列強不允許中國作保留說明。各國所定對德和約的簽約時間，是6月28日下午。此時的和約，就像是一塊摻了沙礫的蛋糕，中國來此，就是為了這塊蛋糕；兩難的是，無法瀝出沙礫的蛋糕，叫人如何下咽？若不簽和約，開罪列強不說，也可能要放棄作為戰勝國的權利，中國要孤立地面對德國。庚子對德賠款、德國在華的特權以及被中國沒收的德國產業都有可能被要求索還，中國又何以善其后？

十三天之前，陸徵祥住進了巴黎的圣克魯醫院。這其中，心病是一層，而他的確也有采薪之憂。據陸徵祥所述，醫生診斷他的后背經絡酸痛，系為“伏寒”，且腎臟虛弱，尿液多沉積物。病癥之所以加深，顯然與他半年前的遭遇有關。

2

弱國外交的兩難

那是1918年12月的寒冬時節，陸徵祥以外交總長的身份，率代表團出京。他們打算經中國東北、朝鮮、日本、北美，最后抵歐參加和會。到東北之時，日方表現出異常的熱心，派人為陸徵祥安排了豪華列車。聽說陸總長畏寒，他們準備了暖洋洋的車廂。陸徵祥登車之時，車內甚熱，只能穿單衣；未曾想，煤炭工添煤之后便熟睡。到了半夜時分，煤炭燒盡，車廂內的氣溫驟降至零下五度。陸徵祥從睡夢中被凍醒，發現腰部像是刀割了一樣，自己已不能伸展自如，更無法下床行走。要不是使命重要、替人難尋，差點兒就電告政府請辭。雖然一路經過按摩調理，逐漸恢復了正常，畢竟還是落下了病根。唯一的好處，就是以此為由，擋掉了日方幾次高規模的邀約。日方原本打算對陸徵祥進行車輪勸說，在和會上與日本合作，“勿聽列強挑唆”，因此就無法實施了。

對于一線的弱國外交官而言，身體的病癥恐怕遠不及精神上的折磨更為痛苦。前者可以醫治，后者則會長久存留；前者不過是一時的疼，后者甚至是一世的痛。

陸徵祥第一次見證簽與不簽的難題，是在十八年前。

那是中國國際地位跌入谷底的時代。1900年，沙俄趁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中國陷入孤立和動亂之際，自己單獨行動，出動兵力十七萬，從俄遠東方向分三路入侵中國東北。這個在四年前與清政府結盟的國家，此次打出的旗號居然是“護路”；所護之路，正是清政府為與之結盟而出讓的橫穿黑龍江的東省鐵路（從滿洲里入、綏芬河出）。短短三個月，俄軍自北向南，占領了東北全境。在沈陽的盛京將軍增祺受俄人誘惑，與之簽訂《奉天交地暫且章程》。章程規定：設俄國總管監督盛京將軍，由俄軍駐防炮臺、營壘等軍事據點。俄國人是要以交還為名，將東北收入囊中。東北地區是清朝的龍興之地，清廷雖弱，也絕不至將此地拱手讓人，于是嚴令革去增祺職務，要求與俄國重開談判，交涉東北問題。這個重任，落在了駐俄公使楊儒的身上。

楊儒是漢軍旗人，在此之前做過駐美公使，交涉過排華法案、華工入美事宜。1896年后，他接替陸徵祥的恩師許景澄，轉任駐俄公使，陸徵祥以翻譯官和參贊的身份隨侍左右。此時的清政府在國際上十分孤立，沙俄又已造成占領東北的既存事實，哪肯將嘴里的肥肉吐出？他們將原有的交地章程略作修改，就強迫楊儒簽約。簽約意味著丟棄祖宗基業，但拒簽則意味與俄決裂，俄國可能會長期霸占東北。他打電報向西安行在請示，軍機處告訴他，事關重大，朝廷不為“遙制”！意在讓他自行抉擇。

這樣的選擇、這等歷史責任，楊儒如何能擔得起？他五內俱焚，還要經常面對沙俄財政大臣維特的咆哮與威逼。隨侍在側、負責傳譯的陸徵祥也跟著心驚膽戰。某次，在走出談判廳時，楊儒心神不寧，站立未穩，從樓梯上跌下，傷了膝蓋。不知是不是受到了啟發，某天在使館外乘車之時，他有意在雪地跌倒，那正是俄方最后通牒期限的前一天。清政府在英日干預下決心拒約，而楊儒卻“一失足成千古恨”，引發卒中，含恨而逝。

陸徵祥近距離目睹了現場的每一幀圖景，是拒約全程的第一見證人。作為職業外交官，他對簽約、拒約的后果都有著沙盤推演。拒約并不意味著完結，不久之后日俄矛盾激化，雙方軍隊將東北變成了廝殺的戰場。俄國雖在日本的強大攻勢下撤出遼東，但戰后的走向表明，清政府不過是前門拒虎、后門迎狼，日本勢力接踵而至。上司的殉難、弱國的無奈、拒約的得失，這些都深深地刺激著陸徵祥。十多年后想起此事，他還對人說“猶覺心悸”。

待到十四年后，中國又一次面臨外交抉擇，這一次，談判桌上的主角已悄然換成陸徵祥。

民國元年，陸徵祥卸任駐俄公使，出任新政府的外交總長。上任后，他按照在西方學到的經驗，大刀闊斧地進行人事改革，裁汰前清外務部一批舉貢出身或在日本混文憑的官員，建立起一套職業外交官的養成和選拔體制。民國肇建，內閣跟走馬燈一樣地變換，陸徵祥曾幾次擔任外長，還一度繼唐紹儀之后，署任內閣總理。

1914年，日本以協約國成員的身份對德宣戰，他們并未前往歐洲作戰，而是出兵攻占了17年前德國強租的青島，并且將軍事行動擴展到膠濟鐵路的沿線地區。待到德軍投降之后，日本不顧袁世凱政府的抗議，拒絕撤軍至膠州灣，并且在各占領區域設立了“民政署”。

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遞交解決“中日懸案”的計劃，這就是試圖變中國為日本保護國的“二十一條”。這一舉動給袁世凱政府提出了嚴峻考驗。袁本人曾經擔任清朝的外務部尚書，與陸徵祥接觸頗多，在業務上相信職業外交官的判斷與斡旋能力。他把交涉重任交給了外交總長陸徵祥和次長曹汝霖。

“二十一條”分為五號：第一號要求日本接收德國在山東利權；第二號是日本在東三省南部、東蒙享有鐵路、礦務、通商方面的利權；第三號是日本要求合辦漢冶萍煤鐵的利權；第四號是中國不割讓沿海口岸、島嶼給他國，類似于1898年的“不割讓照會”，是一種宣示勢力存在的表態；第五號則是中日合辦警察，中國政府聘用日本人擔任各種顧問，對中國損害最為嚴重。正式開議后，日方試圖趁列強因“一戰”而缺席東亞的空檔，秘密、從速地完成中日談判。陸徵祥表示，自己精力不足。他有意拖延，希望在會外尋求轉機。日方又要求中方先對全部條款發表接受與否的意見，陸徵祥則希望逐條展開討論。談判過程中，陸徵祥提出了一、二、三、四號的修正方案，拒絕討論第五號。

面對日方的強大壓力，袁世凱有意將談判內容泄露給外媒，借列強和國內輿論，向日本施壓。此舉讓日方大為不滿，他們擔心談判遷延不決，導致竹籃打水一場空，于是往山東和東北大舉增兵，并在5月7日發出“最后通牒”，要求袁世凱政府9日下午六點前給出滿意答復。盡管也有武人擺出不惜一戰的姿態，但大家都明白，如果真的決裂，后果可能更為嚴重。

袁世凱召集內閣的核心成員聽取陸徵祥報告，認為日方既已撤回了最損國權的第五號，在權衡得失后，決定接受日方的條件。9日晚，陸徵祥和曹汝霖帶著秘書，前往日本公使館送交復文。陸徵祥心情沉重，在路上對曹講述了十四年前隨楊儒談判時被沙俄威逼簽約的往事。十四年斗轉星移，中國已躋身于共和之國，自己多年來嘔心瀝血挽回國權，最終卻還是要向人“遞交降表”；更為可嘆的是，自己力爭刪去第五號的事功不會被后人提起，自己在《民四條約》（“二十一條”交涉的最后結果）上的簽字，卻會永遠地存留下去。

在簽約之后，陸徵祥得到了袁世凱的慰勉，但他十分冷靜地說：“我簽了字，即是簽了我的死案”，“三四年后，一輩青年不明如今的苦衷，只說陸徵祥簽了喪權失地的條約，我們要吃他的肉”。他隱約感到，賣國賊的帽子怕是跑不掉了。他又給袁世凱、黎元洪出了補救之策——加入歐戰，借戰后的和會，提請各國修改中日條約。

加入歐戰的策略，終于在1917年遂愿。陸徵祥的擔心，卻也最終成為了現實。

1917年，中國加入大戰。次年9月，日本政府與中方簽署了一項有關山東境內鐵路借款的預備合同，由中國政府向日本銀行借款，修筑濟順（濟南至直隸順德）、高徐（高密至徐州）兩條鐵路，年息八厘。這雖然是一個預備合同，但與此同時簽署的，還有一個解決山東懸案的換文。換文說，占領膠濟線的日軍，除了濟南酌留一部分，其他全部撤回青島；膠濟鐵路聘用日本教官指導，但交由中國警察保護；日本設立的“民政署”全部撤銷。文后特意加了一句：“中國政府對于日本政府右列之提議，欣然予以同意”。眼看這么多利好的條款，當時的段祺瑞政府未查究竟，很是“欣然”，他們將之當作中國外交的勝利，指示駐日公使章宗祥簽字發表。未曾想，這個換文為和會交涉埋下了禍根。

1918年12月6日，陸徵祥抵達日本橫濱，御醫奉天皇之命前來診治，早晚為他兩次按摩。幾天前的風寒幫他擋掉了大半的社交，但與日本外相內田康哉的會面卻無法推卻。內田告訴他：等日德交涉之后，青島可按原議歸還給中國。但這次前往巴黎參會，兩國應遇事接洽，不要聽他國“撩撥”。陸徵祥禮貌性地表示了同意。

3

和會與學潮

當陸徵祥一行抵達巴黎時，已是1919年1月。先后抵達的還有代表團另外四位代表：南方軍政府派出的王正廷、駐英公使施肇基、駐美公使顧維鈞、駐比利時公使兼和會籌備會主任魏宸組。大家各有分工，都希望解決戰爭賠償、領事裁判權、租借地、加入國際聯盟的問題，收回庚子年德國入侵北京時掠奪的天文儀器。

關于山東問題，陸徵祥解釋說，1918年中日簽訂的鐵路借款合同與中日換文，是通過借款修筑兩條鐵路，換取日軍集中駐扎于青島并廢除“民政署”。顧維鈞認為，這屬于戰時的暫行辦法，可以趁和會尋求解決。于是有了不久之后，顧維鈞在五大國會議上的慷慨發言。

和會期間，日本代表在五大國會議上（英、法、美、意、日）提出，膠州租借地、鐵路以及其他德國在山東的權益，由德國讓與日本。顧維鈞針鋒相對，從歷史和文化上闡釋膠州灣與山東都屬于中國，更強調山東在中國國防上的重要性，日本出兵膠州灣不假，但中國不能用出賣主權來表示感謝。中國既已對德宣戰，從法律上而言，戰前的租借地和鐵路條約就同時宣告作廢，德國根本無權讓與他國，膠濟鐵路和膠州灣在法理上都應直接交還給中國。

顧維鈞的發言受到與會代表的欣賞，但日本外交官也是有備而來，他們在辯論中提到，山東問題已由中日簽署協議來解決，還在私底下暗示，陸徵祥路過日本時，同意中日一致行動。這不但引出了中日間所簽的各項密約和換文，還將陸徵祥推向了風口浪尖。中方決定，將山東問題說帖與中日密約一起提交和會。

這時，代表團內部矛盾開始激化。陸徵祥本來是代表團團長，但五位代表都有“全權”頭銜，他們要求各項決議采取多數決，由五人共同畫押。按照這種方案，陸徵祥的權力被稀釋成五分之一，空有團長的頭銜，此后將遇事掣肘，有責而無權。無奈之下，陸徵祥避走瑞士，向北京政府提出辭呈。

3月下旬，國務院將代表團擴充為九人，同時任命陸徵祥為“全權委員長”，主持一切，各討論事務未經決定以前，委員長可“便宜行事”。

當陸徵祥頂著全權委員長的頭銜回到巴黎，發現局勢悄然發生著變化。在此之前，中國代表團尚能得到熱情招待，且能獲得列強的同情與支持，等到3月底陸徵祥再到巴黎，各國代表對中國代表團表現得很是冷漠，他已感覺大事不妙。

原來，日本與英國本就有同盟關系，在戰爭期間又簽署密約，英國保證議和之時支持日本的訴求。在關鍵的時刻，協約國五強之一的意大利因不滿領土問題，憤而退會。日本代表團隨后威脅，如果不能貫徹自己的意志，將效仿意大利。英國因與日本有著特殊關系，也可能隨之退出。果真如此，巴黎和會就會完全破局。在此情形下，美國選擇了妥協。

按照中國要求，膠州灣和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應直接交還。而日本則要求先交給它，等處理妥當，再轉交中國。美國提出了調停方案，即由和會居中交還中國，被日本否決。日方堅持，中日之間已就山東問題達成了協議，應該按照之前的協議辦理。中方說，中日協議是接續“二十一條”而來，是日本威逼外交下的產物。但日方卻反駁，1918年簽約之時，中國已經加入協約國對德宣戰，不存在被日本脅迫的情形，中方對中日協議表示“欣然同意”，這就說明條約是中方自愿簽署，并非強迫。美國總統威爾遜一改此前支持中國的態度，質問中方為何“欣然同意”與日方簽約？一旁的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則給了陸徵祥一個選擇：或者照此前中日簽訂的條約辦理，或者將德國的山東權益轉讓給日本。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陸徵祥無比沮喪，他只能去設法補救，希望把膠州灣交由五大國共管，進而開辟成各國商民可自由往來的通商口岸。他不知道的是，英、美、法三國已經在聯合起草對德和約，三國依照日本的意見來處置山東，對中國的呼聲充耳不聞。4月底，對德和約草案出爐，將山東問題單列出來，分成一五六、一五七、一五八號條款進行陳述，由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

眼看國權旁落，四個月的艱辛交涉付諸東流，陸徵祥心急如焚，他將眼前的兩個選項擺開，一一權衡得失：簽約，看著山東權益喪失，等于拿著戰勝國身份卻簽下降表；拒簽，等于同時放棄各項利益訴求，想要取消對德庚子賠款、取消領事裁判權，就須與德國單獨談判，能否收到預期效果毫無把握。更何況，即便拒簽和約，《民四條約》與其他中日密約也不會憑空消失，日本仍會要求執行條約；即便與日本重開談判，面對僵化的中日關系和流失掉的國際支持，能否談出想要的結果，也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簽與不簽，實在是兩難。

在得知和約無法修改后，陸徵祥與代表團想出了一個折中方案：希望在簽約的同時，聲明中國不接受山東的處置方式。這樣，既能享有戰勝國對德的一攬子權益，又能為山東問題的交涉預留空間。陸徵祥將其中的利弊進行了詳細說明，發給北京政府。

就在這個當口，國務院發來一封密電。電文指示說，我方要堅持原則，不能承認將膠州由德轉日的做法。密電另向陸徵祥通報了前一天，也就是5月4日，在北京發生的一樁群體事件：

昨日，北京大學等校學生聚眾千余，以“還我青島”為詞，高揭旗幟，有“抵制日貨”、“滅盡倭奴”等字樣，先赴英、美各使館請謁被拒，遂至曹總長宅，逾垣而入，放火焚屋，搗物傷人。駐日章使適在曹寓，被毆重傷。警隊勸阻無效，當場逮捕現行犯數名，始克解散。恐遠道傳聞失實，用以附達，亦可見我國輿情激切也。

這場運動，日后以它發生的時間冠名，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最為重大的事件之一，甚至被當作兩個時代之間的分水嶺。

中國代表團是以戰勝國之姿前往巴黎的，陸徵祥絕沒想到事情會發展這一步。青年學生之所以選擇曹汝霖為發泄對象，焚毀曹宅，很重要的原因是曹參與了“二十一條”的秘密交涉；而事實上，他當時是陸徵祥的副手。經過報刊輿論的聲討和青年學生的撻伐，曹的名譽怕是保不住了，陸徵祥居然逃過一劫，他除了對曹汝霖多少有些愧疚，更多的還是憂懼和失望。四年前的擔憂，今天終于成為現實。雖說外交官應當用專業所學去做獨立判斷，雖說愛國者應首先去考慮“茍利國家生死以”的大是大非，但畢竟清議可畏。這時如果有人去渲染陸徵祥是《民四條約》的簽約人，只怕他在劫難逃。

4

拒約

5月6日，代表團收到對德和約的全文，陸徵祥和王正廷出席和會。在全體大會上，陸徵祥沉重地說：中國代表團對和約表示“深切之失望”，“中國全國人民必為同一之失望”，和約“未顧及法律公道及中國之安寧”，自今以往，中國代表團對山東條款持有保留。

實際上，僅就外交上的得失而言，國務院是傾向于簽字的，他們從陸徵祥電報中讀出了贊成簽字的傾向，王正廷、施肇基也傾向于簽字。但從5月4日起，國內抗議風潮迭起，讓政府看到“群情憤不可遏”，國務院給陸徵祥發電說，“為國家前途計，和約不可不簽字；而為國家一時安寧計，而和約又絕對不可簽字。”簽約負面效應，在外交之外，它關系著民心向背和政治穩定，關系著袞袞諸公的歷史評價，這是在位者不得不考慮的。此中滋味，陸徵祥的體會更深。他眼下的目標，在于保留對德和約中山東條款的處置，同時爭取對德和約中給予戰勝國的權益。

然而，這個補救方案同樣遭遇到巨大的阻力。

陸徵祥先找到法國外長征詢保留山東條款的可能，結果對方說，“萬辦不到”，一旦中國開了“保留之例”，他國必紛紛援引，保留不滿意的條款而只取對自己有利的權益，這樣一來，和約豈非效果全失？陸徵祥又派顧維鈞四處游說，援引1815年維也納會議中瑞典的做法，即簽約的同時，在約內聲明對部分條款持保留權利。令人沮喪的是，和會否決了中方的意向，非但不允許在約內進行保留聲明，也不允許在約外進行自行聲明：中國代表團要么簽字，要么拒簽。

陸徵祥又一次被推上風口浪尖，面臨痛苦的抉擇。簽與拒簽的利弊，代表團、北京政府都再清楚不過：簽，犯眾怒；不簽，決裂。決裂后，其他權利還要不要，山東應如何收回？

6月中旬，陸徵祥舊疾復發，又一次住進了醫院。

病床上的他，暫離了意見歧出的代表團，也不用穿梭在大國元首之間。他想了很多事情。他的上司楊儒為拒簽俄約，以身殉職；同他一起交涉“二十一條”的副手曹汝霖，此時已是人人口誅筆伐的“國賊”，這些都令他唏噓不已，但此生給他最深刺激的，還是恩師許景澄的遭遇。

陸徵祥本是上海廣方言館的法文學生，20歲時，由當時的駐俄德公使許景澄奏調，擔任使館翻譯官。此后的十多年，他一直在駐俄使館度過。語言之外的外交知識與做人道理，多是拜許景澄所教。多年之后，當他與世無爭歸隱于比利時修道院時，仍將恩師的遺訓刻印多冊，常置手邊，當作禮物贈與友人。

戊戌政變之后，許景澄回國擔任總理衙門大臣。當時的政治氛圍保守，總理衙門官員成了異類。1900年夏，在義和團運動的高峰期，最高統治者召見眾臣，商議要對外宣戰。光緒帝擔心釀成大禍，見許景澄跪在附近，上前拉著他，略帶哭腔地問：“外洋有此等事否？”許景澄冒險直言：圍攻使館，有違國際公法。這個表態，激怒了端郡王等人，他們隨后羅織罪名，說許景澄“任意妄奏，莠言亂政且語多離間”。可憐一代優秀的外交家，因此被殺于菜市口，以身殉國。

許景澄的死，給陸徵祥以巨大的刺激。1912年初，由陸徵祥領銜，率駐外使節電請清帝退位。按說，此舉有違外交官的職業原則，應該與許景澄的死有很大關系。許所貢獻的是一位外交官的職業判斷，他懂得外交，卻未必懂政治；或者其實他懂政治，也知道趨利避害，但國家生死之際，豈可只顧個人禍福？可悲的是，盡管他說了自己認為該說的，盡管他搭上了性命，卻依然沒能挽回時局。

現在，對德和約已經擺在眼前，陸徵祥在簽與不簽之間游移煎熬。山東代表前來看望他，他大概想到了拒簽的各種后果，甚至要流下眼淚，但終于做出表示：“我總是不能再簽了”！四年前已經犯險一次，這一回，他無論如何也不要再擔罵名。

6月28日，協約國代表齊聚凡爾賽宮，準備簽署商議了半年的對德和約。中國代表團缺席不到，表示拒簽。陸徵祥率代表團電告政府，說半年來忍辱負重，卻事與愿違，“內疚神明，外慚清議”，奉職無狀，請求辭職。“內疚神明，外慚清議”是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時進退兩難的自我描述，用在這里，則是陸徵祥在職業判斷和政治判斷之間煎熬和交戰的寫照。

5

尾聲

1919年底，陸徵祥回國。當船駛經吳淞口時，幾千人打著旗幟在岸邊歡迎他。旗上大書“不簽字”、“歡迎不簽字代表”的字樣。等到他登岸后，發現從碼頭到火車站的路被熱情的群眾堵得水泄不通，大家喊聲震天，歡迎拒簽和約的英雄歸來。陸徵祥明白，清議可以無慚了，而內心的神明呢？現在，日軍還賴在青島，中國還要單獨對德談判，還要面對中日密約，這些后事要如何了結？他都毫無把握。

等他回到北京，發現山東代表每天一隊前往總統府，向大總統徐世昌訴苦，甚至嚎啕痛哭，說陸徵祥不簽和約，山東人受盡了日本人的報復。面對這些山東群眾，陸徵祥充滿歉意，他說：不簽，得罪山東人；簽字，卻要全國人受害。諸位回去，只說“陸代表跟山東人一齊受苦”。

1920年12月，陸徵祥辭去外交總長，逐漸淡出政壇。

就在一年前，他還是全國擁戴的英雄。他大概不曾想到，由他主導的這場交涉，居然成了改變歷史進程的引子。

專題｜一線的弱國外交官：陸徵祥在1919

李文杰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