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蠻貿易時代：

近代早期日本與歐洲交流史

（1542-1650）

顧衛民 著

明末西學東漸的側寫

日本明治維新的先聲

編輯推薦

本書選取了一個很小的切片，詳細描繪了十六世紀中期到十七世紀中期這一百年時間里，來自歐洲的不同人群與日本進行了怎樣的互動。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時期，明末的中國沿海也經歷著相同的文化互動，利瑪竇與徐光啟就在此時共同翻譯了《幾何原本》。讀者可以將兩者對讀，看看歐洲的宗教和商業，對一衣帶水的東亞鄰邦有著怎樣不同的影響。

內容簡介

本書敘述了南蠻貿易時代（1542—1650年）日本與歐洲交往的歷史，包括葡萄牙人從里斯本、果阿、馬六甲到澳門與長崎的航線的開辟，雙方貿易關系的建立，經由這些航線多方商品的流通，耶穌會士的東來及其貿易活動與傳教事業；也包括日本方面的反應：多地大名前來皈化，派出少年使團——天正使團出使歐洲，幕府最初對貿易活動和傳教事業的欲拒還迎，歐洲藝術、神哲學、文學、器物等在日本引發的各階層的種種觀感，以及相應的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習俗上受到的影響；最后，由于德川幕府的閉關政策，導致的日歐交往的終結。然而，這段短暫、豐富和復雜的歷史，仍然可以看作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接納西方文化的最重要的和最廣泛的預演。

作者簡介

顧衛民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澳門科技大學特聘教授。主要著作有《果阿——葡萄牙文明東漸中的城市》（2009）、《“以天主和利益的名義”：早期葡萄牙海洋擴張的歷史》（2014）、《從印度洋到太平洋：16—18世紀的果阿與澳門》（2016）、《葡萄牙海洋帝國史：1415—1825》（2018）、《荷蘭海洋帝國史（1581—1800）》（2020）等。

目錄

南蠻貿易時代：近代早期日本與歐洲交流史（1542-1650）

第一章

波瀾壯闊的果阿—馬六甲—澳門—長崎航線（1542—1640）

引言 / 1

一、“日出之國”被“發現” / 10

二、季風、信風、航線與加比丹·莫爾 / 19

三、葡萄牙船只及其所載的貨物 / 41

四、荷蘭人、英國人、西班牙人與“朱印船” / 66

五、航線的最后關閉 / 94

六、白銀的環流 / 11

第二章

“天主”與“瑪門”：耶穌會與葡日貿易以及教會內部的爭議（1560—1640）

一、日本耶穌會的傳教事業

二、財政上的困難

三、耶穌會士參與澳門與長崎之間的海上貿易

四、耶穌會內部的爭議及其與托缽僧會士的爭議

五、“天主”與“瑪門”之間的張力

第三章

“天正使團”訪問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教宗國

以及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文化輸入日本（1582—1590）

一、“天正使團”出訪的動因及其在亞洲的行程

二、使團抵達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及羅馬教廷

三、歐洲文藝復興文化輸入日本

四、使團成員的肖像畫及其最后的結局

附錄：米額爾（千千石）、利奧以及利諾的對話
——“天正使團”與世界地理知識傳入日本

第四章

“南蠻藝術”的光與影：耶穌會與歐洲藝術在日本

一、日本耶穌會的藝術學校

二、尼格勞及其學生的繪畫

三、圣母像、耶穌像以及圣徒像

四、南蠻漆器、金屬器、“踏繪”以及陶瓷器皿

五、“南蠻寺”以及教會住院建筑

六、日本耶穌會藝術家在澳門、北京等地的活動

七、瑪利亞觀音像

第五章

南蠻繪畫屏風和地圖屏風（1568—1650）

一、南蠻屏風

二、地圖以及地志畫屏風

三、南蠻時代日歐交流的忠實記錄

第六章

近代早期長崎城市的開港以及閉關的始末

一、大村純忠的皈依和捐贈

二、從豐臣秀吉統一九州至德川家康時代的長崎（1587—1614）

三、“南蠻文化”的氛圍

四、從禁教邁向鎖國（1613—1637）

五、“島原之亂”與最后的閉關（1638—1640）

六、 1640年后的出島、“唐人”“唐船”與“唐人屋敷” “漂流人”

主要參考書目

后記

精彩書摘

豐臣秀吉統一九州及“禁教令”頒布

1587年在日本與歐洲關系史、日本國內史以及長崎城市史上都是重要的一年。豐臣秀吉在豐后的大名要求之下，擊敗了薩摩的軍隊，征服和統一了整個九州。這年 2 月，豐臣秀吉的麾下小西行長（也是一名信奉基督教的大名）率領軍隊進入長崎灣。同時，大村純忠也將他的部隊從島原半島撤回到九州的西部，小西行長的部隊不久就對九州南方大村純忠的據點發動了攻擊。5月14日，豐臣秀吉的軍隊已經抵達八代，就在這個地方，他的軍隊駐扎了下來。5月25日，大村純忠在長崎去世。5月28日，耶穌會的副省會長科埃略帶著三名穿著盛裝的葡萄牙商人在八代覲了豐臣秀吉，這是后者第一次見到來自域外的、面容和服飾都非常奇異的葡萄牙人。科埃略贈送給豐臣秀吉葡萄牙人的火槍，后者非常感興趣。科埃略還要求釋放關押在八代的一些基督徒囚犯，豐臣秀吉也答應了。7月初，科埃略、弗洛伊斯和另外三名修士搭乘大帆船前往博多，要再次覲見豐臣秀吉，途中他們在平戶逗留了八天。7月15日，豐臣秀吉突然到訪葡萄牙人居住的大船，這對于葡萄牙人似乎是一種殊榮。科埃略就在甲板上設宴招待這位九州的征服者，并談了很長時間，雙方的關系似乎十分融洽。但是沒過幾天，就在7月24日，豐臣秀吉突然發布了禁教令《伴天連追放令》，下令外國傳教士在二十天內離開日本。葡萄牙的耶穌會士按命令被集中到平戶，并被要求登上葡萄牙的大帆船回澳門或者印度。

關于豐臣秀吉為什么要這樣做，歷史學家有過不同的解釋。大概最主要的原因是，豐臣秀吉要在織田信長稱霸的基礎之上統一日本全國，并要掌握日本與海外的貿易。同時，他在統一九州以后也認識到基督教的廣泛傳播可能助長地方大名的分離傾向。事實上，豐臣秀吉在統一九州以后頒布了一系列有利于集權的強勢政策，包括對全國的土地進行調查（太閣檢地）、解除農民的武裝和實行兵農分離（刀狩令）、禁止私人發動武力或者戰爭、鎮壓國內外的海賊勢力、將原先各地分離的勢力整合到統一的集中的秩序之下管理，等等，所有這一切都是與地方分離傾向背道而馳的。在這種情形之下，當豐臣秀吉看到九州全境的各個大名擁有私人武裝并與海外的葡萄牙人有密切的通商聯系，九州各地還滿布與日本傳統的佛教徒和神道教徒完全不同的基督教徒的時候，理所當然地感到不安。禁教令應該是在這種心態和背景之下頒發的。日本歷史學家坂本太郎指出：“這一命令（禁教令）是他（豐臣秀吉）在征討九州的歸途中發布的，因此可以認為，他親眼見到了九州信徒活動的情況，察覺其有違日本綱常倫理，背地里包藏政治野心，所以才為國家統一和獨立而采取這樣的果斷措施。但是他沒有禁止通商，所以禁止基督教的命令未免執行得不夠徹底，而且他對于傳教士的迫害反而提高了大家的信仰熱情，甚至出現了新領洗者的事例。”禁教令沒有得到不折不扣的執行，大量的耶穌會士以及他們的日本助手隱蔽潛入九州各地基督教大名的領地。10 月，只有三四個人離開日本，他們去澳門是為了接受神父的祝圣儀式。

幕府直轄長崎

1588年1月11日，豐臣秀吉還簽署命令，將長崎置于太閣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長崎第一次開始由日本的中央政府而不是九州的大名管理。大村氏和有馬氏對于豐臣秀吉的做法自然感到不滿，他們聲稱長崎應該由他們來管理，因為他們認為自從大村純忠將長崎贈送給耶穌會以后，耶穌會是以他們的名義來管理這座城市和港口的，在耶穌會管理長崎結束以后，現在應該歸由他們來接管了。但是豐臣秀吉對于大村氏以及有馬氏的訴求完全不予理會，他徑直派遣基督徒大名小西行長來到長崎執行他的命令。當時長崎的地方政府是由一些選舉出來的社會名流組成的，他們中的許多人與耶穌會士的關系非常密切。不過，如前所述，豐臣秀吉雖然禁止基督教，卻沒有禁止長崎與澳門的葡萄牙人進行通商，因為他要發動更大規模的海外戰爭，需要金錢的支持。由于無法徹底隔絕海外貿易、拒絕與葡萄牙人貿易帶來的利潤，禁教令實際上也得不到徹底的執行。同年8月16日至18日，葡萄牙艦長杰羅尼姆·佩雷拉（Jerónimo Pereira）率領葡萄牙大帆船來到長崎貿易。在次年1月底離開長崎之前，他派遣了一名使者帶著許多禮物前往覲見豐臣秀吉。豐臣秀吉對這名使節表現出和藹可親的態度，同時也向這位使節坦率地表明，他個人對耶穌會的神父并無惡感，基督教很可能適合別的國家，但是在日本傳播基督教會威脅到日本本土的佛教和神道教，而神道教和佛教則是日本文明的根基。耶穌會士完全明白豐臣秀吉的間諜系統非常發達，他可能已經知道在禁止基督教的命令發布以后，只有三四名傳教士離開日本的事情。同時，豐臣秀吉向葡萄牙人表示，要繼續推進長崎與澳門的海上貿易活動。他派遣當時著名的基督徒商人小西隆佐（Konish Ryúsa or Joaquin，1533—1592）作為代理人以二十萬克魯扎多購買九百皮科的生絲。當時的耶穌會士對于豐臣秀吉的做法感到十分困惑，因為小西隆佐也是一位基督徒商人，也是著名的基督徒大名小西行長的父親。同時豐臣秀吉還宣布，他的代理人在長崎購買葡萄牙人的貨物（最主要的是生絲）是擁有優先權的。如1589年，他購買了九萬斤，占葡萄牙人運到長崎的生絲的三分之二。他還讓在長崎的官員采取單方面定價以及一次性購買的方式，杜絕葡萄牙人抬高貨價的可能性。豐臣秀吉在長崎以外的港口也采取這樣的辦法，如在 1589 年，他向薩摩藩主島津氏下令，在他派遣的官員抵達當地以前，不得開啟買賣。這一年，他在薩摩藩一下子買下價值兩萬兩銀子的貨物。可見在對外關系上，豐臣秀吉的策略與其后繼者德川家康一樣，就是將葡萄牙人的貿易活動與傳教士的傳教活動分開，保留通商，禁止傳教。這樣，日本當局就覺得可以通過貿易獲取利潤，同時也杜絕了教會帶給日本人民在信仰上的混亂與離心傾向。

1592 年以后，豐臣秀吉忙于入侵朝鮮的戰爭，對于長崎的處置就擱置了下來。在這一段時間里，長崎的耶穌會士沒有受到太多的打擾，可以繼續傳教。在整個豐臣秀吉時代，長崎奉行似乎只將注意力集中在撈取每年澳門與長崎的絲綢貿易利潤上（這也是以往耶穌會士最感興趣的），長崎實際上仍然是葡萄牙人能夠控制的地方。通過長崎奉行的報告，豐臣秀吉對于葡萄牙人和耶穌會士在長崎的行為基本上感到滿意，并不想把事情推到極端。1593年，他正式同意讓少量耶穌會士永久地居住在長崎，以便他們擔任譯員，協助奉行與從澳門來的葡萄牙船只進行貿易談判。1596年10月19日，發生了“圣菲律普號”事件，從馬尼拉駛向新西班牙（墨西哥）的“圣菲律普號”因風暴停泊在日本土佐，船長的口不擇言、夸大其詞引起了日本當局的警覺。a12月8日，豐臣秀吉再度發布禁教令，幕府在大坂和京都逮捕了以鮑蒂斯塔（Fray Pedro Bautista， 1542—1597）神父為首的一批方濟各會士、三名耶穌會士以及日本天主教徒，并將他們從京都押解到長崎。1597年2月5日在長崎的西坂，他們被殺害。后世稱為“二十六圣徒事件”。此一事件是豐臣秀吉對以菲律賓為基地的西班牙勢力的警惕以及對日本天主教會發出的警告。但是，豐臣秀吉并沒有改變他對長崎的管理方式，至死也沒有動搖對他的譯員葡萄牙耶穌會士陸若漢的信賴。

長崎奉行的職責之一是代表幕府監督九州的大名。除此以外，他們還要代表幕府為前往海外貿易的 “朱印船”頒發執照。“朱印船”制度于1592年豐臣秀吉治下開始實行，這些帶有朱印執照的日本船只在法理上是正常普通的船只，不是海盜船，它們得到日本幕府的保護，去往中國臺灣地區、菲律賓群島，以及更遠的東南亞的安南、暹羅貿易。后來德川家康進一步發展“朱印船”貿易，鼓勵海外通商。從1604年到1610年，幕府共發出194張“朱印狀”；從1617年至1635年，共發出353張，都是由長崎奉行簽發的。當時日本40%的進出口海外貿易都由“朱印船”擔任，其貿易額一時間超過了從澳門到長崎的葡萄牙人的貿易額。在1635年以前的約四十年時間里，幕府視“朱印船”以外的日本船只去海外為非法，并禁止海外的日本人回國定居。這些禁令都由長崎奉行執行。長崎奉行的其他重要職責是監督來到日本貿易的外國人的行為舉止；要向外國人一再重申禁止傳教的禁令；不僅要與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談判，而且要與英國人與荷蘭人談判。長崎奉行有許多時候并不居住在長崎，從1605年至1625年，長谷川家族的成員長期擔任長崎奉行，他們自己也從事海上貿易，也為將軍照顧幕府在長崎的貿易利益，還要平衡幕府將軍和地方商人的利益。從1636年開始，長崎的奉行至少要由兩名日本官員擔任，這些官員多來自江戶和大坂，他們有時住在長崎，但許多時候住在別的地方如江戶等地，有時在貿易季節則須來到長崎。隨著時間的推移，長崎奉行的職權范圍越來越大，除管理長崎本地以外，還要查禁九州各地的天主教以及攔截秘密來到日本的外國傳教士。最后，到1681年時，長崎奉行雇傭的人員多達1 041人，到1724年時多了一倍，成為那個時代日本最大的官僚機構。

點擊圖片即可優惠加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