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立本

如果沒有中華文化不絕如縷的文化奇緣，兩岸三地就會形同陌路，各走各的方向，但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是強勁的黏合劑，將不同的社會結合起來，創造了一個強大的氣場，化解了政治的危機，也使得一度出現的“港獨”和“臺獨”逆流，被強勢反擊。

反擊背后就是國共兩黨勢力的合流，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兩黨斗到最后，都會覺得中華文化是彼此最大的公約數。鄧小平改革開放后，中國大陸對中華文化的認知和推廣逐漸出現質的變化，也和臺灣地區的藍營有更多的共同點，彼此惺惺相惜，化解了兩岸的敵意。

中國大陸對中華文化認知的質變始于過去十余年間，沖破了馬列歷史唯物史觀的局限性，開放給更多元化的解釋，重視對傳統的創造性轉化，賦予傳統更多現代化的內涵。同時全社會歷經西潮的沖刷下都要尋回文化的“主體性”。這表現在傳統文化的普及浪潮，電視綜藝節目如《中華好詩詞》﹑《典籍里的中國》等，都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和普通老百姓都沉浸在唐詩宋詞、經史子集的世界，又往往可以與現實世界連結，展現文化的傳承，沒有任何的歷史斷層。

神州大地的中華文化傳承，曾經面對歷史斷層。60年代“破四舊”政治運動，以及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讓很多知識分子受害，而中華傳統也被馬列意識形態凌駕，成為被批判的對象。當時香港有很多來自中國大陸的民間力量，承接中華文化的道統，在島嶼弦歌不絕，盡管在殖民地的體制下，歐風美雨是主流，但民間拒絕花果飄零的命運，在深水桂林街的破舊唐樓，一些南來知識分子如唐君毅、錢穆、張丕介等人，創辦了“新亞書院”，篳路藍縷興學，堅守中華文化主體，成為香港的文化傳奇。

這也是中國8、90年代與中華文化傳統再續前緣的伏筆，錢穆和唐君毅的著作成為中國大陸的暢銷書，影響社會文化方向，對知識界和政界帶來暮鼓晨鐘的作用，理解香港曾建成一道文化長城，在殖民地的氛圍下力抗西方強勢文化的挑戰，艱苦尋回那些在抗戰與內戰中飄遠了的文化碎片。中國在改革開放后，逐漸興起了“國學熱”，也要去意識形態化，不要機械地將馬克思的階級分析作為理解中國歷史的工具，而是要直接回到原點，也要廣泛使用更多的歷史與社會科學方法，重新認識中國，傳承中國的智慧。

臺灣地區在中國文化與歷史研究也是人才輩出，帶來很多新視野和洞見，對中國大陸有所啟發，臺灣地區也樂見神州大地轉向，不再以馬列為圭臬，而是回歸中華經典，要追尋自我創新之途。

更讓臺灣地區藍營勢力共鳴的是，中國大陸在國家建設上爭分奪秒，于十幾二十年間變身為“基建狂魔”，建成全球最大的高鐵、高速公路、隧道和橋梁，提早實現孫中山所提出的建國方略和實業計劃。這都使臺灣地區具有中國人認同的民眾，感受中國現代化步伐為十四億中國人帶來福祉。

這也反映中國大陸的流行文化，吸納臺港靈感，凝聚兩岸三地的軟實力。8、90年代臺灣地區的流行曲，鄧麗君《小城故事》的溫柔、齊豫《橄欖樹》的清新、羅大佑的《滾滾紅塵》都讓大陸人民耳目一新，發現在高亢的革命歌曲之外，還有如此柔情的旋律。香港的功夫電影和警匪片，曾經讓兩岸目眩。最近大陸風靡一時的《周處除三害》，臺灣地區演員阮經天是男主角，但導演黃精甫卻是香港人，折射兩岸三地影視“三贏”的范例。

中國大陸的電視劇也在臺港流行。《甄嬛傳》被稱為長銷不墜的“神劇”，臺灣地區近年春節期間，八大電視臺都在重播《甄嬛傳》，被譽為臺灣地區的另類“春晚”。中國大陸以職場為背景的電視劇，如《城中之城》《平凡之路》《裝腔啟示錄》《精英律師》《白色城堡》等，讓“臺港”觀眾驚艷，了解中國大陸民間社會的運作，特別是精英階層的心態與游戲規則，讓人大開眼界。當然，也有描繪農村與基層社會的《山海情》《人世間》等，可以看到中國底層社會翻天覆地的變貌。

盡管臺灣地區綠營和香港“黃絲”等分離主義勢力近年都在妖魔化中國，并且套用以前國民黨的口號如“匪區”“共匪”等貶詞，但聰明的香港人會用腳投票，紛紛涌去大陸，在復活節與清明節假期逾三百五十萬人次到中國大陸，分享神州大地最新的生活方式。臺灣地區雖然組團到大陸旅游被綠營政府限制，但自由行人數飆升，臉書上“陸劇討論會”群組也高逾三十萬人，臺灣地區的中學生和大學生都喜歡馳騁在小紅書和抖音的世界。兩岸三地的文化奇緣是不能阻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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