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情

威廉斯抓住自己30%的“閑暇”達到了許多美國詩人終其一生也難望其項背的高度。

原文 ：《威廉斯：本土·生態·中國》

作者 |北京交通大學 耿紀永

圖片 |網絡

無論中、西文學史，從醫出身的墨客文人不乏其例。除了魯迅，國內還有池莉、余華、畢淑敏等為人熟知的作家；至于國外，俄羅斯的契訶夫、英國的柯南·道爾、毛姆等對國人來說也堪稱如雷貫耳。但若論既能以行醫為主業，又能在文學創作方面極具建樹的作家便一下子寥若晨星。美國20世紀最負盛名的詩人之一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 1883—1963）就是其中的一位。1906年，威廉斯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取得醫學博士學位，同年開始詩歌創作。三年后，他出版第一部詩集《詩篇》（Poems），并在此后長達半個世紀的創作生涯中相繼創作不同類型作品近40部，斬獲美國全國圖書獎（1950）、博林根詩歌獎（1952）、普利策獎（1963）等重要文學獎項，常以其獨樹一幟且富于開拓性的詩風與弗羅斯特、龐德、艾略特、史蒂文斯并稱為美國現代詩壇五巨擘，一舉開創了美國詩歌的“威廉斯傳統”。但何曾想到，這一切的創作與成就，竟只是威廉斯用其業余時間所完成。就在《詩篇》出版的同年，他回到故鄉新澤西州專任兒科醫生，年近懸車方才退休。威廉斯把70%的時間花在助產和醫治嬰兒上，30%的時間用于創作。他常在出診的途中，突然把汽車停在路旁，匆匆在藥單上涂幾筆，記錄下靈感，然后再驅車趕路；在門診的空閑時間，他用辦公室里的打字機，噼噼啪啪地敲下詩句，直至有人來求診為止。如此，威廉斯抓住自己30%的“閑暇”達到了許多美國詩人終其一生也難望其項背的高度。

美國詩壇的威廉斯傳統

1922年，T. S.艾略特發表了劃時代的長詩《荒原》（The Waste Land），正式宣告以旁征博引、抽離個人情感為代表的新批評派詩歌在美國詩壇中的主導地位。此詩引用了超過三十五種作品（甚至包括當時的流行歌曲），使用了包括梵語在內的六種語言。

而在威廉斯看來，《荒原》竟然未引用美國文本中的只言片語。掌握多種語言又畢業于哈佛大學的艾略特像龐德一樣博學，但他摧毀了自己在美國成長的所有印記。威廉斯認為艾略特由于遠離自身生長的土地而失去了根基，把自己和生動鮮活的生活隔絕開來，繼續學院派埋首書本的路子，盡管可以風光一時，長遠看來，他的無根性決定了他是在進行文化自殺。二人間的分歧愈演愈烈。

反觀威廉斯，其詩歌從普通美國百姓的生活之中生根、發芽。他四處走訪病人以獲取靈感：他走路時會停下來，與一個因把自己房前人行道打掃干凈而躊躇滿志的老黑人說說話；也會記錄下某位從意大利移民到美國的女士，用結結巴巴的英語表達對丈夫身患肺炎的擔心等等。1917年，威廉斯的第三部詩集《給喜歡它的人》（Al QueQuiere!）踐行了其立足于美國本土的創作實踐，標志著威廉斯詩歌創作成熟期的到來。在隨后的幾年里，許多耳熟能詳的詩篇相繼發表，如《酸葡萄》（“Sour Grapes”）、《春天及一切》（“Spring and All”）等等。其詩歌語言簡約、意象質樸、情感細膩，充滿淡雅輕靈的生活氛圍，如名作《紅色手推車》（“The Red Wheelbarrow”）：

那么多東西/依賴于

一輛紅色/手推車

閃亮地綴著/雨滴

旁邊是群/白雞

詩歌僅簡單的8行。詩中代表人類文明的手推車與自然景物在威廉斯筆下有機結合，暗示人類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一部分。從中不難看出，深受意象派詩歌影響的威廉斯善于重組“天然去雕飾”的散文句來構建詩歌，讓事物以其自然的狀態呈現于詩句之中，頗具本土本真特色的審美價值，進而奠定了后來美國詩壇重意象表達輕書卷堆砌的風格偏向，形成了獨特的“威廉斯傳統”，影響了羅伯特·鄧肯、查爾斯·奧爾森、羅納德·約翰遜等一大批詩人，開拓出與T.S.艾略特截然不同的創作路線。

威廉斯的生態關懷

環境保護成為當今全人類共同的訴求，一場浩浩蕩蕩的生態轉向也在文學界興起。而早在一個世紀前，威廉斯在詩歌創作中即開始關注人類生存環境，探討人類與自然間的關系，展現出積極的生態理念，主張用藝術和語言“構建一種與自然世界更為親近的接觸”。正如他的詩歌《憶四月》（“Memory of April”）中所感慨的那樣：

你說愛是這，愛是那：

是楊花，是柳芽

是風是雨梳，

叮咚滴瀝、叮咚滴瀝——

樹枝正飄走。唉！

愛還未曾到過這國度。

威廉斯自幼親近自然界中的一草一木，這與他的成長環境密不可分。威廉斯出生、成長于新澤西州的盧瑟福城（雖然叫“城”，實則只是人口不過5000的小鎮），學有所成之后亦返鄉定居、工作直至逝世。據威廉斯回憶，盧瑟福城“沒有排水溝，沒有供水系統，甚至沒有煤氣。當然也沒有電，沒有電話，甚至沒有一輛有軌電車”。就是這樣一座相對落后的小鎮給予了小威廉斯奔跑撒野的廣袤天地：“越過后面的籬笆”就是基普的樹林，“這是我們的野地”。農田從小鎮的郊區向周邊延伸，帕塞伊克河和哈肯薩克河滋養著大片的沼澤地；鷺鴛在香蒲叢中筑巢，從加拿大遷徙過來的野鵝在蘆葦林里筑巢、覓食。盧瑟福城的自然風景成為威廉斯詩歌創作中一再復現的場景，亦是威廉斯生態詩歌創作的最初啟蒙。

威廉斯的中國緣

在威廉斯傳統的形成與威廉斯生態詩歌創作中，中國文化，尤其是中國詩歌的影響至關重要。父親曾送給兒時的威廉斯一份禮物——孔子的雕像。孔子的神情威嚴又凝重，他教育人要克制自己，提升德行。這次孩提時代與中國文化的接觸給威廉斯留下了深刻印象。1902年，威廉斯進入賓夕法尼亞大學，在那里與龐德建立了亦師亦友的關系。在龐德的引薦下，威廉斯拜訪了美籍華人王燊甫，并在王燊甫邀請下與其一起翻譯中國古詩，以唐宋時期為主。1966年，王燊甫以《桂樹集——漢詩編譯作品選》（The Cassia Tree: A Collection of Translations & Adaptations from the Chinese）為題，將二人所翻譯的中國古詩發表。在譯作中，威廉斯進行了美國口語化的創作，在形式上也較為自由，試圖再現中國古詩的意境和語言之美，而這些古詩也反哺了威廉斯。威廉斯充分借鑒中國詩歌中諸如詩畫結合的創作方式，吸收道家齊物等思想，將中國古詩中思鄉等主題融入創作，彌補了美國詩歌文化中此類情感的缺失，從而進一步塑造了其立足于本土的威廉斯傳統。

同時，威廉斯受到中國古典詩歌以及道禪生態思想的啟迪，以意象為載體，創作了許多極具東方詩韻的生態詩。在創作中，中國古代書法縱向書寫，以及三字經英譯文對威廉斯影響甚大，他采用“立體短詩”的創作形式，以詞作畫，以形作詩，常將表面上無規則的詞語豎向堆砌，卻內在表達出自然的和諧，力圖呈現事物最為原初的形式。在主題上，吸收中國道禪生態思想的威廉斯主張人類應限制自身的欲望，減少對物質的依賴，恢復與自然的直接接觸，在日漸惡化的環境中找尋真正自我的歸宿。以《紅色手推車》為例，不難發現該詩不止形似白居易等唐代詩人的絕句，其主題亦符合唐代絕句常表現的道家“以物觀物”觀點。通過借鑒道家“物自性”“道”等生態理念，威廉斯表達了萬物平等、萬物有靈、人類與萬物相互依存的觀念；禪宗中“有與無”“虛空”等生態觀念則促使威廉斯反思“生與死”之間的辯證關系。通過對中國古詩、道禪思想的吸收，威廉斯的生態詩歌形成了獨特的精神內涵。

在1977年美國詩人學會主辦的“中國詩歌與美國想象力會議”上，詩人默溫就曾指出，中國文化“已經擴充了我們語言的范疇與能力，擴充了我們自己藝術及感性的范疇與能力。到了現在，我們難以想象沒有這種影響，美國會是什么樣子，這影響已經成為美國傳統本身的一部分”。這位利用30%的時間進行寫作、富于反抗性、開拓性的從醫詩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便是默溫觀點極其生動鮮活的一例詮釋。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0世紀美國生態詩歌的中國淵源研究”（23BWW041）的部分成果]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1899期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王立堯