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某大學一位海歸“青椒”（青年教師）自殺，輿論指向他是因為“非升即走”的壓力。

學校有關人士在接受新京報采訪時，指出他是長期抑郁癥，暗示悲劇終究是自己造成的。

學校否認了“非升即走”，因為像他這樣的“高水平人才”其實是有編制的，自殺前仍然是副教授（未降級）。但是學校也承認，要求他退還部分安家費，并稱他是自愿退還的。

在“辟謠”中其實也透露了真相：這位有抑郁癥的老師，確實受到考核的極大困擾，甚至因為考核不達標而受到懲罰。

這位老師2019年被引進到高校，正好是疫情前。他的第一個考核期，剛好完整覆蓋三年疫情，可以想象，有一種更特別的壓力。

實際上，他的自殺有某種象征意義。因為疫情前和疫情后其實是兩個時代，尤其是對“海歸”來說。

他在上個時代的尾聲。那時海外大學的博士學位還很吃香，還算特殊人才，有很好的待遇（所以學校才有一點委屈）。

現(xiàn)在，“海外高校博士”已經(jīng)不算“輝煌履歷”，相反，卻有一種隱憂。美國名校防范博士帶走成果，而中國的大學，對“海外”兩個字也有點警惕。

沒怎么讀過書的普通人，會認為中國大學已經(jīng)遙遙領先，不再把外國名校放在眼里。

丘成桐說中國數(shù)學比美國落后幾十年，引來胡錫進批判，這就是典型：不懂數(shù)學的混子在嘲笑一流數(shù)學家的專業(yè)判斷。

當然，讓人悲哀的并不是文盲或者胡錫進怎么看，而是這是一種已然成型的社會氛圍。

中國大學曾經(jīng)很注重國際評價，在頂級期刊發(fā)論文是一種榮耀。在這個意義上的“卷”，雖然殘酷，也算有點意義。

有些大學對留學生特別優(yōu)待，引來國人批判。這種做法很丑陋，其實是為了提高“國際生源比例”這個加分項。

但是接下來可能會是另外的畫風：國際評價尤其是美國主導的發(fā)達世界的評價，不再重要，但是廣泛考核仍然存在，因為這是大學運營的核心邏輯。

有些考核變得無意義和荒誕，但是恰恰是這些考核本身，會大大增長。真正折磨人的，恰恰是這些“多余的”“過剩的”考核。

學術研究或者一切和創(chuàng)新有關的工作，其本身都有讓人癡迷的、不為外人所知的“狂喜”，而過剩的考核會消滅狂喜，撲滅人內(nèi)心的火焰。

所以并不意外，過剩的考核會加重個體的抑郁癥，也會導致抑郁癥在青年教師群體的普遍化，而“海歸”則更是危險群體。

有些時候你僅僅因為在海外讀過書，就會受到攻擊。這是并不太遙遠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